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大豆進口國,一年要買超過1億噸,占了全球貿易總量的六成。
在中美貿易摩擦之前,中國也是美國大豆最大的“金主”。
比起水稻、小麥、玉米三大主糧接近100%的自給率,大豆作為戰略物資,又是工業原料,還是豬牛羊口中“口糧”的關鍵作物——我們的自給率,不到20%。
很少有人知道,其實一百年前,美國大豆產業的命,是中國給“續上”的。
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從中國東北等地大量引進大豆品種資源。那時候,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豆生產國和出口國,《紐約時報》1928年曾報道:
世界大豆,有八成是中國東北生產的。
轉折點發生在1950年左右,美國大豆因胞囊線蟲病幾乎遭遇滅頂之災。
就在美國豆農絕望之際,是中國的一種地方品種——北京小黑豆,挽救了他們的命運,美國科學家從這批來自中國的種質資源中成功篩選出抗病基因,讓美國大豆產業起死回生。
“感謝”的故事沒等來,“農夫與蛇”的故事開始上演。
此后的幾十年里,美國科學家拿著中國的種子,通過機械化種植、品種選育,把我們輸出的種子,變成了產量更高、成本更低的“洋大豆”,反過來占領了我們的市場,打壓中國的大豆產業。
當年送出去的“救命稻草”,最后變成了壓在自己身上的“競爭力”。
中國該怎么辦?
這場“大豆突圍戰”該怎么打?
01.
南京,大豆突圍的特殊坐標
如果你要細扒中國的“大豆突圍史”,會發現一個“特殊”的地理坐標:
南京。
1927年,南京金陵大學王綬教授團隊開始啟動大豆雜交實驗,通過人工去雄、授粉等技術手段,在嚴格隔離條件下完成組合配制,并歷經8年時間田間篩選和性狀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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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世界首批采用雜交方法育成大豆品種的實驗,其難度可想而知。
但他抱著背水一戰的決心,1935年,成功育成世界首批采用雜交方法的現代大豆品種“滿倉金”“滿地金”和“元寶金”。
值得一提的是,王綬不僅是中國大豆科學奠基人,還主導建立了國內首個科學大豆育種計劃。
隨后,王綬教授的學生馬育華拿到了“接力棒”,1950年后,馬育華著手開展對江淮下游地區大豆地方品種的研究和大豆數量性狀遺傳研究,籌備建立大豆育種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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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豆育種領域,馬育華主要完成了兩件大事:
一是培育并推廣了一批大豆新品種;
二是在南京農業大學建立大豆研究所。
1957年,馬育華育成大豆新品種“南農493-1”,這一高產大豆品種是系統選種的成功范例,在江蘇、安徽、湖北等長江夏大豆適宜區得到推廣種植。
也是這一年,馬育華有了一位得力助手——剛剛畢業留校任教的蓋鈞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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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大豆研究的“第三代傳人”,蓋鈞鎰的故事多少有點傳奇。
1936年,蓋鈞鎰出生在江蘇無錫; 1953年,他踏入南京農業大學。 1980年,44歲的蓋鈞鎰,作為改革開放后首批公派出國訪問學者,遠渡重洋前往美國艾奧瓦州立大學擔任客座助教。
在國外留學的兩年半時間里,這位深耕大豆的科研者考察了美國12個州的大豆產區,眼前的景象,讓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彼時,美洲國家大豆產量是中國本土單產的兩倍左右,這是一個不小的差距。
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機械化水平和規模種植的原因是其次,蓋鈞鎰將主要原因牢牢鎖定在了四個字——
“種質資源”。
與其他種子有所區別的是,大豆種質的問題不在于“有沒有、保生存”,而在于“單產量、高品質”上,我們確實還有差距。
就算到現在,“單產偏低”仍是制約我國大豆生產的根本問題。
弄明白這場“大豆突圍”的主戰場在哪,1982年回國后,蓋鈞鎰就開始干一件事:
帶著南農的學生跑遍了中國絕大多數大豆產區,一村一村找大豆。
當年,沒有大豆種子儲存設備,他們就從市場買來醬菜瓶子,里面放上干燥劑,封好口保存。
這種幾十年如一日的“笨功夫”,最終換來了多次成功“破壁”:
目前,在馬育華建立的南京農業大學國家大豆改良中心,蓋鈞鎰將其打造成一個世界第三大的大豆種質資源庫,保存著3萬份大豆種質資源,規模僅次于美國農業部的大豆種質庫。
除了補充大豆種質庫,蓋鈞鎰還從幾萬份大豆資源中心精心篩選出1900份,從實驗室到試驗田,反復種植、觀測、記錄下每一份最完整的性狀特征。
蓋鈞鎰團隊育成的大豆新品種“南農1138-2”,是我國南方地區遺傳貢獻最大的親本材料;
20世紀90年代末問世的“南農88-31”平均畝產可達170公斤,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3倍多;
“南農66”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創造了畝產258.02公斤的產量,突破了國家大豆高產攻關目標;
“南農47”經測定,畝產可達306.5公斤,進步顯著;
培育一個新品種,往往需要在成百上千份親本中進行組配,從中選出優良單株、優良品系,最后通過審定,才能稱為新品種。
而這個過程,通常需要八到十年時間。
02.
兩條戰線上的突圍
2004年,是我國大豆進口量超過國產大豆生產量的轉折階段,當時國內不少權威人士認為,主張放棄大豆自產,依靠國外進口的聲音很強烈。
一方面按照比較優勢,中國應該放棄高成本的國產大豆,而進口價格更低廉的國外大豆;
另一方面,我國耕地資源緊張,18億畝耕地紅線應該更多用于保證國人在小麥、水稻等主糧方面的需求,如果再增加大豆的種植面積,勢必要減少主糧種植面積,進而影響國家糧食安全。
這些想法背后,是一個冰冷的現實:
進口大豆這么猛,不是因為咱們不愛國產,實在是國內產量跟不上。隨著生活水平提高,大家對植物油和肉類的需求持續上漲,大豆消費量自然水漲船高。
我國的大豆超過80%都進入了壓榨廠,變成豆油和豆粕,剩下的一小部分用作食品加工,比如豆腐、醬油,剩下的則用于種子繁育和工業原料。豆粕喂豬喂雞,豆油炒菜做飯,哪一樣都省不了。
那么,我們到底要不要放棄大豆自產?
2005年,蓋鈞鎰與南農學生合寫了一篇文章《中國大豆必須自主沉浮》,核心觀點有兩個:
一,大豆不僅是豆腐、豆漿、黃豆芽、大豆油,今天的中國,大豆已經變成了一個隱形工業原料,它同時涉及食品、肉類、飼料和食用油這四大系統,背后是一條價值兩萬多億的“超級產業鏈”。 二,生物固氮是大豆有別于其他農作物最重要的長處,種植大豆可少施化肥、培肥地力 、改良土壤,可以說,大豆是中國農業克服石油農業的弊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農作物。
更何況現在的形勢不容樂觀,如果大豆全指望進口,那中國人的飯碗里,裝的可就不只是糧食,還有別人的定價權。
這些觀點其實就是在說,大豆從來不是可以隨意舍棄的邊角料,而是中國農業版圖里的一塊“戰略高地”。
沿著這個思路,以南農的科研團隊為代表,中國的大豆科學家們開辟了兩條戰線。
第一條戰線:向單產要效益。
2022年的一份行業報告顯示,中國大豆獲得畝產453.5公斤的高產記錄。
但美國創造了世界大豆畝產852.2公斤的世界記錄,美國、巴西大豆平均單產230公斤/畝,中國呢?才130公斤/畝。
單產低的最大原因,還是因為“種質資源”。
1970年代未,國家種質資源庫共收集保存了6814份栽培大豆種質,為開展大豆育種工作打下了基礎。
截至2020年底,我國大豆品種累計審定總數3112個,現有品種數量能滿足大豆生產需要。同時,我國大豆高產紀錄不斷突破,通過良種良法結合,我國大豆平均單產水平進一步提高。
2025年,全國大豆播種面積1.54億畝,盡管比上年減少99.0萬畝,但大豆產量達到418.1億斤,比上年增加5.2億斤,增長1.3%。
第二條戰線:向耕地要價值。
針對長期爭議的大豆耕地問題,蓋鈞鎰團隊創新性地提出“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
在玉米地里同時種植大豆,把玉米的行距放寬,玉米的產量不減少,中間多收一季大豆。全國有6億畝玉米地,按每畝產量100公斤計算,6億畝玉米田至少可產6000萬噸大豆,再加上開發鹽堿地種大豆,就基本可以實現大豆自給自足。
如今,這套種植方法已經被寫入中央一號文件,在西北、黃淮海、長江中下游等地區推廣。
在這場“大豆突圍”中,南京農業大學和其他的高校、科研團隊一起默默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2020年,國家大豆產業技術體系石河子綜合試驗站利用膜下滴灌技術種植吉育86,實收測產達453.5公斤/畝,創造了全國大豆單產最高紀錄;
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和國家大豆產業技術體系佳木斯綜合試驗站利用水肥一體化和大壟密植技術,種植合農
71,實收測產達336.2公斤/畝……
這些高產典型的創建,為全面提高我國大豆單產水平樹立了可復制、可推廣的樣板。
03.
真正的突圍依然任重道遠
盡管如此,還必須清醒地看到:
中國的“大豆突圍”之路,還遠遠沒有到達終點。
前方,至少還有兩座“大山”要翻。
第一座山,是缺口太大。
在我們從美國進口的所有產品中,大豆進口金額長年保持第一,高達120億美元,比芯片還高,2024年中國消耗約1.17億噸大豆,約90%依賴進口。
去年關稅戰打響,我們將大豆進口渠道轉向巴西,不少人覺得這樣就能改變大豆“卡脖子”的情況,但實際上,巴西的農業生產,基本是美國資本壟斷。
況且,就算是轉移到其他獨立的大豆市場又怎樣呢?
自給率不足20%,這個數字,始終是懸在中國農業頭上的一把劍。
第二座山,是人才問題。
1997年,一位大豆研究員到內地走了一圈后發現,當時內地很少有人研究大豆,主要的高價值論文都是歐美、澳大利亞等國學者發布的。
二十多年過去了,在2023年一次大豆專業的論壇上,有專家坦言,我國有450多家大豆種企,部分企業發展迅速,但多數大豆種企的自主研發能力仍然偏弱,缺乏育種高端人才。
說白了,還是我們研究大豆的專業骨干人才以及科研隊伍力量少了。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蓋鈞鎰是全國唯一一位研究大豆的院士。
一顆大豆在很多人眼里,好像無關緊要,完全可以從別國買,又不是芯片,干嘛那么擔心呢?
說這話的人,大概忘了我們當年是怎么被坑的。
2001年入WTO前,美國要求中國必須簽署《中美農業合作協議》,開放小麥或大豆市場。我們反復權衡,最終選擇了開放大豆,保住了小麥。
入世后,中國遵守條約放開大豆市場。
面對美國大豆的價格優勢,國內豆企很快沒人愿意收國產豆了。2002年,國產大豆產量暴跌,到了2003年,全國豆企都在搶購美國大豆。
然后,美國開始了經典操作:
漲價
2200元/噸,一路漲到5500元/噸
,讓
中國豆企
和中國豆農
損失
慘重
好消息是,改變正在發生。
蓋鈞鎰所在的南京農業大學國家大豆改良中心截至2024年,已育成包括南農47、南農60等50余個高產優質大豆新品種,其中多個品種突破國家高產攻關目標,并在全國推廣復合種植技術,大豆自給率的數字正在一次次被拔高。
從品種來說,南農47在安徽省宿州萬畝示范片連續多年畝產超300公斤,南農66、南農47達到國家高產攻關目標,南農60適于玉米大豆帶狀復合種植,區試平均畝產200.1公斤,培育粒用、菜用、休閑用等多元化品種,累計審定超50個……
不僅如此,國家大豆改良中心下設九個分中心,分布于北京、哈爾濱、長春、石家莊、杭州、南京、呼倫貝爾等地,一套覆蓋全國大豆主產區的“大豆網絡”正在開枝散葉。
黃淮地區采用免耕覆秸精播技術,齊黃34實收畝產達353.4公斤,鄭1307百畝實收平均畝產309.2公斤; 長江流域地區種植的油6019在多地大面積畝產超過250公斤; 華南地區高蛋白品種華夏14畝產達到了296.5公斤……
據統計,2024年我國大豆產量達2065萬噸、連續三年穩定在2000萬噸以上,大豆自給率較2020年提高4個百分點。
距離自給自足是還有些差距,但是前路已經明朗了不少。
就在最近,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發布,值得注意的是,這是2012年以來第14個聚焦“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其中圍繞大豆產能鞏固、加工升級及蛋白深加工產業發展提出多項剛性政策與量化目標。
在這場無聲的“大豆突圍”之中,很顯然,我們還需要付出更多的汗水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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