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杭大運河畔的江蘇高郵,坐落著一座被譽為“中國郵驛活化石”的古代驛站——盂城驛。在這片青磚黛瓦、鼓樓巍峨的建筑群中,東南一隅靜靜佇立著一座不大的廟宇——馬神廟。這里供奉的“敕封天駟馬王爺”,不僅是古代驛卒的精神寄托,更串聯起一部關于運河交通、國家命脈與民間信仰的厚重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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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城驛的歷史,深深植根于高郵這座“因郵而生”的古城。秦王嬴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在此“筑高臺、設郵亭”,高郵由此得名。而“盂城”之別稱,則取自宋代詞人秦觀(秦少游)“吾鄉如覆盂”的詩句。現存驛站始建于明洪武八年(1375),是在元代秦淮驛的基礎上,由知州黃克明開設,后經朱元璋賜名“盂城驛”。它歷經明清兩代不斷擴建,成為大運河沿線規模最大的水馬驛站,鼎盛時期擁有廳房百余間、驛馬65匹、驛船18條、工作人員逾200人,堪稱明清時期溝通南北兩京的交通樞紐。
驛站的功能遠非簡單的“郵局”。它綜合了郵傳(傳遞官府文書與軍情)、接待(相當于官方招待所)、漕運(轉運糧鹽)以及押解犯人等多種職能,是維系帝國統治的“國之血脈”。盂城驛臨河而建,充分發揮了水陸兼濟的優勢,無數官員、使節、商旅在此駐足,文天祥、王安石、馬可·波羅、蒲松齡等歷史名人都曾與此地結緣,留下了豐富的文化印記。辛亥革命后,驛站被裁撤,盂城驛也逐漸淹沒于歷史塵埃,直至1985年文物普查才被重新發現,經1993年起的大規模修繕,終得重光,并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中國大運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樣一座功能至關重要、人員車馬往來頻繁的驛站中,馬神廟的存在顯得自然而必然。古代最快的交通工具是馬,驛遞文書、運輸物資、官員往來,無不依賴于馬的健碩與耐力。驛馬常年在外奔馳,面對江湖風險、道路艱險乃至社會動亂,從業人員內心充滿了不確定性。于是,他們希望借助于神的力量來保護自己,建廟供奉馬神,祈求人馬平安、差事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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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城驛的馬神廟,供奉的是“敕封天駟馬王爺”,其形象最為顯著的特征是長有三只眼睛——額上多出的那只“天目”,象征其能明察秋毫,洞悉人間善惡。這位馬王爺在民間信仰中地位崇高,因其懲惡揚善的品格深受愛戴,在北方甚至被尊為“五圣廟”中五神之首。廟內泥塑神像莊嚴肅穆,雖各資料未詳述其手中所持具體法器,但結合民間信仰中武神常見的形象,很可能持有象征權威與力量的鞭、锏或令旗等物,以彰顯其護佑驛路、驅邪避災的神威。
廟前的陳設同樣述說著歷史:一尊與原馬等大的棗紅馬石雕屹立一旁;飽經風霜的明代石馬槽,見證了無數驛馬的飲食;尤為珍貴的是四塊上馬石,據專家考證乃秦漢之物,被視為驛站的“鎮館之寶”,石面上深深的凹痕,是千萬次踩踏留下的歷史履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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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城驛的馬神信仰,若將其置于京杭大運河的宏闊背景下審視,便有了更深層的含義。驛站臨河而建,本身就是一個水陸聯運的節點。馬匹保障了陸路驛道的暢通,而運河則承載了更大量的漕運與客運任務。因此,在高郵對出行平安的祈求并未止步于馬神廟。
與馬神信仰相呼應的是流傳于高郵湖及運河高郵段的“耿廟神燈”傳說。宋代隱士耿裕德(耿七公)在高郵湖畔,每于風雨之夜懸燈為過往船只引航。他去世后,人們建廟紀念,其信仰演變為保佑水運平安的“湖神”。這馬神與湖神(水神)的信仰并存,恰恰揭示了盂城驛乃至整個大運河文化的核心:對“路”的敬畏與對“流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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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運河不僅是地理上的交通動脈,更是經濟、文化與信息的超級走廊。盂城驛作為這條走廊上的關鍵驛站,其馬神廟所承載的,遠非簡單的動物崇拜。它象征著古代中國對信息傳遞效率、物資流通安全與人員往來順暢的極致追求,是“置郵傳命”這一國家治理理念在民間信仰層面的生動投射。那額生天目的馬王爺,仿佛一位永遠警醒的守望者,它的目光既注視著驛道上飛揚的塵土,也關切著運河中起伏的波濤。
王宏偉 吳依純
視覺中國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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