伊朗爭執撕開西方同盟裂痕！十次歷史翻臉證明：利益才是永恒底色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日前公開批評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稱其拒絕允許美軍從英國軍事基地對伊朗發動打擊“令人不滿”，并直言倫敦“并不配合”。他甚至揶揄道：“我們面對的不是溫斯頓·丘吉爾。”

這是特朗普在二〇二五年重返白宮以來，多次對英國表達不滿中的又一次。此前，他曾就英國移民政策、網絡言論監管、對華貿易、能源政策以及對丹麥在格陵蘭主權的支持等議題，對倫敦提出批評。外界將這一連串言辭視為對所謂“特殊關系”的一次沖擊。

縱觀歷史，美英之間的分歧并非孤例。所謂“特殊關系”，從來不是沒有裂痕的同盟，而是在分歧與妥協中反復校準的伙伴關系。

二十世紀以來，隨著美國逐步確立全球主導地位，而英國則在戰后殖民體系解體中失去昔日影響力，兩國之間的張力屢有顯現。美國在決策時，也往往權衡國內政治與其他盟友的利益，而非單純顧及倫敦的立場。

“特殊關系”一詞，最早由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于美國密蘇里州富爾頓發表的“和平之筋”演講中提出。當時丘吉爾雖已卸任，卻在演講中強調英國聯邦與美國之間存在一種“特殊關系”。

這場演講同樣因提出“鐵幕”一詞而聞名，成為冷戰格局形成的重要象征。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倫敦與華盛頓總體維持緊密合作。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一九九一年與二〇〇三年的伊拉克戰爭，以及二〇〇一年阿富汗戰爭，雙方大體保持一致。彼此公開批評的情況并不常見，正因如此，每一次分歧都會格外引人關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大量猶太難民涌入由英國托管的巴勒斯坦地區。當地猶太復國主義武裝與阿拉伯社區之間沖突不斷。

一九四六年十月，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在猶太教贖罪日前夕呼吁，允許十萬名猶太難民前往巴勒斯坦定居。這一表態，被認為與美國國內政治壓力及選舉因素有關。

英國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政府隨即表示，杜魯門的聲明“可能危及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據稱，艾德禮對美國的單方面干預深感不滿。

一九四七年二月，英國將巴勒斯坦問題提交聯合國。同年十一月，聯合國大會通過分治決議，主張建立猶太國家與阿拉伯國家。美國對此給予大力支持。

隨后沖突迅速升級。猶太武裝力量占領大量原劃歸阿拉伯方面的土地。數月內約七十五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約一萬三千人喪生。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宣布建國，中東格局自此進入新的階段。

一九五六年七月，埃及總統加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宣布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英國與法國擔心自身利益受損，與以色列秘密達成協議，由以色列進攻運河區，英法隨后以“維和”為名出兵。

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事先并未被告知相關計劃。他擔憂英法行動會將阿拉伯國家推向蘇聯陣營，也希望在去殖民化浪潮中確立美國的新角色。

美國在聯合國推動決議，要求英法撤軍，并阻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英國提供援助，甚至威脅拋售英鎊、限制石油供應。最終，英法在同年十二月撤軍。

這場危機被廣泛視為對“特殊關系”最沉重的一擊。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在輿論壓力下于一九五七年一月辭職。蘇伊士危機成為英國從全球帝國地位退場的象征。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英國核武發展落后于美蘇。美國一九六〇年同意向英國提供“天空之箭”導彈，英國因此取消本國“藍色鋼鐵”計劃。

但一九六二年，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政府宣布取消該項目。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認為，獨立運作的有限核力量“危險、昂貴且缺乏威懾力”。

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政府因此陷入緊張。危機最終通過同年十二月簽署的拿騷協議化解，美國改為向英國提供潛射“北極星”導彈。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則將此視為英國過度依賴美國的證據，多次否決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申請。

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希望英國派兵支持越南戰爭。英國首相哈羅德·威爾遜在內閣會議中曾戲言，約翰遜“連風笛隊都希望我派過去”。

但威爾遜面對國內反戰壓力，僅提供有限物資支持，并嘗試推動和平談判。兩國關系一度緊張。一次通話中，約翰遜不滿地說：“你去管馬來西亞，我來管越南。”其后的英國保守黨政府雖在政治上支持美國，但始終未向越南派遣作戰部隊。

一九八二年，阿根廷入侵馬爾維納斯群島。美國起初保持中立，既顧及與英國的盟友關系，也考慮拉美國家的立場。

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曾建議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尋求談判，由雙方共同管理群島，并設立多國維和力量。但撒切爾堅持阿根廷必須無條件撤軍。戰爭持續十周，英國最終收復群島。兩百五十五名英軍士兵與約六百五十名阿根廷士兵陣亡。

一九八三年，美國在加勒比海島國格林納達局勢動蕩后出兵干預。該國為英聯邦成員，英國政府事前并未獲知。

通話記錄顯示，撒切爾對此表達不滿。里根致歉稱“帶來尷尬”，但行動已在進行。這場行動再次提醒倫敦：即便是最親密的盟友，也未必事事相告。

一九九四年，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向新芬黨領袖杰里·亞當斯發放簽證，允許其赴美演講。英國首相約翰·梅杰政府此前極力反對，認為亞當斯與愛爾蘭共和軍有關。

英國方面對此極為憤怒。據披露，梅杰一度拒接克林頓電話數周。亞當斯后來表示，這次訪問象征意義重大，為當年八月停火鋪路。克林頓亦認為，該決定對和平進程至關重要。

在科索沃戰爭期間，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主張北約派遣地面部隊。美國總統克林頓則傾向僅進行空襲。

分歧一度公開化。克林頓在一次通話中要求布萊爾“約束身邊人員”，避免對外釋放分裂信號。最終，英國向科索沃派出四千名地面部隊，參與聯合國與北約的維和行動。

二〇一一年北約干預利比亞。美國總統奧巴馬后來在接受采訪時批評，歐洲國家未能承擔戰后重建責任。

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政府在軍事行動中積極參與，但戰后投入有限。奧巴馬形容部分歐洲盟友為“搭便車者”。利比亞此后長期陷入分裂局面，這場干預被不少人視為外交失誤。

二〇二一年，美國決定撤離阿富汗。塔利班迅速重掌政權。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表示，美國的決定“加速了局勢變化”。

英國國防大臣本·華萊士則批評此前與塔利班達成的撤軍協議是“糟糕的安排”。

約翰遜曾在七國集團峰會上游說美國總統約瑟夫·拜登延長撤離期限，但遭拒絕。這一幕，讓倫敦再次感受到自身在關鍵決策中的被動。

美英之間的分歧，并未終結雙方的合作。安全、情報與經濟往來依舊緊密。但歷史反復提醒人們，同盟并非情感敘事，而是利益交織下的選擇。政治人物會更替，戰略重心會轉移，全球格局也在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