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的“一五規劃”，成功關鍵是融合國家的“十五五規劃”

文︱關品方

正值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宣布將首次制定五年規劃，全面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這是香港回歸以來首次編制中長期綜合性發展藍圖，來得十分及時，值得充分肯定。

筆者認為，此次規劃應不會是內地模式的照搬，而是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從被動適應國家戰略轉向主動融入、是協同發展的標志性舉措；核心是實現“國家戰略+香港優勢”的深度融合互動，以有為政府結合高效市場，推動經濟朝“高質量、高增值、多元化”方向發展。筆者也曾在董建華特首和梁振英特首期間出任當時的“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期待在整個編制“一五規劃”的過程中，香港的《特首政策組》和內地相關政策部門，尤其是大灣區和廣東省，有充分的溝通交流，集思廣益，不會是“想當然矣”的閉門造車。國內政策文件有不少新穎的專用術語和獨特的表達方式，港人不一定熟悉，因此互動過程十分關鍵。

這就涉及“一五規劃”的制定機制與推進路徑。現由特首李家超親自統籌跨司局、跨部門、全政府參與的專項工作專班，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見，確保規劃兼顧各方訴求，取態正確。此其一。

其次是對接邏輯。先要對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有全面深入理解，在這基礎上主動對接國家整體布局（尤其是涉港內容），聚焦重點領域，進行細化部署，力求與國家五年、十年乃至更長遠規劃同頻共振。諺語有云，“規劃做好后，成功了一半”。香港的“一五規劃”如果開得一個好頭，老實說可以“功在千秋”。

香港回歸祖國已29年，現在是適當時候突破傳統局限（主要是利益固化藩籬），打破以往《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互不隸屬的短期施政思維，以中長期規劃破解需要長期推進的項目發展難題（例如北部都會區建設）。

“一五規劃”的重心應是經濟發展，涉及多維度。應以鞏固及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全力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為關鍵重點。

經濟增長離不開拓展新興市場，應重點布局東歐和中亞地區，深化與東盟、中東等區域的經貿往來，強化“超級聯系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現時國際形勢變亂交織，要有“準戰時”思維，充分發揮香港特區和平穩定、內引外聯的政經環境，為全球資金和人才提供一片長期穩定發展的樂土。

香港特區最具吸引力的關鍵兩手，是國際金融和國際教育。怎樣推進“金融+”戰略，如何促進金融與創科相互賦能、服務實體經濟與優勢產業？香港作為國際教育的區域樞紐，已有不少論述，真知灼見頗多，不必在此重復。如果能夠強化課程的中國元素，不論是本科還是碩博，在工程、醫學、社會科學、文學、理學、法律、金融、建筑、教育等領域都大有可為，問題是生活配套不足。不論是國際金融還是國際教育，方向提出后，需要有規劃，繼之以方案。

有別于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在AI主導的新時代經濟環境下，大市場和增值鏈是最重要的兩手，離不開區域經濟協同發展這個“中軸維度”。因此，“一五規劃”應深化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全方位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在金融服務、科技創新、數字經濟、綠色發展、教育銜接等領域與廣東省深度聯動。

在創新科技方面，應依托北部都會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等平臺，實現“研發─轉化─產業化”的粵港雙向賦能協作。高等院校的研發項目，在維持一定程度的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的基礎上，需要由政府牽頭、市場帶動，引領應用研發和轉化研發的方向。

民生保障維度方面，“一五規劃”要將教育、醫療、房屋、青年、社區發展等民生議題納入，加大對長者、殘疾人士和弱勢社群的支援，為青年搭建向上流動的平臺。出路在融合到大灣區。

筆者認為，“一五規劃”的意義與價值在治理模式的突破性升級，應能夠標示出香港的治理邏輯從“依賴市場自發調節”轉向《主動謀劃、積極作為》，補回“重戰術、輕戰略”（重視短期、看輕長期）的短板，打破回歸前長期習以為常的利益固化藩籬，提升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一五規劃”應能夠樹立發展方向的確定性，從而為市場賦能，提供清晰的政策預期。這樣做才能夠吸引全球資本、人才和技術持續匯聚，降低市場波動風險，優化市場結構。例如，在股票市場上推動“新經濟、硬科技”全球企業來港上市提速；又例如，在高等教育界開放招生限制，歡迎全球南方的師資和學生到來，八大院校在大灣區按步就班地多設分校。

總而言之，深化融入國家大局的努力，是香港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的“必答題”。通過精準對接國家內需市場、產業鏈升級、人民幣國際化等戰略，形成“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良性循環。核心策略是要實現與國家發展深度協同，在戰略定位方面精準對接。

既要鞏固傳統，又要創造優勢。因此，在應用AI和區塊鏈技術、推進“金融+”戰略、服務國家實體經濟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RWA、比特幣、緬因幣、穩定幣等新興金融工具亦應有所參予，關鍵是要建立有效的單面鏡象防火墻。

在新興領域的協同努力，應重點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對接國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目標。香港在AI、自動化、IOT、新材料、生命科技、大健康等領域的理論和基礎科研優勢可以直接貢獻國家現代化相關產業體系。問題是應用和轉化的土壤和場景不足，所以一定要和內地互補。

在制定“一五規劃”的過程中，建立機制保障與組織創新之后，要長期堅持、久久為功，才能夠行之久遠。不可以因為領導層按照基本法規定的人事更迭而隨性改變；要強調上承下接，無縫交棒。

融入國家督導框架，應依托2022年設立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深化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推動人員、資金等要素便捷流動。特首政策組需要改弦更張，以制定五年規劃為最重要的工作。其他特區范圍內的次元政策制定，應交予個別司局級問責官員處理。

重點領域協同應著力產業升級，發展金融科技、綠色經濟等新的經濟動能，同時鞏固傳統產業，與國家“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方向互桐呼應。至于民生與社會治理，要將住房、教育、醫療、交通、養老等民生議題納入規劃，關鍵是通過觸合大灣區破解深層次矛盾，拆除利益固化藩籬，增強社會穩定性，助力國家堅定不移地確立的“共同富裕”目標。

香港特區在戰亂交織的新時代，是和平的港灣，是國際教育和國際金融深度發展的最佳場所，應明確角色深化與功能拓展。對“超級聯系人”和“超級增值人”的概念要有實際的認知。要利用香港普通法體系和國際化環境，為國家金融安全、國際人才引進提供樞紐功能。因此，通過北部都會區建設深化與內地科創合作，通過在大灣區多設大學分校吸納全球學子，通過發行港幣穩定幣、離岸人民幣穩定幣（發揮聯系匯率的壓艙石作用）可以確保港幣成為國際流通最受歡迎的貨幣之一。以上這些都應該是“一五規劃”的重點。

香港特區的優勢是彈性應對全球變局，應預留政策空間以應對國際形勢變化。通過“一帶一路”拓展全球南方新興市場（外語學習要加強對小語種的培訓）可以對沖外部風險，是應有之義，有發展空間。

筆者的結論是：香港通過多維對接，既服務國家戰略需求，又提升自身發展韌性，一定能夠實現“國家所需”與“香港所長”的有機統一。筆者身居江湖之遠，常懷報國之心；不忝淺陋，拋磚引玉。本文純屬個人一得之見，未免掛一漏萬，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