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法學人的夙愿，中國檢察學

近年來，變化發展中的檢察實踐一次次叩響檢察理論研究的大門，隨之而來的追問則是：現行法學學科框架和法學理論研究，能否回應當下檢察實踐的理論需求？
在學者看來，檢察理論研究具有高度的綜合性，既涉及憲法學關于國家權力配置的基本原理，更涵蓋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等部門法領域。如果長期依附各學科開展研究，難以對檢察制度的基本原理、運行規律及知識體系進行系統化整合與提煉。
檢察學，這門扎根檢察實踐的“中國學科”，正經歷著從孕育到破土的不凡歷程，實現著一代法學人夙愿。其意義遠不止于此，這種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實踐的理論構建，對構建中國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具有重要意義，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自信的一種具象化表達。
檢察學能否成為獨立學科？在構建中國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時代命題下，這個問題正迎來答案。
2025年年末，西南政法大學擬增設目錄外二級學科檢察學，在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官網公示。這是繼西北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之后，第三家公示增設檢察學的法學院校。
緊隨其后，華東政法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也已完成檢察學二級學科設置的論證工作。按照規定，完成論證、公示并報教育部備案后，這些院校即可開展相應研究生培養工作。
從零散的專題講座，到體系化的檢察實務課程，再到形成專業知識體系的二級學科，這門扎根中國法律實踐的“中國學科”，從孕育到破土的不凡歷程，正是深入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落實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要求的樣本。
尋找發展著的檢察理論
“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世界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中國也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我們必須在理論上跟上時代，不斷認識規律，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論斷，置于新時代檢察事業的發展進程之中，更具啟示意義：在被稱為“重塑性變革”的檢察改革中，檢察機關職能重塑、機構重組、機制重構，形成刑事檢察、民事檢察、行政檢察和公益訴訟檢察的“四大檢察”法律監督格局。隨之而來的，是“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三個善于”“三個管理”“兩個堅持”等一系列引領實踐的新理念，既推動檢察實踐躍上新高度，也為理論研究開辟了新視野。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吳宏耀注意到，2013年以來，我國刑事案件基本樣態呈現全新趨勢：重罪案件占比持續下降，輕罪案件占比大幅上升。刑事司法面對的不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重大惡性犯罪”，行為人也不再僅是傳統刑法學中具有嚴重人身危險性的“犯罪分子”。
從傳統治罪模式下的從嚴打擊，到當下的堅持治罪與治理并重，檢察理論研究如何支撐發展中的刑事檢察實踐，助力檢察機關更好維護社會穩定，成為繞不開的必答題。
民事檢察與行政檢察領域的理論需求同樣迫切。作為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實踐的職能，民事檢察、行政檢察既無歷史成例可循，亦無域外模式可移植。東南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檢察研究基地主任單平基表示：“制度生成的本土性與創新性，決定了民事行政檢察工作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系統、科學的檢察理論指引。”
公益訴訟檢察制度從無到有，被稱作“獨具特色的中國智慧”，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護領域的生動實踐和原創性成果。自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部署以來，這一制度已成為助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中國方案”之一。
蓬勃發展的同時，最高檢黨組關注到公益訴訟檢察實踐中的問題，提出“健全公益訴訟檢察辦案規范體系，以可訴性提升精準性規范性”的工作要求。隨著檢察實踐對于“可訴性”實踐經驗的積累，檢察理論界能否與之一道，形成更多的理論共識，無疑是一個影響制度行穩致遠的重要課題。
檢察實踐一次次叩響理論研究的大門，隨之而來的追問則是：現行法學學科框架，能否回應檢察實踐的需求？
西南政法大學校長林維表示，檢察理論研究具有高度的綜合性，既涉及憲法學關于國家權力配置的基本原理，更涵蓋刑事實體法與刑事程序法等具體部門法領域。若長期依附各學科開展研究，難以對檢察制度的基本原理、運行規律及知識體系進行系統化整合與提煉。
在中國犯罪學學會會長萬春看來，建設檢察學學科體系，使檢察學真正成為中國自主的法學知識體系中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對于推進檢察學理論研究和人才培養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實踐呼喚著檢察理論研究的創新——一門獨立的檢察學法學學科，現在，檢察學這門獨立學科已經“破繭”。回顧過往，那是一段塵封往事。
架起理論界與實務界的“橋梁”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法學教育與法律實務之間存在脫節的現象，學界對檢察學的研究不夠，也未關注到學科建設問題。”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師范大學教授王健說。
法學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無法回避對實踐的關注。如何破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打破高校和社會之間的體制壁壘，將實際工作部門的優質實踐教學資源引進高校，加強法學教育、法學研究工作者和法治實際工作者之間的交流。2023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下稱《意見》），明確要求法治工作部門要加大對法學院校支持力度，積極提供優質實踐教學資源，做好法律職業和法學教育之間的有機銜接。
法學高校與檢察機關的聯系正在悄然發生著變化。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法治人才培養上不去，法治領域不能人才輩出，全面依法治國就不可能做好。讓檢察實踐進入大學教育研究領域，不僅是學科建設問題，更關系到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的根本問題。”最高檢政治部有關負責人介紹，《意見》出臺后，在最高檢黨組指導下，最高檢政治部即刻啟動“檢察實務專家進校園”工作。
一場覆蓋全國四級檢察機關的師資“海選”拉開帷幕。最高檢政治部從各地推薦的174名師資、325門課程中反復遴選，最終確定106名專家與180門課程，搭建起首批課程師資庫。“入庫課程既要契合教學需求，又要貼合當下檢察實踐；挑選的檢察實務專家，也必須具備過硬的政治素質、業務素質和豐富的教學經驗。”最高檢政治部副主任肖瑋說。

2024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實務專家進校園”走進清華大學啟動儀式在清華大學舉行。程丁攝

2024年10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實務專家進校園”走進北京大學啟動儀式在北京大學舉行。程丁攝
2024年秋季學期，應勇檢察長出席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檢察實務專家進校園”啟動儀式，并宣講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檢察實踐。童建明、葛曉燕、張雪樵、苗生明、史衛忠、滕繼國、張曉津等最高檢領導、檢委會副部級專職委員也加入這一行列。
“為實現課程精準推送，我們將師資課程分門別類做成‘菜單’，法學院校可‘菜單式’點課、選老師。”最高檢政治部宣傳教育培訓部負責同志介紹。
“這項合作并非只聚焦頂尖學府，而是承載教育公平原則的制度安排。”最高檢政治部宣傳教育培訓部師資教材管理處處長張艷華表示，通過制度化輸送實務課程，能促進優質法學教育資源均衡配置，讓更多學生接觸前沿司法實踐。
自2023年10月至今，“檢察實務專家進校園”活動已走進22所院校，組織授課430場，培訓4.2萬余人次。2025年2月，《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與高等學校合作的意見》出臺，將該活動確定為長效機制，讓連接法學教育與檢察實踐的“橋梁”更為堅固。
“挑起‘協同育人’的責任，就是要讓即將投身法治事業的‘科班生’，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自覺做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堅定信仰者、忠實踐行者。”最高檢政治部有關負責人說。
8名學生競爭1個聽課席位
“檢察實務專家進校園”打開了檢校合作的局面，但對高校而言，這并非增設檢察學學科的充分理由。“一門學科能否設立成功，必須回歸教學與人才培養這個根本。”華東政法大學發展規劃處處長李翔表示，關鍵在于能否開設系統的檢察學課程。
2025年秋季學期，新開設的《中國檢察學》選修課開始選課，聽課席位瞬間“秒光”。其中《刑事檢察實訓》課程的45個名額，有370名學生申請——8人競爭1個席位。
課程的走紅，回應了如何將實務部門優質資源真正引進高校的現實問題，也回應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殷切囑托——法學學科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法學教育要處理好知識教學和實踐教學的關系。

2025年9月17日，在上海市長寧區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展示館，上海市檢察院第九檢察部主任顧琤琮開展《檢察學》之“未成年人檢察綜合履職”現場教學。
2025年9月9日下午，華東政法大學明鏡樓尚法廳座無虛席。原本面向本科生的選修課，不僅吸引了眾多碩博研究生，甚至不少教師也前來“蹭課”，授課人是上海市檢察院檢察長陳勇。
沒有客套的環節，陳勇開門見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制度扎根中國大地、立足中國國情、傳承中國文化，在世界法治舞臺上獨樹一幟、獨具特色。”
從陜甘寧邊區的黃克功案，到檢察機關恢復重建后上海市檢察院提請、最高檢抗訴的翁貴祥故意殺人案，再到激活正當防衛制度的昆山反殺案，一個個鮮活的檢察監督案例，生動闡釋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制度的優越性。一個半小時的課程，全程無人離席。
“院校自主開設的實務課‘鮮活度’不足，一線最新司法實踐難以及時轉化為課堂內容，而《中國檢察學》改變了這一現狀。”華東政法大學教務處副處長陳紹玲坦言。
作為課程研發者之一，上海市檢察院政治部宣教處處長張心恬介紹，《中國檢察學》由主課《檢察學》和《刑事檢察實訓》《公益訴訟檢察實訓》《民事行政檢察實訓》《刑事執行與檢察偵查》四門實踐課組成，檢察業務骨干與華東政法大學資深教授組建教學團隊同堂授課，打通了法學理論到檢察實踐的“最后一公里”。

2025年10月24日，華東政法大學學生在上海市閔行區檢察院模擬召開檢察公益訴訟聽證會。
2025年10月24日，檢察公益訴訟法草案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的當天，40多名華政學生走進上海市閔行區檢察院，在真實辦案環境中學習撰寫公益訴訟起訴書，并旁聽一場公益訴訟檢察聽證。
“需要考慮的細節太多了。”法學本科生錢謹立琛完成作業后感嘆，以往學習多聚焦法條，而這門課要求綜合運用法律文書撰寫、溝通協商等多重技能，這些都是法治實踐的硬功夫。
記者在最高檢近期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獲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9所高校已將“檢察實務專家進校園”課程納入學分管理體系，上海、浙江等地多所高校也在跟進中。
“沒有支撐人才培養的課程體系，增設檢察學便無從談起。這種從課程到學科的實踐探索，是推動檢察學學科建設的重要依據。”王健說。
一場根植于中國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教育變革，正在悄然發生。“當高校對檢察實踐的關注，從講座上升到系統課程，再到制定系統化人才培養計劃，積極構建檢察學學科，也就水到渠成了。”王健說。
實現了一代法學人夙愿
2017年5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中國政法大學時，對法學學科體系建設提出明確要求：“在法學學科體系建設上要有底氣、有自信。”
2025年2月10日，最高檢、教育部聯合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與高等學校合作的意見》，明確提出“協同推進檢察學學科專業建設”。
2025年5月21日，第二十六屆全國檢察理論研究年會暨中國法學會檢察學研究會年會再次發出推動檢察學建設的最強音：積極推動檢察學成為法學學科體系中相對獨立的學科，總結提煉更多具有主體性、原創性、標識性的概念、觀點、理論，提升中國檢察學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
一系列部署拉開了檢察學學科建設的大幕。
“把論文寫在中國檢察實踐的大地上”，這是鄭州大學法學院黨委書記、鄭州大學檢察公益訴訟研究院院長張嘉軍開展理論研究和教學管理的堅守。
自2019年鄭州大學法學院被最高檢確定為“檢察公益訴訟研究基地”以來，該校積極推進中國特色公益訴訟法學學科建設，設立了全國首個公益訴訟法學二級博士點，逐步形成以檢察學為特色的博士學位授權體系，建成覆蓋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的完整公益訴訟法學人才培養體系。
從學者撰文呼吁，到成為法學學科體系的重要拼圖，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孫長永感慨：“這實現了一代法學人的夙愿。”
不久前，肖瑋在接受《檢察日報》記者采訪時透露，首屆檢察學碩士、博士研究生將于2026年招生。
另據了解，今年1月22日，武漢大學舉辦檢察學二級學科設置專家論證會，專家組一致同意該校增設這一學科。
一直密切關注檢察學發展的孫長永教授，感慨頗深。

1991年，時為西南政法大學青年教師的孫長永與導師王洪俊教授，在《檢察理論研究》創刊號刊發《略論檢察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首次提出“設置獨立的檢察學學科”的建議。
回望歷史，1991年，時為西南政法大學青年教師的孫長永與導師王洪俊教授，在《檢察理論研究》創刊號刊發《略論檢察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首次提出“設置獨立的檢察學學科”的建議，但并未引發學界足夠的重視，“檢察學”未能走進法學學科體系的“殿堂”。“當時，反對的聲音也不少。”30多年后，孫長永回憶。
“一是檢察學知識體系尚不成熟，另則，檢察實踐的理論需求也遠不如當下強烈。”在王健看來，實務部門的積極推動，促使理論界提煉形成科學系統的檢察學理論概念，而這種頗具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又能夯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這是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王健說。
據悉，2026年初，由最高檢檢察理論研究所與中國檢察出版社聯合主辦的《檢察工作》期刊，正式更名為《檢察學研究》，為檢察學學科體系建設搭建起專業的學術交流平臺。
如今，那顆數十年前埋下的“檢察學”種子，在中國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浪潮中終于破土而出。這不僅是一個學科從孕育到誕生的故事，更是檢察實踐推動理論構建的時代縮影。而理論與實踐的雙向奔赴，也預示著中國檢察學必將迎來更加恢宏的未來。
（來源：檢察日報·兩會特別報道·要聞版 全媒體記者：于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