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默茨即將訪華，將與中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

2026年2月24日至27日，德國總理默茨將對中國進行首次正式訪問，這次約有30人的企業代表團隨行。涵蓋汽車、機械、化工、新能源等德國支柱產業，包括西門子、寶馬、大眾等企業高層。這是自默克爾時代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經濟代表團出訪，凸顯德國工商界對中國市場的高度依賴與持續加碼的決心。

默茨談及中國行稱，德國有必要去尋找“志同道合、準備好攜手共創未來的伙伴”，同時也表明德國并不認同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措施：“如果美國人認為要以關稅來對全球施加影響力……這是他們的選擇，但那不是我們的政策。”

中國在2016年至2023年期間一直是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但這一地位2024年被美國取代。2025年，德國與中國的貿易額增長了2.1%，達到2518億歐元；而德美貿易則因關稅爭端下降了5%，降至2405億歐元。2025年中國再次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

德國經濟研究所發布數據顯示，2025年德國企業在華投資達到四年來最高水平，表明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促使各產業以及各國政府轉移出美國，同時加強與其他地區的商務往來。

去年1月至11月，德國企業在華投資超過70億歐元，較2024年和2023年的45億歐元增長55.5%，也超過了2010年至2024年期間60億歐元的平均水平。

《德國之聲》刊文稱，默茨的此次北京之行之所以受到高度關注，是因為他既不能無視德國當前的經濟利益，也不能忽略歐洲長遠的戰略風險。默茨北京之行的棘手之處在于，德國經濟高度依賴中國，但德國又無法接受由中國主導國際秩序。

柏林方面一直以來努力平衡同中國的關系，一方面對北京采取強硬路線，另一方面，設法避免損害經濟利益的根基。

德媒并不反對與中國進行合作，他們也意識到中國很強大，德國不能不與中國打交道。但對于中國的強大，德媒乃至德國充滿了警惕和焦慮，雖然中國致力于維護多邊主義國際秩序，但德媒似乎對中國并不信任。

默茨以“價值觀至上”著稱，其領導風格強調道德原則與戰略定力，但在現實政治中，他正面臨經濟困境與國際博弈的雙重挑戰。

這種價值觀導向，在其對華政策中體現為雙重性：一方面，他延續歐盟對華“去風險”框架，將中國定位為“伙伴、競爭者與制度性對手”，在產業政策、關鍵技術領域加強保護主義措施；另一方面，面對德國經濟持續低迷（2025年GDP預計僅增長0.1%），他不得不依賴務實合作來穩定局勢。

此次訪華，德國意在尋求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戰略伙伴關系，以應對全球不確定性，而中德關系的未來，既充滿機遇，也暗含張力。

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在歐盟中的地位正經歷深刻轉型。默茨政府強調“德國重回世界舞臺”，推動歐洲戰略自主，試圖在防務與外交中發揮更大領導力。

然而，德國實際影響力受制于多重因素。

一、經濟困境削弱了德國作為“穩定器”的能力，2025年工業產出下滑3%，出口萎縮0.8%，使“強大德國”愿景面臨考驗。

二、歐盟內部碎片化加劇，波蘭、法國等國在防務與經濟政策上分歧顯著，德國難以單方面主導議程。

三、財政貢獻壓力，德國作為歐盟最大凈出資國（貢獻近四分之一統籌資金），面臨國內納稅人對“歐盟賬單”的不滿。默茨的應對策略是聚焦“核心領域”，如推動汽車、機械等產業峰會，承諾2028年前投資6310億歐元以穩住制造業根基。

在地緣政治層面，默茨更傾向于“戰略模糊”——既在中美間保持平衡，又試圖強化歐洲“獨立自主”敘事。

默茨的經濟振興計劃以“重振制造業”為核心，通過投資峰會與產業政策扶持，試圖扭轉德國經濟頹勢。其政策邏輯基于兩大支柱：

一、“德國制造”品牌優勢，強調在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領域的全球競爭力。

二、深化對華合作，視中國市場為“穩定器”。

然而，德國經濟結構性挑戰不容忽視：經濟高度依賴出口，但全球需求疲軟與貿易保護主義限制了增長空間；同時，能源轉型與勞動力成本上升，進一步擠壓企業利潤。默茨的“強大德國”愿景，需要平衡短期刺激與長期改革。

在此背景下，中德合作成為關鍵變量——中國市場的開放性與技術互補性，為德國提供了“穩定錨點”，但德國能否借此擺脫困境，仍需觀察其政策執行力與全球經濟環境變化。

中德關系已進入“競爭合作”新階段，其前景既非“脫鉤”亦非“全面融合”，而是在多極化格局中動態調整。

一方面，中德經貿依存度持續高位，2025年雙邊貿易額同比增長3.5%，投資增長顯著，顯示“德國技術+中國制造”的互補性依然強勁。

另一方面，認知錯位與戰略互信缺失構成風險，部分德媒渲染“中國威脅論”，而中國則強調“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底線。

默茨訪華的意義，在于為雙邊關系注入“戰略穩定性”。通過高層對話與商務合作，兩國可深化在綠色轉型、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的協同，例如在“十五五”規劃框架下，推動科技與產業標準對接。

默茨的北京之行，是價值觀與現實的交匯點，也是中德關系在百年變局中的縮影。德國尋求的“戰略伙伴關系”，既非對華“依賴”，亦非“對抗”，而是基于共同利益的務實選擇。

面對經濟困境與歐盟角色轉型，默茨需要以更靈活的姿態平衡理想與現實。中德關系的未來，雖然充滿不確定性，但合作潛力依然深厚——只要雙方堅持“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原則，便能在競爭合作中開辟新空間。

默茨的訪問，不僅關乎兩國，更將為全球治理注入穩定性，證明在多極化時代，大國關系仍可通過對話與合作，為人類共同挑戰提供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