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書報情緣，16歲留法獲“油印博士”雅號，為英文版《鄧小平文集》作序：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

文/劉火雄

從百色起義到浴血太行，從挺進中原到?jīng)Q戰(zhàn)淮海，從橫渡長江到進軍西南，鄧小平戎馬一生。他既能上陣破敵、功勛卓著，也曾治國安邦、下馬編書。“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硝煙彌漫的前線，鄧小平的辦公桌上經(jīng)常堆滿圖書和雜志，如晉冀魯豫邊區(qū)創(chuàng)辦的綜合性文化刊物《北方雜志》等。1970年，在得知人民文學出版社將出版一批古典名著的消息后，正下放江西參加“勞動改造”的鄧小平，及時委托江西省革命委員會黨的核心小組辦公室的秘書趙子昌，請他代為購買這批書籍。當收到全套《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西游記》這些精神食糧后，他非常高興，徹夜研讀。除了軍功、政績之外，鄧小平與新聞出版事業(yè)同樣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

法國編輯《少年》《赤光》，獲“油印博士”稱號

鄧小平第一次正式參與編輯出版活動是在赴法勤工儉學期間。1920年8月，年僅16歲的鄧小平辭別故土，與八九十名川籍弟子一道踏上了前往法國的郵輪。經(jīng)過近40天航行，他們抵達法國南部城市馬賽港，其后輾轉(zhuǎn)巴黎等地，開始了旅法生涯。

在周恩來、趙世炎等人影響下，1922年夏，鄧小平加入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chǎn)黨（簡稱“少共”）。同年8月，少共創(chuàng)辦了機關(guān)刊物《少年》。《少年》每月1期，1923年7月改為不定期刊，共出版了13期，其主要任務(wù)是“傳播共產(chǎn)主義學理”。鄧小平、李富春、聶榮臻都參加了《少年》編輯部相關(guān)工作。蔡暢在《談赴法勤工儉學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中回憶：《少年》刊物為輪流編輯，鄧小平、李大章刻蠟版，李富春發(fā)行。鄧小平、李富春白天做工，晚上搞黨的工作，周恩來則全部脫產(chǎn)。

◆鄧小平在法國的留影。

1924年2月，《少年》改辦為16開的《赤光》半月刊，每期12頁左右內(nèi)容，到1925年共出版了33期。《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赤光的宣言》說：“我們所認定的唯一目標便是：反軍閥政府的國民聯(lián)合，反帝國主義的國際聯(lián)合。”期間，鄧小平可謂集編輯、寫作、刻印、發(fā)行于一體。他以“希賢”等名字寫文章發(fā)表在刊物上，如《請看反革命的青年黨之大肆其捏造》《請看國際帝國主義之陰謀》等。鄧小平后來也感言：“我在《赤光》上寫了不少文章，用好幾個名字發(fā)表，那些文章根本說不上思想，只不過就是要國民革命，同國民黨右派斗爭。”鄧小平還負責雜志的刻蠟板和油印工作，經(jīng)常是周恩來將寫好或修改好的稿件送來，他一筆一劃地刻寫在蠟紙上，然后用簡陋的印刷機印好，再裝訂起來。鄧小平刻版不僅字體工整勻稱，而且油印裝訂工作完成得干凈利落，眾人于是笑稱他為“油印博士”。

鄧小平留法并編輯《少年》《赤光》的經(jīng)歷，以及與兄長兼同志周恩來等人的朝夕相處，為他日后成長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偉大的職業(yè)革命家奠定了基礎(chǔ)。期間，他還當選為旅歐共青團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局委員。1926年1月7日，由于在法國宣揚共產(chǎn)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等言行已不為當局所容，鄧小平等人乘火車離開法國前往莫斯科。

1927年春，鄧小平回到祖國，輾轉(zhuǎn)西安、武漢、上海等地投入革命事業(yè)，擔任了中共中央秘書長等職。1929年夏，他化名鄧斌，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廣西，領(lǐng)導黨的工作，準備武裝起義。為了做好百色起義各項準備工作，鄧小平親自草擬了籌辦《右江日報》和《士兵之友》雜志的計劃。同年11月，《右江日報》創(chuàng)刊號問世，該報每周的宣傳綱要和社論，鄧小平都審閱批示。

擔任《紅星》報主編，長征途中繼續(xù)出版

20世紀30年代初，鄧小平先后出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等職。1933年初，受“左”傾路線打擊，鄧小平與毛澤覃、謝唯俊、古柏一起被指控為“江西羅明路線的創(chuàng)造者”“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的領(lǐng)袖”，鄧小平由此遭受人生第一次大的政治落難，在一次所謂批判會議上，他一度被“下槍”，形勢非常嚴峻。同年5月，鄧小平被撤銷江西省委宣傳部長職務(wù)，黨內(nèi)給予“最后嚴重警告”處分。但是時隔不久，在時任中國工農(nóng)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賀昌等人提議下，鄧小平調(diào)任紅軍總政治部秘書長，他主動請纓，出任《紅星》報主編。

《紅星》報于1931年12月在江西瑞金創(chuàng)刊，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機關(guān)報，由紅軍總政治部編輯出版，最初為鉛印4開，5日刊，但實際不定期出版，有時增出《號外》。到1933年5月，該報已出版35期。這時，報社遇到了困難，已連續(xù)出版了好幾期油印報。鄧小平接手《紅星》報時，中央蘇區(qū)另有兩份報刊，一為蘇區(qū)中央局主辦的理論刊物《斗爭》，一為中華蘇維埃政府主辦的《紅色中華報》，《紅星》報代表軍方。這三份報刊可謂當年的“兩報一刊”。

◆1933年9月3日出版的《紅星》報（第五期），鄧小平任主編后重新開始編號。

鄧小平赴任后，首先從8月6日起恢復(fù)鉛印，并重新編排報紙序號，出版第1期。為了擴大稿源，《紅星》報第2期刊載啟事《優(yōu)待投稿同志》:“本報歡迎各同志投稿。五百字以下的稿件，經(jīng)本報揭載后，每篇酌致本報一份，或中央出版部出版的書籍一本。五百字以上的，每五百字酌致現(xiàn)金一角。”為擴大發(fā)行渠道，增加發(fā)行量，鄧小平和郵政總局簽署了協(xié)議，并在第7期上刊登啟事，要求“各通信員應(yīng)負責推銷本報，為突破兩萬份而奮斗”。鄧小平主編《紅星》報，身邊只有一名通訊員作助手。報紙每5天出版一期，單期近萬字，從組稿、編輯、排版、校對，幾乎他一人包干，此外，他還撰寫了大量社論和其他文章，如《把游擊戰(zhàn)爭提高到政治的最高點》《用我們的鐵拳消滅蔣介石主力爭取反攻的全部勝利！》等。伏案編報、通宵達旦對于鄧小平來說成了家常便飯。周恩來有一次送了一盞馬燈給鄧小平，供他晚上寫文章編報紙用。鄧小平對此十分珍惜，特地找來紅洋漆，用筆在馬燈油壺的底部寫下了“1934年鄧小平用”幾個字。

鄧小平通過“前線通訊”“捷報”“革命戰(zhàn)爭”等專欄，及時報道了紅軍的作戰(zhàn)情況和勝利消息，把《紅星》報辦成了“一架大無線電臺”。如《紅星》報第2期刊發(fā)了毛澤東以“子任”為筆名撰寫的文章《吉安的占領(lǐng)》。文章總結(jié)1930年10月紅一軍團占領(lǐng)吉安的經(jīng)驗和教訓，指出攻打吉安之所以成功，第一條就是反對了“立三路線”。鄧小平還不斷約請一線將士如周恩來、王稼祥、朱德、耿飚、聶榮臻等為《紅星》報寫稿，以便第一時間報道一手資訊。

在鄧小平主持下，《紅星》報蒸蒸日上，其發(fā)行量在1933年達17300份，在蘇區(qū)數(shù)十種報刊中名列第三，僅次于《紅色中華報》和《青年實話報》。然而，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迫使紅軍開始長征。行前，鄧小平把來不及編發(fā)的稿件、重要書籍資料、文房四寶裝入行軍挎包，并將蠟紙、油墨、紙張等印刷物資裝箱，另安排專人挑著行軍。

◆位于紅軍總政治部舊址處的鄧小平臥室兼《紅星》報編輯部。

長征途中，鄧小平堅持出版油墨印刷的《紅星》報。據(jù)曾擔任《紅星》報刻蠟工作的趙發(fā)生回憶：《紅星》報工作人員用兩條扁擔，挑著4個鐵皮箱子，隨著中革軍委晝夜行軍。鐵箱里裝著辦報的全部設(shè)備：一臺鐘靈牌油印機（因為太重，走到湖南時扔了，買了一個手滾油印機），幾盒油墨，幾筒蠟紙，兩塊鋼板，幾支鋼筆和一些毛邊紙，“一到宿營地，鐵箱子就是辦公桌，經(jīng)常在國民黨飛機轟炸中，支起攤子堅持工作”。即便如此，鄧小平與同事一道，在戰(zhàn)火彌漫的行軍途中出版了近10期油印版《紅星》報。

1934年12月15日黎平會議后，鄧小平被調(diào)離《紅星》報，接替生病的鄧穎超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的辦報生涯，由此暫告一段落。鄧小平擔任《紅星》報主編期間，共編輯出版了70多期。

關(guān)心支持重慶《新華日報》，報社要搞好企業(yè)化經(jīng)營

在此后多年繁忙的黨政軍務(wù)中，鄧小平同樣十分注重新聞出版事業(yè)的發(fā)展。他提出盡最大可能加強隨軍記者的力量，要“大大地加強對外宣傳工作，要通過文藝作品、報告文學、新聞通訊、攝影、繪畫等，把我們真實的戰(zhàn)斗生活反映到國際上去，流傳到華僑中去，傳播到大后方去”。鄧小平自己不時在《解放日報》《抗日戰(zhàn)場》《群眾》周刊等報刊發(fā)表文章，如《黨與抗日民主政權(quán)》《八路軍堅持華北抗戰(zhàn)》《太行區(qū)的經(jīng)濟建設(shè)》等。1946年5月15日，晉冀魯豫《人民日報》（中共中央機關(guān)報《人民日報》的前身之一）創(chuàng)刊之際，時任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和晉冀魯豫軍區(qū)政治委員的鄧小平把毛澤東提出的“為人民服務(wù)”五個大字題贈報社，指明了《人民日報》的辦報宗旨。1947年1月7日，鄧小平和劉伯承、李達致信滕代遠、薄一波，提出創(chuàng)辦《晉冀魯豫軍政雜志》，每月或雙月為出版周期，以便“提高軍政干部的業(yè)務(wù)技能和倡導與造成干部研究學術(shù)的空氣”。

◆位于重慶市的《新華日報》總館舊址。

1949年上半年，南京、上海解放后，鄧小平與劉伯承等人受命揮師西進，解放重慶，解放大西南。為加強宣傳攻勢，制造解放輿論，闡發(fā)中國共產(chǎn)黨的政策方針，鄧小平力抓的一件重要工作便是恢復(fù)《新華日報》編輯出版事宜。11月30日，重慶解放。12月10日，西南《新華日報》在重慶創(chuàng)刊。此前，《新華日報》差點被更名。原來，中共中央宣傳部考慮到在新中國成立后，南京已出版了《新華日報》，為了避免重名起見，曾致電西南局建議把報名改為《新西南報》。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按照鄧小平的指示，并由鄧小平簽發(fā)了給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復(fù)電。復(fù)電強調(diào)：解放前在重慶出版的由周恩來領(lǐng)導的《新華日報》，在讀者中印象很深，很受歡迎，因此不宜改名。電報進一步指出，命名《新華日報》是鄧小平向毛主席提出并經(jīng)毛主席同意的，報頭四個字還是毛主席題寫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隨即復(fù)電表示同意。

◆主政西南時期的鄧小平。

除了對《新華日報》編輯出版方針作出必要指示外，在報社經(jīng)營管理上，鄧小平非常開明和有遠見。1951年，新華日報社要修建辦公大樓，向西南財委寫了請示報告。鄧小平當時兼任西南財委主任。他一方面表示同意報社意見，但同時要求報社實行企業(yè)化經(jīng)營，以便減輕國家財政負擔。根據(jù)這一指示，西南局作出決定：《新華日報》每天可以用四分之一的版面刊登廣告。雖然刊登廣告如今早已成為常態(tài)，但該舉措對于尚處于百廢待興的“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媒體而言，可謂一項大膽的改革和嘗試。

◆1978年10月，鄧小平視察新華通訊社，受到熱烈歡迎。

1952年7月，鄧小平在主政西南任上奉調(diào)進京，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wù)院副總理兼財經(jīng)委員會副主任。此后政治生涯雖幾起幾落，但對于新聞出版事業(yè)，鄧小平仍保持高度關(guān)注，先后審閱了《人民日報》百余篇社論和文章。粉碎“四人幫”后，《光明日報》于1977年5月11日以特約評論員署名發(fā)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新華社于當天轉(zhuǎn)發(fā)了這篇文章的全文，第二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進行了轉(zhuǎn)發(fā)，很快掀起全國范圍內(nèi)的“真理大標準”討論。鄧小平過了幾天才知道有人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攻擊得很厲害，于是專門找來閱讀。5月19日，鄧小平明確表示：“文章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嘛，扳不倒嘛！”在中央高層領(lǐng)導中，鄧小平是最早站出來明確表態(tài)的。

促成《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出版，“中國的部分我們自己來寫”

1979年11月，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編委會副主席弗蘭克·吉布尼訪華。26日，他第一次見到了時任國務(wù)院副總理的鄧小平。會談中，鄧小平就四個現(xiàn)代化建設(shè)和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等論題發(fā)表了看法：說市場經(jīng)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jīng)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jīng)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jīng)濟為主，也結(jié)合市場經(jīng)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jīng)濟。

此次會談的另一項重要成果是中美合作出版《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大型工具書《不列顛百科全書》（又稱《大英百科全書》）1768—1771年在蘇格蘭愛丁堡問世，最初共三卷，后經(jīng)不斷修訂，卷帙浩繁達數(shù)十卷，被認為是當今世界上最知名、最權(quán)威的百科全書。其版權(quán)后歸美國芝加哥大學所有，并由總部設(shè)在美國芝加哥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出版。在美方提出中美出版機構(gòu)合作出版中文版《不列顛百科全書》時，鄧小平說：“這是個好事情。”當場批準了這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出版合作項目。

1980年8月，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與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相關(guān)負責人在美國簽訂了合作出版協(xié)議書。同年9月，以不列顛公司董事長查爾斯·斯旺森為首的董事會代表團第二次訪華。鄧小平百忙之中再次接見了美國客人，并對中文版《不列顛百科全書》的編輯方針作了非常英明的指示：“外國的部分搬你們的就是了，中國部分可能還有許多議論、爭論和一些不同的看法。中國的部分我們自己來寫。”

◆1985 年 9 月，鄧小平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副主席弗蘭克·吉布尼，并接受贈書。

鄧小平此舉用心良苦。編譯出版一部幾千萬字的西方權(quán)威性的《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無疑需要各學術(shù)領(lǐng)域、各方面包括有關(guān)中國的各專業(yè)的廣大專家、學者和大批翻譯、編輯人員的廣泛參與，否則難以為繼。這一出版工程正好可以調(diào)動中國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投身科學文化事業(yè)。這與鄧小平歷來秉承“重視知識，尊重人才”的思想一脈相承。據(jù)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審徐慰曾回憶，這項編譯工作得到中國科學院、中央文獻研究室、軍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華社、各大專院校、各科研機構(gòu)以及政府有關(guān)部門的大力支持，約五百位專家、學者、翻譯工作者參加工作，其中包括錢偉長、周有光等知名學者。

歷時5年后，10卷本《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的前3卷出版。鄧小平再次撥冗會見了來華舉行發(fā)行儀式的吉布尼一行。會見開始時，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總編輯姜椿芳將《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第1-3卷贈送給鄧小平。吉布尼也向鄧小平贈送1768年初版的《不列顛百科全書》英文版第1-3卷的復(fù)制本。此前，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公司將蘇格蘭原版《不列顛百科全書》復(fù)制了100套，專門用于饋贈世界各地的政要、貴賓。鄧小平愉快地接過這兩份禮物，并祝賀中美雙方合作出版《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已取得了初步成果：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這部工具書非常有用，是知識庫。我們可以從這部書和其他方面獲得我們搞四個現(xiàn)代化建設(shè)還缺乏的知識。

為英文版《鄧小平文集》作序，“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

無獨有偶，20世紀70年代末，英國培格曼出版公司總經(jīng)理、《鏡報》集團董事長羅伯特·馬克斯韋爾著手策劃出版一套世界領(lǐng)袖叢書，鄧小平的文集被列入選題計劃。經(jīng)過接觸，中方同意了馬克斯韋爾的出版請求，出人意料的是，鄧小平甚至表示愿意為文集的出版親自寫序，以便世人更好地了解中國的歷史和正在推行的改革開放、經(jīng)濟建設(shè)等政策方針。

開局大好，文稿收集、審定、翻譯工作隨之如火如荼進行。英文版《鄧小平文集》主要收錄了鄧小平從1956年到1979年間發(fā)表的一些有關(guān)政治、科學、教育、文學、藝術(shù)等方面的重要講話。

1981年2月14日，鄧小平以《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為題，為英文版《鄧小平文集》寫了序言，約900字。在序言中，鄧小平寫道：“我榮幸地以中華民族一員的資格，而成為世界公民。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鄧小平強烈的家國情懷和民族自豪感，躍然紙上，溢于言表。“中國人民將通過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根本改變自己國家的落后面貌，并以嶄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進之列，并且同各國人民一道，共同推進人類的正義事業(yè)。我深深地相信，中國的未來是屬于中國人民的，世界的未來是屬于世界人民的。”鄧小平這一序言，為文集出版增色許多。

1985年8月，馬克斯韋爾應(yīng)邀來華訪問，鄧小平在北戴河接見了他。會見中，馬克斯韋爾以一本羊皮燙金精裝的英文版《鄧小平文集》相贈，并告訴鄧小平，文集出版一年多來：“英文版《鄧小平文集》第一次印刷的一萬冊已售完，又重印了二萬冊。這說明你的書是叢書中最受歡迎的。”對此，鄧小平平實而謙虛地表示：“我的東西很平凡，里面沒有什么驚人的言語。”

審定《鄧小平文選》，“發(fā)一二十位同志看看，請他們提意見”

與毛澤東編輯《毛澤東選集》類似，鄧小平編輯出版生涯中另一項重要成就是審定《鄧小平文選》。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于1978年召開后，編輯出版《鄧小平文選》的呼聲在黨內(nèi)外日益高漲。1981年3月，中央文獻研究室在給中央領(lǐng)導的報告中提出：計劃由近及遠，先編輯鄧小平近年的著作。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中宣部部長王任重、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鄧力群對相關(guān)提議都表示支持。1982年3月，鄧小平批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提交的《關(guān)于編輯出版<鄧小平文選>的報告》，同意按照報告中的原則進行文稿的整理工作，并表示文稿整理好后，再進行審閱。

《鄧小平文選》首先從1975年以來的相關(guān)論著展開編輯。個中緣由，據(jù)時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的逄先知回憶：“從1975年編起，一個重要考慮就是這個時期鄧（小平）的許多講話，反映了他領(lǐng)導全面整頓的一系列正確主張。這對于理解后來他指導全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有重要意義。小平同志就曾說過：‘其實，撥亂反正在1975年就開始了。’”1982年9月，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后，鄧小平在十二大上所作的開幕詞被收入文選，作為全書的結(jié)束篇。

◆1983年7月1日《人民日報》。

1983年2月18日，鄧小平就審閱文選書稿一事由秘書向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喬木轉(zhuǎn)達：“書稿喬木同志已看過，我不看了。”3月，鄧小平聽取胡喬木匯報《鄧小平文選》編輯過程中對一些文稿的重要的修改意見，表示完全同意，并為擬選用的相片題簽。據(jù)逄先知回憶，在剛開始編《鄧小平文選》的時候決定不作注釋。胡喬木看了送審稿，強調(diào)《鄧小平文選》要作注釋，而且要像《毛澤東選集》那樣詳細。有些政治性、思想性比較強的注釋，正是他提出并經(jīng)他修改定稿的。1983年7月1日，《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正式出版發(fā)行。該冊文選共47篇，收入了鄧小平從1975年至1982年黨的十二大期間的重要講話、談話，其中39篇首次公開發(fā)表。

此后，《鄧小平文選（1938—1965年）》的編輯工作全面鋪開。這一卷編輯過程中，原始材料有許多是共同署名的軍事電報，或以黨委名義發(fā)出的電報，只存了抄件。為了明確作者身份，鄧小平在送審稿中一一作了批示：“這是我寫的”，“這不是我寫的”；對紅七軍的報告，他批道：“是我在上海寫的”；對在大別山的一組電報批語為：“有我寫的，也有是劉（伯承）、李（達）寫的”；對殲滅黃維兵團的作戰(zhàn)總結(jié)，“多半是我寫的，記不清了”。諸如此類的批示，為真實還原文獻的歷史背景奠定了基礎(chǔ)。此外，鄧小平對文稿的文字修訂提出了要求。如鄧小平在審閱《在西南區(qū)新聞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0年）整理稿時，批復(fù)：“可以，就是羅嗦了些，最好刪節(jié)一半。”

1988年12月15日，鄧小平審定全部文稿后又給出了三點意見：“一、我看了，內(nèi)容可以。二、《在敵后方的兩個路線》這個講話，是就當時的情況講的。當時我黨同國民黨的摩擦主要在晉冀魯豫地區(qū)。這篇講話要作大的刪節(jié)，刪去一半。三、有十幾篇講話都是口語性的，文字上再加點工。不用大改，改一兩個字就可以了，就順了。改后我也不看了。”據(jù)此，文選編輯出版工作相關(guān)人員對該卷文稿又作了校訂，認為不選《在敵后方的兩個路線》為宜，并得到鄧小平同意。1989年8月20日，《鄧小平文選（1938-1965年）》出版，該卷收錄了鄧小平從抗日戰(zhàn)爭到“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前重要文章、講話共39篇。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編輯工作在1992年中國共產(chǎn)黨召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后正式啟動，負責人為時任中宣部常務(wù)副部長的鄭必堅、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的逄先知、中宣部副部長龔育之，三人商定在中南海八十一號警衛(wèi)局大樓集中工作。其時鄧小平年近90歲高齡，但他審稿時一如既往嚴謹、細致。書稿分批次送審，共計十余次，每次鄧小平都會給出明確修改意見。《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一文是《鄧小平文選》中首次談及香港問題，鄧小平為此特別作出指示：“這篇文章要加一個長一點的、詳細一點的注釋。注釋要把中英關(guān)于香港問題談判的過程、談判的主要點都反映出來，要寫明中國的意見是撒切爾夫人及英方參加會談的人表示接受了的。”注釋長達2700多字，比原稿正文1800字還長，這在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文獻編輯中頗為鮮見。而在1993年5月4日的審稿反饋意見中，鄧小平又表示：這部分內(nèi)容不少，可以編一本好書出來。但要加工，要仔細推敲。現(xiàn)在有些東西沒有理清楚，看起來費勁，那本《建設(sh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小本本，大概占三分之一，文字上要下功夫。不成熟的東西，連貫得不好的東西，解釋得不清楚的東西，寧可不要。在審稿收尾階段，鄧小平強調(diào)：“文選印成清樣后，發(fā)一二十位同志看看，請他們提意見。”足見其認真。

1993年10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付梓。該卷以先前出版的《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中壓軸之作《中共十二大開幕詞》為開卷篇，以1992年南方談話（《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為收官篇，共選收入了鄧小平在1982年9月至1992年2月期間的重要講話、談話等119篇，近30萬字。其后，經(jīng)報請鄧小平同意，《鄧小平文選（1938-1965年）》《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分別作了增補修訂，并分別改稱為《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二卷，于1994年11月再版發(fā)行。三卷本《鄧小平文選》收錄了鄧小平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主要著作、談話共222篇，為學習和研究鄧小平理論，提供了最權(quán)威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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