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海軍 | 農民家庭分工模式與“破碎型團結”

彭海軍

（中山大學社人院2025級博士研究生）

本文基于湖北恩施州一個偏遠山村塆組的個案觀察，深入分析了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人口空心化與老齡化背景下，農村家庭為求生存與發展而形成的多樣化分工模式。這些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家庭成員的地理分散與功能碎片化，本文將其概括為“ 破碎型團結 ”——即家庭通過成員的分離與協作，以犧牲代際與夫妻間的情感聯結為代價，合力實現家庭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尤其是推動下一代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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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自發進城買房和扶貧搬遷，當前老家整個塆組一共還有10戶人家、18名常住村民，幾乎都分布在交通比較方便的公路沿線。其中80歲以上的老人1名，70－80歲的老人4名，60－70歲的老人8名，50－60歲的中年人4名，30－40歲的青年人1名。村組的空心化和老齡化十分明顯。而在家庭結構層面，工業與農業兩種生計、掙錢和撫育兩種分工將家庭撕扯成幾瓣，不同程度上呈現出碎片化的結構形態。誰在家務農，誰出門打工，誰在縣城陪讀，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抉擇。

一、核心家庭分工模式：“ 一家兩制 ”

核心家庭（通常為中年父母與成年子女）因無撫育任務，分工模式相對簡單，主要圍繞“務農”與“務工”展開，形成“一家兩制”的家計格局。

1.在村務農+遠出務工

這一模式特點表現為：父母留守農村從事農業，子女遠赴大城市務工，以獲取更高收入。這是比較經典的“ 半工半耕 ”模式。

三堂舅62歲，舅母56歲，他們原來也住在山頂上，十多年前搬家到公路沿線建了兩層樓房。三堂舅極少出遠門，一邊務農一邊幫農民建房，近幾年還和舅母一塊去高山，給煙農做點工，省吃儉用也積攢了一些積蓄。三堂舅前年和二堂舅每個月輪流贍養老母親，直到去年離世，目前三堂舅最大的心愿就是為他28歲的兒子娶媳婦。這個表弟讀完初中后就去了溫州皮鞋廠打工，一直到現在，長相非常秀氣，但是一直沒能找到對象結婚。

2.在村務農+縣鄉務工

這一分工模式特點：父母在村務農，子女在縣城或鄉鎮從事非農工作，收入相對較低但能兼顧家庭。

二堂舅66歲，舅母63歲，夫妻倆一直在村里種田養豬。二堂舅農閑了就下山到縣城搞副業、當腳夫，相當于重慶地區的“棒棒”。他們的大兒子兒媳一家在縣城定居，務工和撫育同時兼顧。而小兒子遠赴湖南做上門女婿，一樣的案例本村至少有5－6個，一般都是小兒子上門，但也有兩個兒子都上門的少數案例。

二叔如今68歲，二嬸57歲，夫妻倆在廣東漂泊大半生，靠做清潔工和回收廢品積攢幾十萬元。2011年，他們回村斥資20余萬修建了兩層半樓房。二叔非常摳門，存款至少有幾十萬，但是自己單側腎壞死了也不愿取出定期存款給自己做手術。二叔的兒子，也就是我的二堂哥，30多歲了依舊找不到媳婦。二堂哥繼承了二叔的摳門性格，在城鄉之間做家電安裝與維修工作，無論熟人還是生客都胡亂喊價，生意遍布各個鄉鎮，按道理也攢了不少錢。然而二堂哥不修邊幅、十分邋遢，風里來雨里去養成了黝黑的糙皮厚肉，這在“看臉的時代”自然會勸退絕大部分女性。即便如此，二堂哥以及二叔都看不上二婚女人，尤其是二婚帶娃的女人，嫌棄前者是認為名聲不好，拒絕后者是害怕辛苦一場為他人作嫁衣。不知道從哪年開始，二叔以及家族的其他人都不再催促二堂哥結婚，仿佛結婚也不是必然的人生，維持現狀也不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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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二堂哥帶著二叔四處安裝空調，但從來沒有給二叔發過工資，每次提到收入二叔都會自我打趣。二嬸除了種田，也經常去給煙農打零工，150元/天，一年能做40—50天。農忙時節，二叔就留在家里幫二嬸種田喂豬，二叔這人喂豬當屬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自我記事開始，他便習慣把豬喂養在家里，在廚房放干草搭窩，讓豬崽在客廳奔跑，白天與豬崽親嘴嬉鬧，甚至晚上帶豬崽上床睡覺，二叔糾正了所有人的偏見，證明了豬可以是一種聰明且愛干凈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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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叔家的狗也從來沒有缺位過，狗也是二叔可以親吻和哄抱的孩子，將豬和狗當作寵物乃至孩子來養，成為二叔晚年極其重要的精神寄托。此外，二叔家的 橘貓 也是全村最健碩的貓，遠看會讓人誤以為是一條狗，摳門的二堂哥繼承了二叔熱愛動物的興趣，時常買活魚來喂貓，而這只“橘座”去年壽終正寢，享年1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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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干家庭分工模式：“ 一家三制 ”與“一家兩制”的變體 主干家庭因增加了撫育第三代的任務，其分工模式更為復雜，呈現出“一家三制”（務農+務工+陪讀）或更靈活的“一家兩制”變體。

1.“一家三制”：務農+務工+陪讀

這是三代主干家庭最典型的模式。家庭資源向第三代教育傾斜，導致成員被迫分散在不同地點：至少一名老人留守農村務農（一般是公公），兒子兒媳婦中至少有一人遠出高薪務工（一般是兒子），另一人全職或半職撫育孩子（一般是兒媳），必要時候由婆婆進城陪讀。

大舅夫婦均為68歲，是目前組里唯一還住在未通公路的人家。大舅長期獨居在老家種地，肩挑背扛種些玉米、土豆、紅薯等糧食作物，大部分用于喂豬，自家殺一頭，賣1－2頭，加上多余的糧食，年收入不足1萬元。即便是過年，大舅也是大部分時間獨居在老家，因為一旦下到縣城，他就開始擔心養的貓狗豬雞被餓壞。對大舅來說，這些牲畜不僅是經濟來源，也是獨居山頂的生活伙伴與情感寄托。大舅時常向子女譴責乃至在朋友圈謾罵大舅媽在城里偷閑——“光玩”，認為照顧孫子、帶孫子到處玩非常輕松，而自己獨自在老家辛苦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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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女都勸他不要種太多田，但是為了給小女兒準備嫁妝，幫兒子減輕城市生活壓力，以及打發無聊的晚年，大舅依舊種了好幾畝。大舅的抱怨，不僅是年老體衰之后對農活的力不從心，也是對孤寂老年生活的委婉反抗。其實大舅夫妻倆很長時間維持著“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農忙時返鄉耕種，農閑時便進城務工。大舅之前在全國各地干建筑工，大舅媽便四處當廚子，流動的狀態一直持續到60歲左右，城里的建筑市場開始排斥雇傭超齡農民工，但大舅在包工頭女婿的照顧下，仍然在工地上做了2－3年小工，之后便徹底被建筑勞務市場淘汰。大舅夫婦倆無奈，便回到農村老家種田喂豬，以及為高山的煙農打短工——壟行、撇煙、穿煙等等，日工資150元，滿打滿算一人一年可以做30－40天，短工收入成為家中比較重要的生計補充。

早在十幾年前，大舅就花了20多萬元在縣城為兒子購買了婚房，但老房子依舊坐落在山頂且沒有通公路。因為城里有房，沒有評上貧困戶，也就錯失移民安置到集鎮或城關的機會。大舅媽一共育有三個子女，其中大女兒早已出嫁，自婚育以來一直在縣城陪讀，大部分時間都在脫產帶娃，表姐夫在浙江承包工程，逢年過節才會回家，而表姐的公婆則在村里種田喂豬。小女兒待字閨中，但也基本確定婚姻對象，在深圳某個單位上班。

表哥快40歲了，為人憨厚老實，輾轉3－4次婚約才結婚生子，他長期外出務工，年薪在10萬元左右。好不容易盼來一個兒子，但兒子體弱時常患病，耗費了不少時間，也花了不少醫藥費。由于大舅老兩口年歲已高，掙錢能力逐年下降，而撫育支出將隨著孩子上小學逐年增加，家庭經濟壓力增強。表嫂一邊帶孩子一邊在縣里兼職，從去年開始到隔壁市打工。之所以要去隔壁宜昌市打工，是因為在小縣城，月工資普遍只能拿到2000－3000元，而到宜昌市務工可以拿到4000－5000元/月，差不多是縣城的兩倍工資。

如此一來，表嫂作為更有市場競爭力的勞動力便接替其公婆外出掙錢，成為三代主干家庭中新的經濟支柱。再加上已經讀幼兒園大班的小孩對母親的依賴性逐漸降低，大舅媽便應表嫂的請求接手照料孩子，但大舅媽抱怨道：“帶娃娃比種田還要累！”而表嫂每個月放假四天，就趕回來陪伴孩子。大舅在村種地務農，大舅媽在縣城帶孫子陪讀，表嫂就近到宜昌打工，表哥遠赴浙江杭州做管道工，兩代夫妻為了維持一個家庭，不得不分散在四個地方謀求生計，大家都在忍受孤寂，并通過抱怨的方式舒緩各自的精神壓力。

小舅58歲，小舅媽55歲，他們的主干家庭相對年富力強，家境也相對殷實，但在城鄉二元經濟格局下同樣呈現出碎片化的家庭格局。小舅夫妻倆一生精明節儉，自家的田地從未拋荒，特別是小舅長期在城里做廢品回收生意，同時在周邊鄉村的農民自建房工程中打零工，賺了不少錢，率先在村里建起二層樓房，先后為兩個兒子娶了媳婦。小舅攢了不少積蓄，也得了一身病，但依舊沒有放下地里的活。而小舅媽幫大兒子把孫子帶到小學，也開始到縣城的豆干加工廠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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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小舅在家種田養豬，順便開了一個小賣部；小舅媽在縣城工廠上班，農忙時回家幫助務農；大表哥30多歲，在縣城消防單位上班，同時照顧孩子生活與學習；大表嫂除了中途在家生育小孩耽誤了幾年，便一直在廣東珠海的一家工廠上班，是家里重要的經濟支柱，三口小家只能抽節假日在城里旅游團聚。而小表哥才28歲，和表嫂在黃岡消防單位上班，因為工作性質的問題，回家的頻率很低。

兩個舅舅家都是老父親留守務農，老母親在城鄉之間靈活往返，在務農、務工與撫育之間來回切換，兒子兒媳當中始終有一人遠出務工掙取較高薪資，一人就近掙取較低工資，順便兼顧撫育責任。農民主干家庭通過成員分散與分工來合力實現家庭整體發展的最大化，其最終目標是完成二代核心家庭的城市化，家庭資源重點服務于第三代人的教育，但代價是第一代人的孤獨、第二代人的寂寞以及三代人的情感疏離。

2.“一家兩制”的變體

2.1在村務農+遠出務工兼撫育：老人留守農村，年輕夫妻遠赴大城市務工，并將孩子帶在身邊上學，老人獨自承擔繁重的農活。

姨媽家的大表姐和表姐夫43歲左右，夫妻倆長期在成都務工并買房定居。表姐在工廠里當會計，表姐夫從事長途運輸，夫妻倆高度重視孩子的教育，不惜成本讓兩個孩子在成都的私立學校上學，好在大兒子十分聽話和努力，成績非常優異。而表姐的公公前年不幸患病去世，只剩一位70歲的婆婆在山上老家種地，一個枯瘦矮小的老太太，竟然獨自種了好幾畝地，每年喂養4－5頭豬，這里面的辛勞無法想象。

2.2在村務農+縣鄉務工兼撫育：年輕夫妻選擇在縣城務工，以親自照顧孩子，而老人在村務農。好處是親子關系穩定，但面臨縣城高人情消費的壓力。

姨媽家的小表姐就嫁在本村，回娘家只需要走幾百米，其公婆也是70歲出頭了，一直在農村種田喂豬。小表姐也堅持從小撫育兒子，在學前教育的幾年，表姐一直在武漢租房，和表姐夫一邊在富士康上班，一邊撫育孩子，經濟壓力和老人無力幫扶，使得她一直不敢生育二胎。孩子上小學以后，表姐就回到縣城發展，從事家具銷售，一個月至少也有5000元，表姐夫先是做了一段時間的物流員，后來轉行成為管道工。表姐反映，在熟人遍布的縣城，人情是一筆大支出，這對于工資收入本就不高的三口小家來說壓力很大，所以已婚已育的年輕夫婦同時在縣城務工的比例非常低，但好處在于夫妻關系比較穩定、親子關系相對融洽，老人能夠得到就近照料與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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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遠出務工+縣城撫育：丈夫遠出務工，妻子在縣城撫育孩子，老人脫離農業生產，隨兒子外出務工，或者輔助兒媳照顧孩子。

隨著主干家庭的逐漸解體，家庭生計與分工也會作出適應性調整。姨父是一名鄉村醫生，靠一邊種地一邊看病養大了三個子女。其中表哥長相十分帥氣，通過網戀結識了表嫂。表嫂從四川跨越幾百公里上門奔現，并很快懷了表哥的孩子成為事實婚姻，姨媽姨父只好被動接受，直到孩子快出生了才補辦結婚登記。生下兒子之后才一個月，表嫂就跟著表哥出門打工了，姨媽一手用奶粉將孫子喂養大，哭鬧不止時只好用自己干癟的乳頭去安撫，長久的隔代撫育導致奶孫感情遠勝母子之情，因此表嫂在生下女兒之后，便選擇親自喂養了較長時間。

隨著生活上的深度接觸，這個突如其來的外地媳婦逐漸在文化觀念、處事方式上與姨媽家里格格不入，夫妻矛盾與婆媳矛盾交織，并引發姑嫂矛盾和三兄妹之間的不愉快。2016年左右，姨父罹患肝癌，前后治療花費了20多萬元，醫保報銷之后，表哥還花了十多萬元，而床前床后照料主要是姨媽承擔以及兩個表姐輔助，三年后姨父在病痛折磨中煎熬去世。自從姨父去世之后，姨媽就失去了主心骨，加上在婆媳斗爭上失勢，在家種田一年左右就跟隨兒子去成都打工去了。目前姨媽64歲，在兒子所在的彩鋼板加工廠為工人做飯，月薪2000多元，自從進城務工以后，姨媽的勞動強度大幅下降，時常在抖音里跳跳舞打發時間，身體比在家務農時好了很多，有一種越活越年輕的態勢。

表哥在這個廠工作了十多年，固定月薪9000元，身兼板材加工、運輸、機械維修等多項工作，以踏實刻苦的做事風格為老板深度依賴和信任，并且為其借了20萬元買房，之后每年從其工資里面扣除。通過財務深度綁定，老板留住了技術人才，表哥也減輕了房貸負擔。因為表哥2019年靠積蓄和熟人借貸，湊足60多萬一次性付款，在縣城的碧桂園買了一套160平方米（公攤面積25平方米）、四室一廳的樓房，每平方米4300元。然而在裝修上，表嫂未經商量和精打細算，就以18.8萬的價格外包給裝修公司并給付了定金，而自己購買材料請人施工完全不用花費如此高昂，關鍵是后續效果不甚滿意，又持續改造和購置精美家具，到如今在房屋上累計花費近百萬元。

為了償還債務，作為全家唯一的勞動力，表哥經常下班之后跑外賣補貼家用，而且專挑凌晨和下雨天跑單價高的訂單，每個月能掙1000－2000元外快。因為表哥每月需要固定向表嫂轉賬3000元（兒子今年上高中以后，每月上升到4000元），以此支付表嫂和他們一雙兒女的生活費用，而水電費和物業費由表哥另外繳納，每個月350元左右，此外還不定期在網上購物寄回家中。因此表哥每個月只有花費和抽煙這兩項開銷，而且只敢抽10元的紅塔山，此外就是宅在宿舍里面看小說放松。表嫂和大舅家的表姐都在碧桂園的小區，二人同為全職寶媽，經常相約出游遛娃或者采摘時令野菜。

2.4兩地務工：兩代夫妻雙方均遠出務工，孩子由年輕夫婦撫育，年輕夫婦在城市里的生存壓力非常大，但是孩子能夠得到健全的父母關懷和優質的教育，老年夫婦會提供經濟支持，而且兩代夫妻能夠不必忍受分居之苦。

三叔家的堂妹與堂妹夫才20多歲，自結婚以來從未分居，堂妹夫吃苦耐勞打兩份工，基本能夠養活一家四口，而堂妹則專職帶娃陪讀。其堂妹的公婆也雙雙在浙江溫州的皮鞋廠打工，支付了12.8萬元的彩禮，之后5－6年省吃儉用積攢了50萬—60萬元，為堂妹小兩口在縣城全款買下一套四室一廳的樓房。當全家都外出務工并隨遷之后，堂妹夫村里的老家只剩下一個老奶奶，自食其力了幾年之后，目前也年老多病需要人每天照顧。

三、結論與反思 家庭分工模式的選擇與家庭生命周期和經濟水平密切相關：越是發展到主干家庭后期，家庭生計與生活空間越分散；家庭經濟水平越高，年輕夫婦及其子女越不容易分離。但大多數核心家庭與主干家庭為了生計，家庭成員不得不在進城與留村、掙錢與撫育上分工，不得不分散在鄉村、縣城和都市忍受分離割裂之苦，其最終目標是集中資源完成下一代（尤其是第三代）的城市化，實現家庭階層的躍升。

1.“破碎型團結”的代價：

第一代（老年人）：承受著體力衰退、孤獨無依的晚年生活。他們的勞動（務農、短工、陪讀）是家庭運轉的基石，但情感需求常被忽視。

第二代（中青年）：面臨夫妻分居、情感疏離的“寂寞”困境。他們是家庭的經濟支柱，卻難以兼顧工作與家庭生活。

第三代（未成年）：雖然獲得了更好的教育資源，但可能面臨隔代撫養帶來的情感隔閡與教育缺失問題。

2.勞動力的靈活性差異：

老年婦女是家庭中最寶貴的“ 靈活勞動力 ”。她們可以根據家庭需求，在務農、進城務工（如食品加工）、進城陪讀之間靈活切換，是維系“破碎型團結”的關鍵角色。

中青年婦女的靈活性其次，通常在“務工”和“撫育”之間做出選擇。這一婚育群體存在三種分化，一種是全職媽媽，一種是全職工作，最后一種是半職媽媽，即一邊工作一邊照料孩子，最后一種壓力最大，需要同時面對家庭與職場的雙重壓力，且其職業發展常受家庭責任束縛。

成年男性的靈活性最差，常見模式為青壯年時期務工、老年返鄉務農，基本只有掙錢這一條選擇，只有少數年輕寶爸能夠在工作的同時承擔短期的撫育工作。

靈活但破碎的分工模式反映了農村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陣痛。它既是農民家庭在市場經濟壓力下的理性選擇，也帶來了養老危機、婚姻脆弱、情感疏離等一系列嚴峻的社會問題。家庭的“團結”是以“破碎”為代價的，這種模式能否持續，以及如何為這種犧牲提供更多社會支持，是未來需要關注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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