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電影《逃離德黑蘭》，透視美伊恩怨四十年

第85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本·阿弗萊克導演的《逃離德黑蘭》接連斬獲最佳剪輯、最佳導演兩項大獎。當分量最重的“最佳影片”揭曉時，當時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借助視頻連線，“現身”典禮現場，揭曉了這部電影就是最佳影片獎。

奧斯卡評選的“娛樂政治”，被評論認為：折射出美國經濟霸權衍生的文化霸權。隨后伊朗電視臺站出來，指責這部電影是在為中情局做“全球廣告”，伊朗“邁赫爾通訊社”則認為這部虛構的電影，是受到美國政治驅動的。

對此，本片主演、導演本·阿弗萊克表示：電影只是以歷史為“原點”，而非歷史本身。

這部電影從一開始就介紹了時代背景，1979年11月4日，伊朗首都德黑蘭的街頭爆發革命運動。憤怒的伊朗民眾沖向了美國大使館。

伊朗的末代國王巴列維，對內實行高壓統治，生活奢靡到了極致。傳聞他連午餐，都要動用從巴黎空運。在外交政策上，他卻將石油等國家核心資源，交給英、美等國控制，以換取政治支持。

伊朗人民在霍梅尼的領導下，推翻了驕奢淫逸的巴列維王朝。

然而，這位巴列維國王早年由美國人扶持上臺的。1979年，美國不顧伊朗的強烈抗議，準許巴列維赴美治病，這被伊朗人民視為逃避審判的行為。

美國此舉引發了伊朗人民的強烈不滿，一些激進的伊朗學生圍困了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并將大使館內66名美國外交官扣押為人質，要求將巴列維引渡回國受審。

這就是“伊朗人質事件”，也只是美伊交惡的開端，這場危機持續了整整444天。

然而，其中有6名外交官趁亂僥幸逃脫，躲進了加拿大駐伊朗大使肯·泰勒的宅邸，他們隨時搜尋著找到的危險。

為了營救這六個人，美國中情局決定實施計劃一個秘密計劃。

他們找到中情局技術服務辦公室下屬的偽裝行動部門負責人托尼·門德斯，授權他負責此次“國際大營救”。

在好萊塢化妝師約翰.錢伯斯和電影制片人萊斯特的協助下，門德斯虛構了一部科幻大片《Argo》，并以好萊塢制片人的取景身份前往伊朗實施營救。

他為六名外交官偽造了加拿大護照和身份，將他們偽裝成拍攝組成員。

在經歷了一波三折，最終帶領他們成功登機，逃離了德黑蘭。

這部電影從一開始就拍攝了一名攝影記者，他站在高高的樹上對付下面暴亂的人群進行俯拍。這種用取景框構圖的方式，營造出一種虛實結合的“偽記錄片”效果。

在好萊塢電影中，美國憑借其強勢的“文化話語權”，常常將其他國家塑造成“特定形象”。在《德黑蘭》中，伊朗就被描繪成一個由狂熱革命者主導的危險國度、

在電影中，整個伊朗被軍事管制下的緊張氣氛所籠罩，到處都充斥著暴怒的革命者和情緒激動平民，似乎所有人都處于躁動的氣息中。

從不同的歷史視角來看，“伊朗人質危機”的根源，比電影呈現的更加復雜。

許多觀點認為，事件的起因就是美國長期以來扶持巴列維政權，并深度介入伊朗石油事務，這才引發了伊朗國內強烈的反美情緒。

一些人認為，如果不是美國橫加干涉就不會引起伊朗的民憤，所以人質危機完全是美國自食其果的歷史事件。

然而，本片導演阿弗萊克，在大學時主修的就是中東問題。他很聰明地把這次人質危機事件從歷史中剝離出來。

不講前因，不講惡果，將整個復雜的歷史背景一筆帶過，將所有的責任推給巴列維，把美國人包裝成無辜的受害者。在真實的歷史上，在這次事件，因為伊朗革命的根源就是美國管控伊朗的石油資源、企圖鞏固自己在中東的戰略地位。

當鏡頭從陰霾的德黑蘭，無奈的白宮，轉向洛杉磯時，影片的敘事節奏、影調、音樂一下子就輕松明快起來。如同一縷陽光，掃清了所有的陰霾。

影片的核心敘事一直都在暗示：美國人的生命永遠是第一位的，美國公民的權利是至高無上的。

當躲藏在加拿大大使府邸的六名美國外交官面臨隨時被發現的危急情況時，美國上下都在關注他們的安危，白宮提出各種營救方案，在分析和討論后，最終門德斯的好萊塢方案被批準。

在《逃離德黑蘭》中，門德斯被刻畫成如同救世主一樣的英雄人物。就像影片中呈現的，阿爾戈號營救計劃的難度太高，很難實現，連門德斯自己也認為，這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然而，盡管任務異常艱巨，他毅然勇敢接受，不顧危險只身前往危機四伏的伊朗。

可當任務進行一半的時候，上級突然提出取消門德斯的好萊塢營救計劃。因為美國政府擔心行動失敗會影響總統競選，轉而安排危險性更大卻政治正確的三角洲部隊武裝突襲。

在這個重要的抉擇中，一個的英雄形象便應運而生了。考慮到身上肩負著六名人質的生死命運，門德斯做出違背上級的命令的決定，私自繼續執行計劃。

計劃實施過程中可當卡特總統得知門德斯私自決定繼續行動，竟然沒有一絲猶豫，果斷迅速地發出了許可的電報。

門德斯向制片人李斯特求助，李斯特因計劃難度過高對好萊塢方案嗤之以鼻，但看到電視新聞里伊斯蘭革命的熊熊烈火在熾熱燃燒、個個生命危在旦夕，他立即改變主意，同意為門德斯提供免費幫助。在經歷數次困難和驚險之后，門德斯終于把這六個人成功營救出來。

這一切都為了證明一個虛妄的事實，美國是最“民主”的政治國家。在這樣一個國度中，人的生命被保護，自由、民主、人權被尊重，自主、自立及自信的獨立精神被鼓舞。

導演借電影宣揚了美國的精神和價值觀，暗示美國價值觀具有普世性，這是與西方文明的優越性連在一起的。

這部電影雖然拿下了奧斯卡獎，然而歷史的真實卻是不容置疑的。馬克·里杰克就是當年被救出的六名人質之一，他在看過《逃離德黑蘭》之后，認為電影虛構的成分太多。

他們六個人分別居住在大使肯·泰勒和另一名大使約翰·謝爾頓，兩個人的家中，他們也并不是在電影中不能外出。相反，他們可以隨意在院子、花園中散步。

電影結尾處在飛機跑道上的激烈槍戰，伊朗武裝人員阻止他們起飛，都是子虛烏有的。

最真實的，其實就是中情局杜撰出一部不存在的科幻片《Argo》，將他們六個人喬裝成電影工作人員。

中情局幫他們做了6本加拿大護照，他們輕易地離開了德黑蘭。

頗為戲劇性的一幕，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未能在任期內妥善解決伊朗人質危機事件，導致他的總統競選中敗選。

剩下的50多名沒有跑出來的人質，在被扣押了444天之后，于1981年里根總統就職當日獲釋，卸任總統的卡特作為特使前往德國迎接了他們。

卡特本人在看完電影之后，點出了電影與歷史的重要區別：真正幫助那6個人逃出伊朗的，是那6本加拿大護照。加拿大法律嚴禁造假，為了這次事件，加拿大議會還召開了二戰以來的首次緊急秘密會議，決定破例簽發那6本假護照。

美國學者約翰.耶馬曾公開指出，美國真正的“武器”是好萊塢的電影業。

從《逃離德黑蘭》這部電影和歷史來看，美國在追求政治、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更是煞費苦心地擴大其文化影響。

美國通過電影以及大眾的傳播方式，進行文化傾銷，潛移默化地用自己的社會理念、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對發展中國家的民眾，特別是年輕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及文化消費的傾向。 好萊塢電影產業在追求商業利益的同時，也自然而然地成為其國家文化和價值觀的傳播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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