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劉震云：人們永遠重復著過去的故事

文｜李輝

讀劉震云的小說，我就想到他家附近的那條馬路。

劉震云的家門口有一條不大不小的馬路，由北向南彎彎曲曲，差不多好幾里長。這里屬于北京東郊，城市與鄉村的交界處，多年前還相對偏遠而安靜，后來由城里搬來的單位越來越多，住宅樓也越修越多，這條馬路頓時變得擁擠、嘈雜、凌亂，如同集貿市場一般。

增加最多的要算外鄉人。他們來自農村，在郊區農村租下一間平房，甚至找一塊空地搭上一個簡陋的棚子，一家大小幾口也就算找到了棲身之地。北京是他們向往的地方，沒有過多過高的奢望，眼睛里盯著的是北京這個市場，當然也就包括劉震云家門口的這條馬路。菜攤、小吃店、修車鋪、收破爛……所有能夠養家糊口掙錢發財的方式，他們都一一采用。

偶爾走過這條馬路，看到最多的場景是本地居民們在和各式攤主們討價還價。當然，樂于此道的常常是家庭主婦們。我常常奇怪，有些北京人，走進大商店花上百把十元連眼睛也不眨，卻在這里能為一斤蔬菜便宜幾分錢而與攤主們爭個不停。也許這是尋找另外一種滿足，或者純粹一種興趣。

一個小說家，處在這樣的情景中，看著老百姓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尋找樂趣消磨生命，便有可能產生一種特別的感覺。這與書齋中所構想的浪漫生活有所不同，與富麗堂皇的飯店、莊嚴隆重的大會堂里的生活更是相差萬里。這里每天發生的一切，和人們平常在其他場合經歷的生活，實際上是相互映襯的。瑣碎，平淡，毫無驚人之處，甚至不免顯得平庸。但這同樣也是人生。那些說不出名字說不出來歷的外鄉人，和他們周圍來去匆匆上班下班的北京居民，也是在同一時間里，在同一片藍天下成為這個世界的一個構成部分。用莊重一點兒的話來說，也是歷史的一部分。

從讀劉震云的小說，我便相信他時常有我同樣的感覺。

一次我對他說：“你們門口的馬路實在太亂了。”他說：“那多好，買菜方便。”聽他說這話，我馬上想到了《一地雞毛》中反復出現的豆腐細節。說不定那塊豆腐就是從這條馬路上的哪個店里買來的。

當然，那次聊天時我沒有問他是不是每天扮演主婦的角色上馬路買菜、買小吃，也沒有問他是否常常在這條馬路上散步，和那些外鄉人聊天，甚至在他們中間找到了河南老鄉。不過，我想，作為一個小說家，他對眼前的馬路不會熟視無睹的。家門口這樣一條馬路，使他身處北京卻有可能保持一種與故鄉農村的記憶聯系，同時，也就加深著他對日常生活，進而對歷史、對人生的理解。

這是他虛構文學世界的一個重要視角。

在一個真正有著藝術敏感和創造性的作家那里，題材的輕重與否，從來不應是決定性的因素。正如胡風過去一再強調、同時也不斷被誤解被批駁過的一句話所說：“處處有生活。 一個作家，無論他處在什么樣的環境中，無論他從事什么職業，他不可能不擁有自己的生活。他無須形式主義地、硬性地去深入生活，因為他本來就在生活之中。他需要的是對周圍環境的把握，需要的是透過表象而深入地認識生活，認識生活中的人與事。所有走馬觀花式、浮光掠影式的體驗生活，所有看似轟轟烈烈實則可能是收效甚微的采訪參觀，或許能夠開拓作家的視野，增加作家的見識，但它們只能是一種補充。它不能取代、也不可能取代作家自己所熟悉所偏愛的某種生活。他無法脫離腳下的土地，也就是說，只有那些能夠激發他的創作激情、能夠體現出自己的藝術敏感和思想的生活，才是一個作家值得關注的對象。

劉震云便是用他自己的目光，打量著身邊的這條馬路，打量著身邊的蕓蕓眾生，并從這條馬路，回到故鄉，走進他自己營造的世界。

人們在評論劉震云的小說時，往往強調他習慣從下往上看。意思是說，他更多地注重下層老百姓的生活，從這樣一些人物的人生狀態來反襯歷史。《一地雞毛》也好，《單位》或者《頭人》也好，他呈現讀者面前的，不是錯綜復雜的情節，也不是跌宕起伏的悲歡離合。他以冷靜卻又不失溫情、寬厚卻又帶有諷刺意味的風格，將人們生活中瑣碎、平庸的一面真實呈現出來。他似乎滿足于這種"灰色生活"的狀態，他不鐘情于激情、浪漫和英雄。

不過，當把劉震云的全部作品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時，我便漸漸覺得，其實，他未必是"從下往上看"。相反，我感覺到，他心中有一種歷史情結。他是讓自己站在一個很高的山頂上， 俯瞰著自己筆下所有人物和生活，他甚至俯瞰著上下幾千年縱橫數萬里的時間與空間。他在用他的目光、用他特有的角度打量著歷史。對于他，歷史本質上并不是英雄叱咤風云，也不是人們津津樂道的宮廷秘聞或密室謀劃。歷史就是蕓蕓眾生的生存狀態。說得更簡單、更直白一點兒，就是每一個人的吃、喝、拉、撒、睡。再偉大、再神圣的人物，說到底和每一個普普通通老百姓的生活并沒有太大的區別。在劉震云筆下，雞毛、豆腐和歷史，某種意義上說擁有相同的分量。換一句話說，他用同樣溫馨的目光，關注著它們。

于是，歷史悠悠，人世茫茫，走過數不盡的偉人、梟雄，演出過數不盡的悲壯，世事的變幻更是令人眼花繚亂，但是，在劉震云眼里，人們的生存方式并沒有變化，依然如同他們的前人一樣，為吃喝拉撒睡而操勞，而銷蝕生命，圍繞這樣一種生活方式而展開的活動，便構成了亙古不變的內容。他的所有作品，我看幾乎都是圍繞著這樣一種思緒而鋪展開生活的斑駁畫面。

劉震云便是在這樣一種清醒的歷史認識和無可奈何的現實生活之間，找到了他自己能夠接受的態度，這就是看重每種不同的人所選擇的生活方式。換一句話說，他愿意用同樣的目光看所有人。從人的生存意義上說，偉人與小人物，強者與弱者，天才與庸才，實質上都是歷史過客，因而都有其價值。不過，想必他也非常清楚，他必須時時提醒自己，用這樣一種方式消解歷史，固然能夠賦予瑣碎生活以歷史意味，但也很容易讓所有場景中都彌漫虛無主義的氣息。不偏愛激情、浪漫、英雄，固然是其特點，但他卻又必須小心翼翼地不讓自己站在與之對立的一面，不可讓平庸與瑣碎，淹沒被人們普遍視為神圣的東西。在這一點上說，他好像是在峽谷之間走鋼絲，必須慎之又慎，不然，神采飛揚瀟灑自如的片刻，說不定與之相隨是一陣風，使他前功盡棄，甚至有可能跌入深谷。

《故鄉相處流傳》

在寫作《故鄉相處流傳》時，劉震云絕非一時心血來潮，玩弄一下荒誕、傳奇的手法，將曹操、將朱元璋、將20世紀的風云人物交替出現在農民生活的場景之中。他們盡管是風云一時的英雄，但在他的筆下，其形態卻是與農民并無二致。他們一個個走馬燈似的登場離場，可那些不同歷史場景中的農民沒有改變，他們還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著。劉震云說他自己比較偏愛這部小說，我想大概就在于它集中地表現出了他對歷史、對生活的一種態度，同時文學手法也得心應手。《頭人》的時間跨度要短得多，但貫穿其中的意味，是與《故鄉相處流傳》相近的。

這樣一種歷史觀對劉震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他之所以對現實生活中瑣碎生活充滿興趣，不厭其煩地描寫人際交往和官場中的種種可笑、可嘆、可悲的情態，一方面在于它們是構成一部文學作品的要素，是小說家信手拈來的生動畫面；另一方面更在于，如果放在歷史流動的背景看，人們所費盡心機運作的一切，不過是給歷史又增加新的故事而已。我看，這正是劉震云的諷刺得以形成的最為內在的原因。出于這樣的歷史視角，劉震云對官場所謂的勾心斗角、處心積慮，總是用調侃、諷刺的筆調予以勾畫，但是，對身處其中的具體人物，他又帶有充分的理解、寬容、憐憫。他似乎有許多話藏在小說的背后，他在用他的方式在告訴人們，歷史并不可笑，可笑的是構成歷史的那些充滿喜劇色彩的人與事。讓他感到無可奈何的是，現實中人們永遠重復著過去的故事，永遠不可能清醒認識到生活的喜劇性，即便認識到，又能如何？仍然無法擺脫它的制約，仍然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繼續上演喜劇，甚至包括他本人也無法擺脫。

我看重《土塬鼓點后：瑞查德·克萊德曼》在劉震云作品中的特殊位置。和《一地雞毛》、《故鄉相處流傳》、《單位》、《頭人》等劉震云的其他作品相比，這篇小說敘述風格有明顯不同。它更像一曲詠嘆調，甚或彌漫著浪漫、抒情。一開始我感到奇怪，他怎么會突然之間寫出這樣一篇風格大大有別于其他作品的小說來？但轉而一想，從描述人生意義角度來說， 它完全可以看做是上述作品的一種自然延續。劉震云有意識地將截然相反的兩種處境兩種命運的音樂人交叉著表現，在他的筆下，名揚世界的鋼琴家瑞查德與寄寓土塬的鼓手奎生， 雖然生存狀態有所區別，然而他們又似乎都擁有自己的滿足。 作品中的"我"最后有一個意味深長的夢，他夢見的一個人的面目既非瑞查德，又非奎生，但又像是瑞查德，又像是奎生。 這當然不是作者隨意的閑筆，而是表明他從兩個人有區別的生活中看到了相同的意義。

歷史無所謂高低之分，無所謂大小之分，在茫茫天地之間，他們發出的是自己的聲音。有此足矣！看得出來，劉震云樂于平等地、毫無偏見地傾聽每一個人發出的聲音。在種種不同聲音的回聲中，他尋找著文學的意義。他就是以這樣的姿態，在當今文壇上發出了屬于他自己的、獨特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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