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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5日,強熱帶風暴白鹿登陸閩南地區,楊峰手握一臺5斤左右的攝像機,站在汕頭海邊拍攝因臺風而暫停使用的一座大橋,人被風推著走,眼鏡片和鏡頭布滿水珠,希望通過拍攝浪花拍岸、椰林晃動,以直觀展示臺風的劇烈程度,可他連站都站不穩,拍攝預先設想的畫面更是難上加難。
15天前的楊峰不會覺得現場如此艱難。
同年8月10日,超強臺風利奇馬登陸溫州,楊峰作為導播坐在辦公室里,與現場記者溝通、協調播出內容,經常提出一些讓現在的他看來“不切實際”的要求。
六年后,他已經參與過數十次災難現場的報道,“現場”被不斷賦予新的意義。
在楊峰與熊阿姨4個半小時的對談中,他提到了許多只有去到現場才能經歷的細節:洪水中處在蓄滯洪區村民間的斡旋;逝者家屬集體簽字同意公布遇難者名單;在梅大高速事故后,從養護單位的辦公場所內了解到更多細節……
在訪談中,楊峰詳細講述了12場災害的采訪經歷,從新人到資深記者,他每年都在刷新自己對災害的認知,每年都有新的感悟。
以下是楊峰六年的職業故事,整理自播客“熊家客廳”第29期《為什么工作出差必須攜帶救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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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開始正式接觸氣象災害相關的報道。
臺風利奇馬登陸溫州時,我在新京報做導播,與前方的幾組記者溝通直播需要的畫面,讓他們前往合適的點進行拍攝,自己也會選取一些與媒體合作的開放攝像頭的視頻,將這些零散的畫面串入連續的直播。
我不滿足于導播這份后方的工作。
一方面是我剛畢業,想多去前方做災害現場報道;另一方面導播不太適合沒有太多現場經驗的年輕人來干,直播是“導播負責制”,缺乏現場經驗的我經常“瞎指揮”前方有經驗的記者。
比如某地因災出現人員傷亡,導航顯示去到現場需要兩三個小時,但因為天氣等難以預料的原因,實際上可能需要四五個小時才能趕到,但身為導播的我根本理解不了。
后來我爭取到了前方的工作機會,第一個到的現場同樣是臺風。
雖然白鹿的強度比利奇馬低很多,但這讓我發現,在現場和辦公室,不同的環境對臺風的感知完全不同。出發前,我設想去到汕頭的海岸線旁——那里有一座臨時停運的大橋,有沙灘、有椰林——通過拍攝它們來表現臺風的破壞性。
可到了現場后我才發現,我對自己和同事的要求實在嚴苛。
我只扛了一臺兩三公斤重的攝像機,但在暴風雨中根本站不住,人被風吹著走,眼鏡片和鏡頭全是水珠,我完全看不清我拍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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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梅雨帶在長江流域的停留時間比之前長得多。
中國大部分的國土處在季風區,加之氣候變暖,夏天的洪災并不少見,即便發生了三峽開閘泄洪、消防員因救援犧牲等事件我們也沒有將洪災放在報道中心,大多只是遠程采訪。
但安徽歙縣的洪澇災害卻引起了廣泛關注。
當年,全國高考因為疫情已經延期了一個月。而歙縣遭遇的洪災使高考再次被推遲,這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而這時長江流域的洪災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
去到現場后,路上的超市被淹沒,車輛多被洪水沖毀,整個工業園泡在水里,當時我聯系了一個超市老板,他告訴了我從創業、投資到因洪水損失的經歷。
盡管有這樣鮮活的案例擺在面前,但暴雨的發展過程如何?為什么歙縣的洪水比其他地方更嚴重?洪災在當地的演進過程是怎樣的?水利設施是怎樣的?起到了什么作用?是否與這次災害有直接關聯?當地又是如何應對這些災害的?防災減災崗位上的人在做些什么?這些問題我那時并沒有關注,我只是記錄下了洪災對當地的影響。
幾天后,洪水圍困了江西鄱陽墩街鎮。當時媒體經費相對充足,為節省時間和差旅費,我們在結束一處現場報道后,還會就近走訪其他受災點,我也緊接著趕往鄱陽繼續采訪。
我是北方人,沒有經歷洪水的經驗,也是這次去到現場我才對圩和堰這類水利設施有了解。(注:“圩(wéi)”意為低洼區防水護田的土堤。)
在南方,農民們會在地勢低洼地區圍湖、圍河建圩以擴大種植區域。
在這次洪災中,大水沖倒了很多圍堰,淹沒農田,甚至有些堤壩上的房屋也一并被沖毀。
很多村民家中有船,我乘船跟著消防員去轉移他們時,相當多的村民不愿被轉移,就算那個地方地勢低洼,水位可能一兩個月都下不來,但他們為了保住家里的牲畜和財產,寧愿住在家里,不在集中安置點領免費的吃喝,靠著存糧生存,自己劃船進出,他們基本都是老人。
這里涉及到平原洪災與山區洪災的不同。
山區的洪災來的快去得也快,洪水的過程往往伴有泥石流、滑坡,毀壞道路,導致在山洪過后,基礎設施建設恢復較慢,但一般不需要泄洪。而在一些毗鄰江大河旁的平原低洼地區,部分地區被劃分為蓄滯洪區,鄱陽縣內的單退圩區就是其一,它們需要在面臨洪災時主動通過開閘、炸壩甚至毀圩的方式泄洪。
在決策層看來,只需要下令泄洪,把水排掉就能緩解洪災,但在基層執行時,會涉及村與村、人與人、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利益糾葛。
比如兩個位于蓄滯洪區的村子分位于河流兩側,需要在洪水到來時主動進水,兩側的村民都希望對方的村莊先進水,后進水的村莊水位較低,就能保有較多的收成,雖然政策層面會補貼,但補貼的金額是小于損失的。
在鄱陽湖這一帶的村莊,村民們會整晚守在圩旁,防止其他村民、政府人員破壞。
若是非倒圩不可,村民會盡量拖延時間,有時洪峰很急,在拖延、斡旋的過程中另一邊的圩先倒了,原本需要主動倒圩的村莊就幸免于難,但村莊是始終要進水的,這會讓經濟更發達、人口更多、處在下游的縣城不被淹。基層和上級政府間消極的對抗,是我此次在現場明顯的感受。
這些沖突并沒有被寫進報道。
相比全國性的洪水,村莊沖突的公共性較小。
但這也是身處現場才能被挖掘的細節,報道上經常會寫某地有幾十萬人受災,但這只是一個數字,如果不去現場看見鮮活的人,看見他們是如何在災難中經歷生活的變故,報道始終是一個數字,過度用數字去報道,就是把災害攤平了。這次現場的經驗刷新了我作為一個北方人對南方水利設施復雜性的印象。
連續跑了兩場洪災,當采訪接近尾聲時,我已經特別疲憊。
駕車長途跋涉、近距離接觸災民,報道發出后,公眾和領導的注意力似乎已經轉移,這讓我身心幾乎到了所能承受的極限。就像熊阿姨說的,沒有人來教記者怎么處理這些創傷,當時的我也還沒有學會處理自己的哀傷情緒。
直到兩年后的土耳其地震,我見到國際救援隊伍根據隊伍規模和能力,對進入災區的作業時間、在現場的連續作業時間都做了限定,我才從相關的制度中學到了,通過與現場保持適當距離來保留體力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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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鄭州暴雨,我開始帶著問題思維進入現場。
這是一場由氣候變化、制度缺陷、管理失位等多種問題共同釀成的特大災難。洪災發生后,鄭州交通癱瘓,我先從廣州飛西安,在西安坐高鐵到運城,隨后在運城租車經洛陽、鞏義進入鄭州。
洪水中的“混亂”讓我印象深刻。
當時河南的災情涉及了包括鄭州、新鄉、鶴壁在內多個地市,民間與政府的救援力量在跨地區調度時,很難及時共享信息,尤其是民間力量,他們往往扎堆去向媒體報道的熱點受災地區,一度出現交通擁堵、力量被浪費的情況;而沒有報道的災區卻缺乏救援,很多村子在缺乏外部支援的情況下自救了兩三天。
比如我在衛輝的大堤壩上聽到傳聞說上游可能會放水,我采訪了堤上正在筑壩的指揮,試圖了解河流上游的情況,但受訪的幾位指揮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在大堤上住了一晚后,出于風險考量,我離開衛輝遠離衛河的鶴壁市區過夜,第三天,衛輝城區被淹,包括我住過的地方,被淹前,衛輝沒有提前組織人員撤離。
這些問題,在災后的調查報告都有指出。
這次報道,讓我積累了許多災難報道經歷。前兩天自己開車很累,和同行匯合后我們便組隊,有人開車、有人查信息、有人找路……突發災害報道傳遞公共信息,有越多人了解越好。
吸取先前采訪洪災的經驗,這次現場采訪時我會穿著救生衣,也因為災害現場沒有信號,我還自費購買了無線對講機,以便在災區與同行的記者保持聯系。最后的稿件呈現中,我更多以更宏觀的角度寫新聞,微觀的或自己的現場感受我沒有呈現太多,這也許是我和其它記者在寫作層面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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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再次來到鄱陽湖。與前年不同,這時的鄱陽湖遭遇了嚴重的干旱。相比暴雨、洪災、臺風等會在短時間內造成嚴重財產損失、人員傷亡的災害,干旱是靜態的,它的破壞很難在短期內量化。
靜態的災害很難被及時報道,往往只有造成普遍性影響或突破某個極值時,才會被關注。比如四川限電、浙江工廠缺電停工。而我關注到鄱陽湖干旱也是因為一串數據——鄱陽湖接連刷新1951年有記錄以來最早的進入枯水期、低枯水期記錄,這讓我能夠說服編輯去做這個選題。
我帶著攝影記者掃街的心態去到現場。
起初我開車沿著鄱陽湖繞,拍下大旱下干裂的土地、裸露的河床、干涸發臭的湖蚌 …… 隨后我在湖旁的村莊碰到禁漁 后上岸的 漁民。他們向我講述了湖區生態的變化;還找到了因大旱遭遇損失的種糧大戶。打井隊在大旱中變得緊缺,農戶需要井里的地下水進行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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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1 日,湖水退去,鄱陽湖南磯山水域 形同戈壁。攝影: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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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鄱陽湖南磯山水域,河蚌干涸而死。 攝影:楊峰
當地對鄱陽湖修閘爭議已久。
歷史資料顯示,三峽水庫的修建對下游鄱陽湖干枯季時的水量有明顯影響。支持的人認為修閘是保護環境,反對的人認為應該減少人工干預環境,各持己見,沒有明確的答案。
“秋子湖”同樣是一個具有爭議的水利設施。
過去退耕還湖時,這種湖中之湖被大規模地拆除,當時主流的輿論認為這有助于鄱陽湖的生態恢復,但后來也有專家學者說秋子湖的拆除破壞了鄱陽湖的蓄水功能,爭議始終存在。鳥類專家從保護鳥類的角度論證,魚類專家從保護魚類的角度論證,交通部門首要考慮水道通行,種糧大戶首要考慮農田灌溉,制度沒法顧及所有人。
另一種報道干旱、炎熱的方向是寫身在其中的人。
我國的統計口徑缺少對熱射病死亡與職業等多種要素的關聯,因此我非常推薦極晝工作室這篇稿子,作者串聯起大量的個案,呈現高溫下因熱射病死亡在戶外工作者、車間工人、老人中并不是一個罕見的現象,熊阿姨提到的《熱浪:芝加哥災難的社會剖析》,這本書從各種社會環境因素去分析一場非正常熱浪造成700余人死亡的原因。像這樣對干旱和炎熱天氣的記錄,中國媒體的關注度并不夠,一般大家關注到這個現象時,極端天氣已經造成了很大的損失,而遭受極端氣候影響的人也較少被媒體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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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涿州洪災,我在保定淶水縣、霸州勝芳鎮,記錄下村莊遭遇洪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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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從湯家莊主村進入西塔的村道被泥石流沖毀,村民爬山進入。拍攝:楊峰
其中《“孤島”湯家莊村的離別與團聚》這篇報道在征得村民同意后,向公眾實名公布了湯家莊村在洪災中的絕大部分死亡、失聯者的19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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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做法在輿論場上一直存在爭議,但有兩件事讓我一直想做一次類似的嘗試。
一是人物《MU5735航班上的人們》在稿件中對遇難者實名處理。二是鄭州洪災時,紅星新聞統計了滎陽一礦場的失聯人員名單,促使官方改變自己的統計口徑。
在湯家莊村洪水中,我了解到遇難、失聯者的人數后,逐一與家屬溝通并征求其公開意愿,最終得到了積極的回復,他們希望公布名字和其他詳細的個人信息,借此讓外界關注這次災害,緩解自己的無力感。
進村之前,我咨詢官方村莊是否允許外人進入。
官方的回答是不具備進村條件,并沒有明確拒絕。我在傍晚五六點進入湯家莊村,第二天上午十點撤出村子,起初的采訪比較順利,但在第二天凌晨,我們采訪完上游受災情況更嚴重的村小組,準備繼續往上采訪時,采訪窗口已經結束,好在采訪的內容已經足夠完成稿件撰寫。
名單公布后,村民對我的報道以及公布的行為非常認可,但認為有兩位遇難者名字也應該寫上。但我因為沒有找到二位的直系親屬確認,出于嚴格的新聞倫理考量,便沒有公開。
不過在評論區中,村民還是補上了他們的名字。
這次洪災對村莊的每個人來說都是慘劇,但村民在采訪前后希望讓信息被大眾了解的態度對我是正向激勵。即使不能深究因果,如實記錄也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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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有兩件因氣象事件導致的災害刷新我的認知。
廣東梅大高速塌方就是其中一件。它讓我意識到大基建時代過去后,大型公共基礎設施保養的重要性。這是一個復雜的命題,涉及到成本、技術、執行等多種因素,如果維修過程中存在疏漏,會埋下重大的安全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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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梅大高速塌方災害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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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梅大高速塌方災害西側邊坡自動化監測設備分布
稿件中的這三段話是這次采訪的重要增量:
“梅大高速K11+870-K12+153路邊坡安裝的自動化監測設備,是廣州吉歐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吉歐電子”)生產的MIS30普適型GNSS監測專用接收機。
5月2日,封面新聞記者在災害現場見到,塌方點西側1公里內的邊坡上,分布了5套配備了太陽能發電板和信號天線的前述設備,太陽能板的出廠日期為2023年9月2日,其中一套設備距離塌方點僅50米左右,這批設備的工作指示燈均亮起。已塌方的邊坡由于泥土掩埋,尚不確定是否裝有同款設備。
知情人士稱,廣東華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是塌方區域的邊坡位移監測設備的實際使用單位,記者見到,塌方發生后,該公司派員前往災害現場參與處置。”
去到現場之前,我并不知道監測設備的存在,而且因為事故發生地集中在塌方一處,周圍都被封鎖,按常規方法去不到事故地點旁。
第一天我就在高速下方的村子完成了采訪,但獲得的信息與事故關聯度不高,整體而言是無效的。我嘗試爬到村子的邊坡上,用相機、無人機拍攝事故現場,但監測設備的細節是拍不到的。
后來我在事故現場周邊,看到路上的養護車朝同一個方向開。
我與澎湃新聞的記者跟在它們后面,最后進入了一家事后新派到事故現場旁的養護單位,工作人員告知了幾家負責道路長期養護的公司名稱,我們就在高速上盤旋,跟隨可能是養護公司的車輛找到了養護公司的地址,從中了解到了高速的養護記錄、道路圖紙等資料。
在辦公區旁的高速路段,我發現了邊上鋪有自動化監測設備。
這被用于監測邊坡位移,上面標有產品型號和生產日期。我就想去事故現場進行核實。凌晨一點左右,我們在道路旁采集了監測設備的數量、距離、實際使用單位的信息后,便離開了現場。
另一個事件是2024年4月份韶關的一場地質災害。
當時我和其他三位記者走路進入村莊,天空下著小雨,道路泥濘,腳經常需要從泥里拔出來再走,其中兩位記者中途折返,我和另一位記者互相激勵,走了八九個小時,與武警救援力量一起進入現場。
途中有一個路沿可以從被泥石流覆蓋的路面和路外的大水坑間走過,路沿很滑,經過時,我和幾個武警都掉進了水坑里,盡管我會游泳,但還是完全反應不過來,在水下泡了五六秒,眼鏡被沖走、相機也進了水,好在我的背包里裝著救生衣,掉到水坑后還能飄起來,武警很快就把我拽上來了。
進入受災現場后,我的體力已經耗盡了,率先到達的火箭軍也是一身濕,在旁邊烤火,他們讓我過來一起烤,不然濕著衣服睡覺會受不了,我不想和他們搶火,就直接穿著濕衣服入睡。第二天醒來后,已沒有體力再展開采訪,設備也只剩手機和無人機可以正常使用,肺里還進了點泥水,和我一起進入現場的記者也是同樣的狀況,結果第二天中午,道路就修通了。
拼得那么累,不僅新聞沒做好,還遭受了體力、財產、身體健康的損失。在這之后,在去現場前我就更加權衡自己的行程與體力的分配。
同年還有一件小新聞,但對我個人來說是大事。
一月的時候新疆禾木雪崩掩蓋道路,導致上千人被困景區,很多當地人在接受采訪時認為,天氣較往年溫暖可能是導致雪崩的原因。禾木連接外界的道路兩邊是雪墻,天氣不夠冷,雪就凍不結實,倒塌后阻斷交通,也使道路工作人員承受更高的風險。
氣候變暖不只讓東部遭受更多暴雨、干旱災害,對中國內陸地區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是我先前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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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我跑了兩起洪災。
七月底北京密云、懷柔與河北相鄰縣市的洪災最為嚴重,報道了密云和太師屯鎮后,我朝河流上游的河北走,發現兩邊對災害認知的不同。
北京上游的很多山區原本就被納入預案,紅色暴雨預警發布后,村干部去村里呼吁大家盡快撤離,減少了上游山區的傷亡; 但 沒有被納入預案的 平原地區 則遭遇了嚴重的人員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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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密云區第二人民醫院和太師屯鎮養老照料中心
而河北對暴雨的預警相對疏忽,處在河北與北京交界的興隆縣山谷中有大量文旅設施,當天正在舉辦發布會,旁邊居住有工人和參與項目的網紅,當晚很多人被洪水沖走了。
去過那么多的災難現場,2025年再去報道洪災,除了個體故事,我開始盡量收集資料去探究災害成因及災區群眾對災難的認知。如果有讀者能看到新聞,在之后面對類似情況時,也會知道怎么防災減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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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越來越頻繁,過去極端的天氣現在變得平常,作為記者,每年我都有新的認知。但對于在同一個地方生活了很久的人來說,他們或許已經有了自己的防災哲學,但在氣候快速變化的當下,長久的經驗、哲學也會被打破,每個人都要時刻刷新自己對災害的認知。
出差去災難現場時,相機、電腦、衣服、現金是我的標配,手機一定要支持衛星通話,這樣在沒有信號的時候也能聯絡外界,報道洪災時還會自己帶上救生衣,有時候也會帶上對講機。租車要首選當地牌照的。
遇上臺風天,我會給手機帶一個防水袋,頭上則戴頂白色工地頭盔防止被砸,配上反光衣,在報道工地事故時還可用于混淆身份。有一些采訪對象不愿受訪,我就會遞給他一張名片,極少數的采訪對象會在之后聯系我。
作者 | 黃子睿 郭英姿
編輯 | 郭英姿
值班編輯 | 王姝文
運營總監 | 葉沛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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