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戰爭： 以色列拉特朗普下水？

美以襲擊伊朗已經一個星期，特朗普總統從MAGA嘴里的“愛好和平的總統”和左派所批評的“孤立主義者”搖身一變成為20多年里美國最大軍事行動的發動者。不過這么多年來美國聲勢的衰落也是明顯的：

• 1990年海灣戰爭，反對的是伊拉克滅掉科威特的以強凌弱的行為，30多個國家加入軍事行動，多國部隊被國際社會譽為王師，連春晚小品夸趙本山身體倍兒棒都說他象多國部隊淘汰下來的；

• 到2001年的入侵阿富汗，美軍挾Sep 11恐怖襲擊的哀兵之勇，聯合了包括北約在內的20多個國家；

• 但是之后的入侵伊拉克人氣就遠遠不足了，只有英國澳大利亞波蘭三個小伙伴；

• 這一次的打擊伊朗，只有以色列鞍前馬后，歐盟基本不支持，西班牙甚至拒絕美國動用他的軍事基地。

但是以色列的角色非同小可，因為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內塔尼亞胡牽著鼻子走的。

證據之一，美國國會質詢國務卿魯比奧：伊朗對美國迫在眉睫威脅在哪里？ 國務卿的回答竟是美國無法阻止以色列對伊朗動武，而之后伊朗對以色列的報復肯定會包含美國目標，所以美國干脆就在第一時間上了。

證據之二，國防部政策主任Elbridge Colby在回答國會問題的時候，聲稱“政權更迭”并非軍事行動的目的”，參院軍事委員會副主席Jack Reed反問“既然如此，為什么第一時間的攻擊目標就是伊朗宗教領袖和政治軍事領導核心”？

Colby的回答簡單而驚心：那是以色列的行動。

以色列對美國打的是明牌：“我要做的一定會做，參戰不參戰在你”。在內塔尼亞胡這個地緣政治的老手面前，特朗普只能選擇相信。

上世紀有一位從納粹德國移民到美國的國際政治學家叫漢斯.摩根索 （Hans Morgenthau，另一位追尋他人生腳步和學術思想但比他小20歲更有名的晚輩叫亨利.基辛格）。摩根索有一句名言：

永遠別讓你的弱小盟友替你做決定（Never let a weak ally makes decisions for you）。

他的解釋是，如果大國的政策被小國所綁架，那么大國就失去了選擇的自由，因為他的國家利益被迫和小國重合。小國在大國盟友的保護下，可以自如地選擇適合自己的目標和手段。而大國就發現自己處于一個尷尬的地位：他必須支持小國的國家利益，而并非自己的。

美國的中東政策正是被以色列這個地區小霸給綁架了。

以色列立國80年里敢于把所有的鄰居都得罪了一遍，首先靠武力強悍，其次在宏大敘事。因為它是一個彈丸小國，一旦某個不共戴天的鄰居獲得了核武，對以色列來說就是滅國之虞。 雖然在這個彈丸之地里已經擠了快一千萬人口，以色列的國策依然是源源不斷從世界各地吸引猶太人移民，國內擠不下就向四周占領的土地上移民建立定居點。他們能想而不能說的如意算盤就是建成一個北起幼發拉底河，南至埃及邊境，覆蓋整個中東的“大以色列”，在地緣政治上克服缺乏戰略縱深的致命傷，給全球猶太人提供一個真正的安全庇護所；在神學上實現大衛王和所羅門的以色列王國的真正復興。

問題是，以色列的宏大敘事和美國的國家利益相去甚遠。

而且隨著美國在以色列的拖拽下在中東越陷越深，從奧巴馬時期就開始嚷嚷的“轉向亞洲”的目的已經越來越遙遠了。

漢斯.摩根索的洞見見諸于他在1948年發表的巨著《Politics Among Nations》。但是他的大國小國互相制衡的理論在三年前的一個絕好場合中就被付諸實踐了，這就是聯合國的誕生。

在聯合國章程的爭論和扯皮中，斯大林提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就是五常必須擁有一票否決權，否則蘇聯不參加。其他幾巨頭起初對這個強硬的版本并不贊成，因為聯合國的一個目的就是恢復一戰后建立然后被德日聯手做掉的國聯，國聯的成員國是沒有否決權的。而且二戰結束后，如果說劫后余生的世界對一個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理想國還有一點點溫情的期待的話，那么大國不分青紅皂白直接對小國的動議說NO的否決權就顯得太霸道了。

斯大林的理論是，在國際聯盟中，小國會永恒地為自己的利益考慮，而大國作為盟主的龍頭老大，為了兼顧聯盟的整體利益，往往會被小國牽著鼻子走。所以盲動的小國最終會以切香腸的方式把大國拖入世界大戰中。而給所有的龍頭老大們一票否決權，也就掐滅了小國以集團利益綁架大國的念想，讓有能力駕馭世界的勢力真正成為定乾坤的玩家。

斯大林有這個理論既不是因為讀了摩根索的書，也不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汲取了教訓。他的靈感其實是來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義對抗邪惡的宏大敘事不同，這是一場不知所為何來的糊涂戰爭，上千萬人糊里糊涂送了命。

這場世界大戰的導火索是一個二流國家的王儲被另一個二流國家的殺手刺殺。如果今天有人穿越回去告訴1914年的人，說這個事件將導致德英法俄這些世界列強各損失上百萬人的生命，1914年的人肯定認為他瘋了。

一戰的注定的悲劇在于，逞強的弱國身后站著死撐的大國。苦主奧匈帝國要同文同種的德國給他出頭，出了刺客的塞爾維亞，也就是后來的南斯拉夫，也仰仗泛斯拉夫主義的老大哥俄羅斯的保護。兩個大佬一旦下場，局面就不可收拾，和俄羅斯有同盟關系的法國也對德宣戰，順便給普法戰爭的失敗報仇；而長期和法國有瑜亮情節的大英帝國則有一番痛苦的糾結，甚至有人主張基于英德同源和文化的共通（日耳曼人也是古盎格魯薩克遜人的一個分支）去站隊德國。英國最后做出了挺法國的決定，付出上百萬人死亡的代價，這是他們在二戰中損失的3倍。

斯大林的主張最后被接受，形成了聯合國五常一票否決權的規定，并延續至今。

二戰后的冷戰之所以沒有演化成熱戰，和世界大國領袖在兩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學到的經驗教訓不無關系。

1950年朝鮮戰爭中杜魯門頂住全國壓力開除了二戰和仁川登陸的英雄麥克阿瑟，既不是因為他在抗美援朝第一次和第二次戰役中吃了敗仗，也不是因為他要全面轟炸中國東北甚至動用原子彈的狂言犯了反人類罪行。要知道杜魯門可是歷史上真正下令扔過原子彈的唯一一人。

杜魯門的擔心在于，麥克阿瑟沒有得到授權就在朝韓這個次要舞臺上搏出位，可是，在中國東北大打出手可能觸動蘇聯的底線，將形成人類歷史上兩個核集團的第一次直接對峙。這固然會為南韓李承晚政權所感激涕零，但不符合美國偏重歐洲的長遠利益。

在聯合國籌劃期間提出否決權問題的斯大林，對強弱國之間的博弈更加諳熟于心，請看他在朝鮮戰爭期間的決策。美軍仁川登陸后，中蘇最初協定新中國出陸軍，蘇聯出動空軍支援朝鮮。等到彭總人都到了東北開始調兵遣將了，斯大林忽然改變了決策， 通知周恩來說蘇聯空軍不能出動了。

斯大林并不是故意要放新中國的鴿子，他的顧慮和杜魯門是一樣的，擔心蘇美在朝鮮半島的直接對抗，增加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在斯大林看來，這才是蘇聯國家利益的重中之重，至于他的小盟友北朝鮮是否會滅國，他的弱盟友中國志愿軍在無空中支援下會多付出怎樣的犧牲，都是次要的考慮。

毛澤東經過長考，通知斯大林，不管蘇聯空軍動不動，志愿軍不改變入朝決定，“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

據說斯大林聽到毛澤東的決定后，大感意外。他當年的處境似乎和今天的美國一樣，因為本來處于從屬地位的盟友表現出極強的獨立性，反將了他一軍。他跟不跟呢？

于是在志愿軍入朝之后的第十天，也是抗美援朝第一次戰役結束后的第六天，蘇聯空軍米格-15首次和美軍在朝鮮上空發生了空戰。斯大林為蘇聯空軍的下場設置了種種限制條件，比如蘇軍戰機不從本土基地起飛，飛機涂中朝軍隊的標識，飛行員穿中朝軍服，但是蘇聯空軍畢竟下場了，和幼小的新中國空軍一道，和美軍展開了軍事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噴氣式飛機空中大戰。

或許漢斯摩根索應該把他的名言改動一下：

永遠別讓盟友替你做決定， 除非你遇到了以色列和新中國那樣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