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人的心目中,五代十國,是一個城頭變幻大王旗,缺乏英雄和傳奇的亂世,和之前的盛唐氣象,與后面的大宋繁華不可同日而語,簡直是一段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垃圾時間”。確實,在這72年的歲月里,有后晉石敬瑭對契丹俯首稱臣,割讓燕云十六州的恥辱;有跋扈軍閥自立為王,公開宣稱:“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耳”。當然,最慘痛的還有戰亂中,黎民百姓的死亡與流離失所;根據不完全統計,北宋初年的人口,比起唐代中晚期,可能減少了大約1500萬。
在簡單粗暴的標簽,“垃圾時間”后面,五代十國這個特殊的時間段,以及,那些曾經短暫存在過的割據政權,對于中國歷史的演進發展,有什么樣的積極意義;對于這一點,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倒是有一個獨具慧眼的觀察,那就是,五代十國時期,由于大一統王朝的消失,以及經濟重心和人口的南移,這些割據政權反而能呈現出一種小而美,且生機勃勃的發展態勢:最終形成了一種百家爭鳴,互通有無的經濟與商業模式。比如南唐善于修水利,把國土上豐富的水資源充分利用起來,讓自己變成了天下第一的糧倉;南越國專注發展與朝鮮半島和日本的海外貿易,獲利豐厚;而后蜀,則因為努力發展糧食種植,制鹽,種茶,紡織等農副業,富甲一方,地方特產如蜀錦,行銷天下。后來北宋軍隊入川后,光是從后蜀政權庫房中獲取的綾羅織錦,就達五十萬匹。這種多樣化與繁榮,和亂世中的戰亂紛爭,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所以,回首這段歷史,如果沒有五代王朝和南方各國在亂世中的創造與積累,也就沒有被后世稱頌的北宋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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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五代十國,不僅為北宋貢獻了發達的經濟,繁盛的人口與富饒的土地,還為兩宋繁盛的文化注入了寶貴的新血。例如,知名后蜀宮廷畫家黃筌和黃居父子,就被宋太宗招入北宋宮廷中的翰林圖畫院,黃氏父子所開創的那種精細華麗的花鳥工筆畫,就成為了北宋中期之前,宮廷繪畫的主流風格。同樣,與唐詩一起相提并論,被譽為中國古典文學高峰的宋詞,那種清麗婉約,慵懶中帶著惆悵的風格,也離不開一位知名南唐文學家,馮延巳;他以一句“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深刻地影響了后來的晏殊,歐陽修與蘇軾,為日后的士大夫文人構建了一個私密的文學與情感世界。
通過如此這般的一番復盤,我們也許可以得出這樣一種結論,作為亂世的五代十國,是一種歷史范疇上的“破壞性創新”。那些在大唐帝國的廢墟上生長起來的地方性國家和政權,一邊在進行著大膽的改革與試驗,一邊在爭霸中努力維護自己的生態位,而讓破碎的華夏再度統一繁榮的力量,就在這種看似混亂無序的競爭中,悄然誕生;接踵而來的兩宋時代之所以攀上了繁榮的新高峰,就來自于繼承了這份亂世帶來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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