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利即秩序：高通如何在6G與AI交匯處占位

當AI時代來臨，高通如何將通信領域的“秩序構建”經驗復制到AI領域？

文｜胡嘉琦

ID | BMR2004

3月2日，在2026巴塞羅那世界移動通信大會（MWC）上，高通以“AI+連接+6G”為核心，集中發布X105調制解調器、WiFi 8全系列、Snapdragon Wear Elite、AI200機架系統、智能RAN五大類重磅新品，并聯合全球近60家產業伙伴正式確立2029年6G商用路線圖，全面開啟AI原生連接時代。

高通公司總裁兼CEO安蒙會上表示：“6G不僅是無線通信演進的下一步，更是邁向AI原生未來的基礎。這將把智能分布到終端、邊緣和云端，并加速網絡運營商向AI驅動型企業轉型。”

成立于1985年的高通，是全球移動通信與半導體技術的重要參與者之一。從3G、4G、5G再到6G，高通長期深度參與無線通信標準的形成過程。當高通將6G定義為“AI原生未來的基礎”，并拋出“AI+連接+6G”這樣一個戰略組合時，高通能否憑借其在連接領域的主導地位成功轉型為智能時代的架構師？這不僅是對其技術整合能力的考驗，更關乎它能否在新的競爭格局中，延續乃至重塑其行業引領者角色。

01

構建面向未來的技術壁壘

高通在6G的技術布局上持續推進，特別是在AI和關鍵通信技術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

近年來，高通通過一系列戰略性收購，深度布局了AI、邊緣計算、高速通信等多個前沿技術領域，這些收購不僅增強了其技術能力，還在專利層面構建了技術壁壘，進一步鞏固了企業在全球競爭中的領先地位。

例如，在AI與邊緣計算領域，高通通過收購Arduino、MovianAI和Edge Impulse等公司，成功獲得了與AI算法、邊緣設備智能化以及硬件加速相關的關鍵專利。這些專利涵蓋了低功耗設備上的AI推理、模型優化和硬件加速等核心技術，使得高通在物聯網和智能終端領域占據了顯著優勢。

此外，在高速通信與芯片互聯領域，高通通過收購Alphawave Semi，獲取了高速SerDes和芯片互聯的核心技術及相關專利。這些技術和專利為即將到來的 6G時代對高速數據傳輸、大規模AI計算和數據中心互聯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積極推動了高通在6G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和AI領域的布局，確保了大規模AI計算、云計算和邊緣計算的高效運行。

高通全球副總裁、高通中國研發負責人徐晧近期也公開指出，高通在6G的技術布局上持續推進，特別是在AI和關鍵通信技術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高通通過實現“終端側訓練”（on-device training），使得手機能夠在本地進行自適應訓練，從而在不同環境中保持模型性能，為未來網絡的智能化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

在6G核心技術方面，高通聚焦于MIMO（大規模天線陣列）和擴展頻譜帶寬，以滿足5G Advanced及未來6G快速增長的流量需求。徐晧表示，6G將引入 FR3頻段（約7GHz-24GHz），通過將信道帶寬從100MHz提升至 400~500MHz，從而大幅提升容量。

在頻譜應用和網絡部署策略上，高通將采用分層架構，低頻段FDD用于全面覆蓋區域；中頻段和中高頻段FDD/TDD應用于廣域容量區域；更高頻段的TDD則專門針對熱點高流量區域。MIMO技術將使得高頻段頻譜得以高效運用并服務于實際生活。

此外，徐晧還提到，衛星通信和PAS（概率幅度整形）技術正成為6G的核心構成部分。高通在衛星通信領域的研究，特別是在衛星快速切換中的無縫銜接，正在為全球網絡覆蓋提供技術保障。而PAS技術通過引入更先進的調制解調方式，優化信號傳輸，已經在實際研發中實現了1.1至1.2dB的性能提升。

當下，高通重點布局的AI PC、XR、AI可穿戴設備、智能網聯汽車等產品中，通過更強的6G連接能力，實現汽車與網絡的實時交互，為6G時代更智能、更協同的終端形態打下了基礎。

02

構建穩定的知識產權體系

隨著2G、3G、4G乃至5G的代際更新，高通始終將技術創新與行業標準的制定緊密結合。

高通的技術創新和專利壁壘，依賴于全球穩定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和標準化機制，這使得公司能夠持續進行高強度研發。

據悉，高通自2006年以來，每年將稅前收入的20%以上投入研發。截至2025年9月，高通的累計研發投入已超過1000億美元。這些研發積累使得高通能夠不斷攻克復雜的系統級技術難題，許多關鍵發明甚至早在商業化之前就已完成。

如今，高通在全球擁有超過16萬項授權專利，涵蓋移動通信、5G、6G、AI等多個領域，并通過標準化機制將技術推廣至全球產業鏈。高通的技術已成為全球移動通信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

高通的專利壁壘最早起步于其在CDMA（碼分多址）等核心通信技術上的研發投入。此后，高通在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過程中，一直保持著高強度的技術研發投入，尤其是在數字通信、信號處理和無線傳輸技術方面。

此外，在3GPP等國際標準組織中，高通積極參與技術討論，將自研技術成果轉化為標準提案，并推動這些技術成為通信行業的標準。在這一過程中，高通的技術方案被納入了通信標準，并在標準凍結后成為“標準必要專利”（SEP，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這些專利是任何使用該通信標準的設備必須使用的技術，從而為高通帶來了穩定的許可收入。

在此基礎上，高通已形成了一套以全球統一許可為核心的商業化路徑。通過這一路徑，高通一方面通過芯片產品參與終端市場競爭，另一方面通過專利許可將技術價值嵌入整個產業鏈。這種“產品+許可”并行的模式，使高通的知識產權體系不僅服務于自身業務擴展，也為通信產業的大規模協作與技術擴散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點。

03

AI打破標準必要專利的平衡

原有專利許可體系正承受“雙重擠壓”：一邊是定價權向少數主體集中，另一邊是計價基礎和技術認定方式本身變得不再穩定。

需要注意的是，高通所在的通信產業經過數十年博弈形成的專利與許可體系，正在遭遇一次由新技術變量帶來的“壓力測試”。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胡開忠指出，生成式AI帶來的技術形態變化，正在沖擊傳統專利制度中對“現有技術”和“技術貢獻”的判斷方式。技術迭代更快、信息規模更大，使專利審查和比對的復雜度明顯上升，也增加了低質量專利混入許可體系的風險。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教授曹新明向記者回顧，移動通信產業的基本路徑是技術創新通過標準組織沉淀為行業規則，再通過FRAND（公平、合理、無歧視）許可機制（注：標準必要專利許可的核心原則）在全球擴散。這套制度并非天生完善，而是在多輪技術迭代與產業博弈中逐步形成的一種“動態平衡”。但這種平衡，建立在一個長期被默認的技術前提之上：技術主要以硬件形態落地，實施主體清晰，價值可以圍繞具體設備來估算。

如今，這一前提正在同時被兩股力量打破：一是標準必要專利持續向少數技術領先企業集中，二是生成式AI讓越來越多技術從“嵌入終端設備”轉向“運行在云端服務”。在曹新明看來，這意味著高通原有專利許可體系正承受“雙重擠壓”：一邊是定價權向少數主體集中，另一邊是計價基礎和技術認定方式本身變得不再穩定。

曹新明提出，在移動通信時代，專利收費模式簡單而穩定：一部手機里用了相關專利，就按終端數量收取費用，清晰、可核算、可談判。但到了人工智能時代，這套邏輯突然失去了著力點。模型運行在云端服務器，用戶通過網頁或 API調用服務，技術不再嵌入某一件“看得見、摸得著”的終端產品。如果模型在訓練階段接觸過包含SEP的代碼，或者在推理過程中調用了相關專利技術，專利權人究竟該向誰收費？是按模型訓練時間計費，還是按調用次數收費？抑或按照最終生成內容（如一張圖片、一段文字）所創造的商業價值來分成？這些問題在現行FRAND框架中幾乎找不到對應答案。結果是，權利人難以建立可執行的定價模型，而實施方則擔心成本無法預估，雙方在談判一開始就陷入僵局。

其次是權屬邊界的模糊。生成式AI的能力，建立在對海量數據的學習之上，而這些數據的來源極其復雜，可能混雜著他人的專利圖紙、代碼片段或技術文檔。專利持有人會認為，如果其核心技術被用于訓練并最終幫助模型形成商業能力，這種使用就不能被視為“中性行為”，理應獲得補償。

FRAND原則原本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某項標準技術被明確實施，因此可以據此談判費率。但在AI的“黑箱”機制中，很難說清模型的某個能力是否來源于某項具體專利，更難證明某次輸出與某項技術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這種不確定性，讓權利人擔心授權后無法有效收費，也讓AI企業因潛在風險而舉棋不定。

最后是責任主體的游移。在傳統硬件時代，侵權判斷往往直觀而直接：拆解設備，若其中包含受專利保護的技術方案，制造商就是明確的責任主體。而在生成式AI體系中，鏈條被大大拉長。模型由平臺訓練和提供，應用開發者在其之上搭建服務，終端用戶通過提示語觸發具體輸出。如果一張AI生成的圖片被認定侵犯了外觀設計專利，隨著技術邊界變得模糊，責任邊界也隨之模糊，模型開發者、平臺運營方、企業客戶與終端用戶之間的角色分工，使許可義務的歸屬不再像傳統制造鏈條那樣清晰。曹新明判斷，直接結果是相關訴訟和合規爭議不斷增加，而初創企業在高額且不確定的專利成本與AI研發投入之間，面臨更大的生存壓力。FRAND原則的演進因此不再只是理論問題，而成為監管機構、法院與產業界必須回應的現實議題。

04

新秩序的探索

當少數企業手中掌握大量關鍵專利時，僅靠企業之間“私下談”已難以維持穩定預期，制度層面的調節變得更加重要。

面對變化，產業界和法律界并未停留在爭論層面，而是開始尋找制度緩沖。

曹新明指出，一種被多次提及的方向，是讓標準化組織發揮更強的協調作用。通過更透明的專利池和集中許可平臺，減少企業之間一對一談判中的信息不對稱和博弈成本；同時，讓費率形成機制更加公開、可預期，以緩解專利高度集中帶來的談判失衡。這也意味著，當少數企業手中掌握大量關鍵專利時，僅靠企業之間“私下談”已難以維持穩定預期，制度層面的調節變得更加重要。

司法體系的態度同樣趨于謹慎。近年來，各國法院在處理FRAND費率和禁令問題時，越來越注意判決可能帶來的全球連鎖反應，因此在是否輕易發出禁令、是否確定“全球統一費率”等問題上更加克制。這背后，是在避免司法裁決被當作談判中的施壓工具，從而放大“專利劫持”的風險。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研究員呂磊指出，高通等企業通過標準參與、全球許可與跨國合作構建的上一輪通信技術周期制度框架，并沒有失效，而是正在被新的技術現實推入“深水區”。各司法轄區在專利保護規則上的差異相對有限，但在反壟斷執法理念和監管重點上的差異卻日益突出。不同國家基于各自的產業結構和發展目標，對市場支配地位、競爭損害以及技術與數據要素的監管態度并不一致。這意味著，對于一些深度參與全球標準與技術許可體系的企業來說，挑戰已不再只是專利是否有效，而是其商業模式在不同市場是否會被認定為影響競爭結構。在新一輪技術周期中，高通式的全球專利與標準戰略，必須與更精細的區域合規策略同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