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簡直比小說還精彩:他是個落第秀才,卻成了“中國新聞報刊之父”;他給洋人打工翻譯《圣經》,卻在私底下給造反的太平天國獻計獻策;他被清廷全國通緝,流亡海外,卻成了第一位受邀去牛津大學演講的中國學者;他一生最大的愛好就是逛青樓,還不知羞恥地寫了四十年的“獵艷日記”,但在晚年,連國父孫中山都要恭恭敬敬地喊他一聲“先生”,登門求教。
這個人,就是晚清第一奇人王韜。
白天翻譯圣經,晚上流連花叢
1849年的上海。剛剛開埠不久,是個冒險家的樂園。21歲的王韜,帶著一身的才氣和科舉落榜的失意,來到了這個光怪陸離的城市。
王韜原本也是個傳統的讀書人,一心想考個功名光宗耀祖。可惜命運弄人,他連考了好幾次,連個舉人都沒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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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養家糊口,他做了一個在當時讀書人看來很“丟份”的決定,去給洋人打工。他進了英國傳教士創辦的墨海書館,當了一名編輯。
這一干就是十幾年。
在墨海書館,他結識了著名的漢學家理雅各,兩人合作翻譯了大量的西方書籍,甚至還一起把《十三經》翻譯成了英文。
但是,王韜這個人有個巨大的毛病,就是好色。他自詡風流,覺得才子配佳人是天經地義的事。
在上海的那段日子里,他白天在書館里正襟危坐地翻譯《圣經》,宣揚上帝的福音;一到了晚上,他就換上衣服,鉆進上海灘的秦樓楚館,尋花問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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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僅逛,他還寫。他有寫日記的習慣,而且是幾十年如一日地寫。在他的《通過這些日記》,比如《花國劇談》、《漫游隨錄》里,他毫不避諱地記錄了自己狎妓的經過,對那些青樓女子的容貌、才情評頭論足,甚至連床笫之間的細節也敢往上寫。
這在道學家看來簡直是無恥之尤,但在王韜看來,這就是名士風流。這種“白天圣人,晚上浪子”的生活,他一過就是十幾年,直到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徹底打破了他的溫柔鄉。
一封匿名信
1860年前后,太平天國的軍隊打到了上海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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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上海雖然有洋槍隊守著,但局勢非常緊張。王韜作為一個生活在上海的文人,他的心態很復雜。一方面他給洋人打工,受洋人保護;另一方面,他對腐敗的清政府早已失望透頂,對太平天國反而抱有一絲幻想。
那一年,王韜做了一件讓他后悔半輩子的蠢事。他化名“黃畹”,給太平天國的將領寫了一封信。
在信里,他洋洋灑灑地給太平軍出謀劃策,教他們怎么對付洋人,怎么攻打上海,甚至還建議太平軍不要和洋人硬碰硬,要搞統戰。
王韜本以為這事兒做得神不知鬼不覺,想兩頭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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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沒想到,這封信后來隨著太平軍的戰敗,落到了清軍手里。清廷的官員一看,這還了得?上海灘竟然藏著這么一個通匪的“漢奸”!
很快,李鴻章就下令抓捕王韜。
如果不是英國領事館出面保護,王韜當時就被砍了腦袋。但上海是待不下去了,在英國朋友的幫助下,王韜匆匆忙忙逃上了去往香港的輪船。
這一年,王韜34歲。他從一個風流的上海文人,一夜之間變成了大清朝的通緝犯。他不得不告別了那些紅顏知己,開始了他漫長而傳奇的流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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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正是這次逃亡,讓他從一個混日子的編輯,被迫走向了看世界的舞臺。
流亡歐洲
在香港躲了幾年后,曾經的老板、英國人理雅各要回國,邀請王韜同行。
王韜一想,反正在國內也是通緝犯,不如去西洋看看,到底是什么樣的水土,養出了這些船堅炮利的洋人。
于是,1867年,王韜踏上了前往歐洲的旅程。這一去,就是兩年。
他游歷了法國、英國、蘇格蘭等多個國家。和以前那些只會看西洋鏡的中國官員不同,王韜是用一種平視、甚至審視的眼光去觀察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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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參觀了大英博物館,看到了隆隆作響的火車,也見識了西方的議會制度。他在日記里驚嘆道,西方的強盛,不僅僅在于兵器,更在于他們的制度和人心。他發現英國的君主和百姓之間雖然有等級,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讓他大受震撼。
在歐洲期間,王韜還干了一件露臉的大事。他受邀去牛津大學做演講,向那些傲慢的英國紳士介紹孔子的儒家文化。這是歷史上第一位在牛津大學演講的中國學者。
據說當時臺下的英國教授們聽得如癡如醉,紛紛感嘆東方文明的博大精深。
當然,作為“風流才子”,王韜在歐洲也沒閑著。他的日記里依然記錄著他在國外的艷遇。他描述法國女郎的熱情奔放,蘇格蘭女子的溫柔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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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無論是逃亡還是考察,逛窯子這個“愛好”,王韜是堅持了一輩子。
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兩年的歐洲游歷,讓王韜的思想發生了質的飛躍。他不再是一個只會吟詩作對的舊文人,而變成了一個擁有國際視野的現代思想家。
香港辦報
1870年,王韜回到了香港。這時候的他,已經不滿足于只做個翻譯或者是助手了。他要發聲,他要用自己的筆,去喚醒這個沉睡的國家。
1874年,在朋友的資助下,王韜創辦了《循環日報》。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由國人獨資創辦、并由國人主筆的現代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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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份報紙上,王韜首創了“政論”文體。以前的報紙,大多是抄抄朝廷的邸報,或者是登點商業廣告。但王韜不一樣,他每天親自寫社論,針砭時弊,評論朝政。
他批評清政府的腐敗,呼吁進行變法改革,主張學習西方的君主立憲制。
他的文章犀利潑辣,見解獨到,很快就風靡了整個華人世界。當時的讀書人,如果沒看過王韜的文章,出門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李鴻章雖然曾經通緝過他,但后來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才華,甚至私下里派人去拉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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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韜通過辦報,成為了當時的“輿論領袖”。他提出的“變法自強”思想,比后來的康有為、梁啟超還要早了二十年。他告訴國人,世界已經變了,如果中國再不改變,就真的要亡國滅種了。
孫文登門求教
晚年的王韜,名氣已經大到了頂峰。雖然清廷早就撤銷了對他的通緝令,但他大部分時間還是住在上海和香港,享受著“海內名士”的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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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的一天,一個衣著樸素的年輕人,懷里揣著一份沉甸甸的萬言書,敲開了王韜在上海的家門。這個年輕人,就是當時還沒什么名氣、一心想要上書李鴻章的孫中山(當時叫孫文)。
孫中山為什么要找王韜?因為他知道,王韜是當時維新變法的祖師爺,而且和李鴻章那些洋務派官員都有交情。如果能得到王韜的推薦,自己的意見書才有可能遞到李鴻章的案頭。
王韜接待了這個比自己小40歲的晚輩。他仔細閱讀了孫中山的那篇《上李鴻章書》,雖然覺得里面的某些觀點有些激進,但他非常欣賞孫中山的見識和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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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韜不僅親自幫孫中山修改潤色了文章,還利用自己的人脈,給李鴻章的一位幕僚寫了推薦信,幫孫中山鋪路。
雖然這次上書最后失敗了,李鴻章根本沒見孫中山。但這件事情的意義非常重大。它標志著新舊兩代改革者的交接。
王韜代表的是那一代試圖在體制內修修補補的改良派,而碰壁后的孫中山,則徹底丟掉了對清廷的幻想,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
可以說,在孫中山從改良走向革命的轉折點上,王韜起到了一個關鍵的“擺渡人”作用。
1897年,王韜在上海病逝,享年6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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