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政委與上海警備區(qū)司令競選書記：我要和他較量一下！口服心不服

1970年，上海的局勢像一鍋快燒開的水。兩派人馬在機關(guān)里搞"四大"，駐滬三軍各有盤算，革委會和軍區(qū)之間暗流涌動。

就在這個時候，南京軍區(qū)接到一道命令——往上海派一個人，壓住臺。

這個人，叫周純麟。

周純麟不想去上海。

這不是客套話，是真的不想去。

他在炮兵系統(tǒng)干了二十多年，從華東軍區(qū)炮兵司令一路做到南京軍區(qū)炮兵司令，上下關(guān)系熟，業(yè)務摸得透，日子順。上海那邊是什么情況？兩派還在北京辦學習班沒回來，機關(guān)亂得很，革委會和軍區(qū)又掐得厲害。這種地方，去了就是往火坑里跳。

1912年8月，周純麟生于湖北麻城。15歲參加農(nóng)民赤衛(wèi)隊，18歲正式入紅軍，跟著紅四方面軍走完長征，又隨西路軍殺進河西走廊。孟良崮、淮海、渡江——哪場硬仗沒經(jīng)歷過？1955年，他被授予少將軍銜。那一年，王維國才剛剛在部隊里摸出門道。

兩個人的起點，差了整整一個時代。

1970年5月，許世友第一次找周純麟談，讓他去上海。周純麟當場拒絕。理由說得很實在：自己沒搞過地方工作，上海那邊情況復雜，怕夾在中間兩頭不是人。

許世友沒松口。

為什么？就是為了壓臺。

周貫五在談話中說出了底牌：這是周總理的指示，點名要派一個能干、身體好、壓得住臺的人去上海。提拔為軍區(qū)副司令，就是給他撐腰，讓他在駐滬三軍面前站得住腳。

周純麟沉默了一陣，開口提了三個條件。

第一，工作干好了，要開慶功會。第二，工作砸了，要開批判會。第三，倒在崗位上，要開追悼會。

這三個條件，說白了就是一句話：我去，但我要對結(jié)果負責，你們也得對我負責。

許世友點頭。周純麟收拾行李，動身去上海。

他當時不知道的是，直到一年后"九一三事件"爆發(fā)，他才弄清楚自己被派去的真實原因——黨中央在上海"摻沙子"，他就是那粒沙。

周純麟到上海，第一件事不是開會，不是視察，而是聽到了一句話。

空軍第4軍政委王維國放出話：周純麟是什么人，我要和他較量看。

這話傳到周純麟耳朵里，他沒有立刻反應，但心里已經(jīng)有了數(shù)。

王維國要當上海市委書記。而且他覺得，這個位置非他莫屬。

周純麟是什么底氣？論職務，他是大軍區(qū)副司令，王維國是正軍職；論資歷，1955年周純麟就是少將，王維國1960年才晉升大校，差了整整九年。從建制邏輯來講，正軍職領導大軍區(qū)職，這條路走不通。

但王維國顯然不這么想。

上海市委召開黨代會，擬定市委常委和書記人選，要從駐滬三支部隊——空4軍、海軍基地、上海警備區(qū)——中推選一位主官擔任書記。三方都是正軍級單位，但周純麟頭頂那個"南京軍區(qū)副司令"的頭銜，讓他天然高出一檔。

爭了一陣，張春橋在預備會上開口：還是由警備區(qū)周純麟擔任書記。歷來都是陸軍代表參加市委工作，其他省市也是陸軍當代表，他到上海不久，可以先試試看。

王維國沒有當場翻臉。他說，那就當吧。但表面服氣，心里不服。

黨代會正式開幕，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周純麟代表駐滬三軍統(tǒng)一發(fā)言。

但就在他準備上臺的當口，王維國突然提出異議：陸海空都應該有代表單獨發(fā)言，不能只由警備區(qū)一家代表三軍。

這是一刀捅在臺面上。

周純麟沒有預備，當場陷入被動。王維國隨即在大會上大談空4軍支左的"豐功偉績"，把自己推到聚光燈下。會還沒散，海軍那邊又送來一車廂帶魚，王維國也安排人往大會送像章。

兩記組合拳，把周純麟打得灰頭土臉。

書記的頭銜，周純麟算是拿到了。但這個頭銜里裝了多少分量？

民兵他不能管，駐滬海軍不要他過問，空軍更不買賬，名義上分管農(nóng)業(yè)，實際上也是別人在操盤。書記，說到底不過是個牌子。

周純麟夾在中間，進退兩難。但他沒有亂動。他在等。

1971年3月31日，上海岳陽路，一棟不起眼的房子里，一場秘密會議悄悄召開。與會的人：林立果、陳勵耘、江騰蛟、王維國、周建平。

這就是后來中共所稱的"上海會議"，林立果自己叫它"三國四方會議"。會上談了什么，外界很長時間不知道。王維國等人事后也聲稱，他們直到被隔離審查，都不知道《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存在，不知道林立果謀害毛澤東的計劃。

但他們參與了，這一條，跑不掉。

1971年9月13日深夜，蒙古溫都爾汗的荒原上，一架三叉戟飛機墜毀。林彪死了。"九一三事件"爆發(fā)。

消息傳到北京，傳到南京，傳到上海。周純麟的機會來了。

許世友奉毛澤東和周恩來之命，迅速部署對林彪在上海的黨羽展開行動。南京軍區(qū)副司令肖永銀奉命率部赴滬，周純麟負責協(xié)助配合。行動的設計，干凈利落。

歷史的清算，來得不快，但來得很穩(wěn)。

1978年4月，王維國被開除黨籍。

1982年3月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法院作出判決：以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參與策動武裝叛亂罪，判處王維國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quán)利3年。

王維國不服，上訴。最高人民法院二審，維持原判。

1985年，他刑滿釋放，被安置在河北省邯鄲市永年縣。那個在上海黨代會上大出風頭、一車廂帶魚砸場子的空4軍政委，最終消失在一個普通縣城里，再無聲響。1993年6月6日，王維國在邯鄲去世，享年73歲。

周純麟這邊，1976年10月，四人幫覆滅。他奉召赴京，參加首批"打招呼"會議，與丁盛、廖漢生、彭沖等同機抵京，堅定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此后調(diào)回南京軍區(qū)，直至離休。

1986年9月2日，周純麟在上海病逝，享年74歲。

他留下的，不只是那幾個頭銜——第六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共第十屆和第十一屆中央委員。

兩個人，一正一反，各有結(jié)局。

王維國賭的是風口，押的是派系，以為站對了人就能站穩(wěn)位置。但政治的風，轉(zhuǎn)向最快。他揚言"要和周純麟較量"，最終的較量，是在法庭上，以14年有期徒刑作收。

周純麟從不喜歡那個位置，三個條件擺在前頭，既是給自己留退路，也是立了軍令狀。他沒有主動爭什么，沒有到處攬權(quán)，卻在最關(guān)鍵的時刻，做了該做的事。壓臺，他壓住了。

歷史的邏輯，往往就這么直接：不是最紅的那個活得最久，而是最穩(wěn)的那個走得最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