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精神病態者的距離

精神病態者，這個詞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一個冷血殺手的形象，或者一個狡黠且無情的自我主義者。例如泰德·邦迪（Ted Bundy），在20世紀70年代專門劫殺婦女，并強暴她們已經腐爛的尸體。或者是電影《沉默的羔羊》中的漢尼拔·萊克特（Hannibal Lecter），他總能從各種各樣的監禁中狡猾逃脫，并最終吃掉他看不起的人。

在公眾的想象中，精神病態者（Psychopath）*是邪惡的化身。然而，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卻認為他們是疾病纏身的人，而非邪惡的魔鬼——他們都是精神錯亂的受害者。所以，精神病態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他們都遇到了哪些問題？

*譯者注：精神病態者（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SM5將其收錄在反社會人格障礙）。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ition). Washington, DC.

他們與你我如此不同？

加拿大犯罪心理學家羅伯特·哈爾（Robert Hare）最早編制了哈爾精神病態量表（Hare Psychopathy Checklist），隨后，該量表經過了修訂并廣泛地用于精神病態的診斷。該量表認為，精神病態者通常是自私的、膚淺的和不負責任的。他們很難控制自己的沖動，常常在小時候就表現出反社會性，缺少共情、內疚以及悔恨的能力。他們偷竊，時常撒謊，對其他人、社會規范乃至法律法規都缺乏尊重。有些時候，他們會折磨脆弱可憐的小動物，攻擊手無寸鐵的兒童，甚至企圖殺死他們的父母或兄弟姐妹。一旦被捕，他們不會悔過自責，反而傾向于將責任推卸到成長環境或社會體制上。

最近的一些數據表明，美國有超過90%的男性精神病態者受到刑事司法系統的制裁，要么在監獄服刑、要么處于假釋狀態，或者以其他一些形式。由于精神病態者只占總體人口的1%，這個數字無疑是令人震驚的。由于和犯罪行為高度相關，精神病態曾經以“道德失常”而為人所知。

— Lauren Bending

關于精神病態的這種污名化描述主導了業余人士和專業研究者的想法。污名化描述既聳人聽聞，又讓人心安理得。精神病態者通常疾病纏身，神志不清，缺乏道德良知。換句話說，他們和你我完全不同。

然而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總的來說，精神病態者并不缺乏許多重要能力，而且他們的缺陷也常常并不明顯，或者往往局限在某一特定情境。說真的，他們并不是沒有能力分辨是非對錯，也不是沒有能力做出正確的決策或者和其他人產生同感和共鳴。

相反，他們會遭受很多更基本的問題的困擾——比如過于固執己見、無所畏懼或者自私自利。更重要的是，也許“我們的”行為反應要比我們意識到的更像“他們的”行為反應。就像精神病態者，我們能夠撥動我們的共情儀表盤；盡管我們對共情贊不絕口，但如果仔細觀察這種情緒，我們就會發現它比任何“溫暖而模糊”的感同身受更接近自我保護的本能。

精神病態者并未表現出怪異的離群行為，反而揭示了有關人類道德的重要事實。但是我們是否準備好了接受他們可能教給我們的東西？

理性是不是關鍵

當我們開始爭論精神病態者究竟遇到了什么問題的時候，研究者們常常用兩種對立的道德理論互相攻訐。理性主義取向認為，對于是非的判斷基于理性而非情感。一些哲學家宣稱，精神病態者的存在表明理性主義是完全錯誤的。精神病態者如你我一樣有邏輯——實際上，他們甚至比我們更聰明。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他們被描述為精妙的騙局。所以，精神病態者在理性的情況下卻仍然做出非人道行為的事實，就意味著道德的敏感性不僅僅基于純粹的理性。

但是這里有些不對勁了。如果精神病態者足夠聰明，那他們為什么還會被刑事司法系統不斷追捕呢？在生動描寫精神病態的著作《沒有良心》（Without Conscience）（1993）中，哈爾描述了一個去參加聚會的男人決定買一箱啤酒，當這個在哈爾的精神病態量表中的得分很高的男人意識到自己忘記帶錢包之后，他選擇搶劫了最近的汽油站，并用一根沉重的大木棒重創了售貨員。

— Simón Prades

盡管精神病態者能夠理性地、清晰地思考，但是在行為中他們卻表現得非常不理性。他們在與哲學家口中的“采取行動的理性”作斗爭：當我們在決定采取行動的時候，我們往往會考慮一些理由。例如我們所做的事情有多大的幾率會實現我們的目標，并且不會與其他事情或目標發生沖突。舉個例子，用木棒重擊售貨員，你也能實現獲得一箱啤酒這一目標，但是這樣做會使你產生巨大的壓力，再加上你極其不愿被捕入獄，所以你不會這樣做。精神病態者所缺乏的似乎是綜合考慮做出正確選擇的所有因素的能力，并且往往沒有足夠的理由去解釋他們的行為。

來自心理學的證據表明，精神病態者存在推理能力的缺陷，以致于他們的決策能力也會受損。他們總是將注意力聚焦在手頭上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并且會忽略相關的背景信息。如果這些背景信息不重要的話，他們其實會做得很好。

其他研究發現，精神病態者可能在改變自己的反應上存在困難，他們很難理解，那些過去被獎勵但現在被懲罰的行為，或者那些過去被懲罰現在卻被獎勵的行為。與之相似的，哈爾和他的同事杰弗里·朱泰（Jeffrey Jutai）發現，精神病態者在走迷宮任務中會固執地執行他們最初的策略，哪怕那樣做他們會遭受令人痛苦的電擊。而大多數正常的被試，都會放棄原路并尋找迷宮的其他出路。這種不敏感性也會延伸到像生氣的面孔這樣的社會威脅。

這些發現支持了理性主義者的觀點。精神病態者的不道德行為是由無法合理推理所導致的。但你也可能注意到了，那就是和普通人相比，在相似的情形下，精神病態者可能更少地體驗到恐懼。而我想我們都知道恐懼本身也是一種情緒。這，也就把我們重新帶回了情感取向這一陣營——道德的中心是情感而非理性。這一陣營尤為關注共情。

他們能共情嗎

精神病態者能夠做到共情，前提是明確告訴他這樣做。

除了像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保羅·布魯姆（Paul Bloom）和紐約城市大學的哲學家耶西·普林斯（Jesse Prinz）這樣著名反對共情的人，理論家和研究者大多高度重視共情。一部分，是因為它與被稱為道德情感主義（sentimentalism）的第二種主要的道德理論完美契合。道德情感主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世紀的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和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他們認為，分辨是非對錯的能力是建立在同理心上的。當我們與他人感同身受時，我們才能將他人的苦難看作是糟糕的或不公的。正因為共情帶來的感受，我們才關心別人身上發生了什么，即使這些事對我們并沒有直接的影響。

支持這些主張的最佳的實驗證據來自對共情式關懷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從事發展心理學研究工作的心理學家，例如紐約大學的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南希·艾森伯格（Nancy Eisenberg），都認為共情在社會能力和道德理解中起著核心作用。丹·巴特森（Dan Batson）認為，共情式關懷是一種溫暖、善良、對有需要的人富有同情心的感覺。這種感覺會激發真正的利他行為。共情促使我們善待他人，是對他人道德關懷的基礎。而精神病態者似乎證明了這些觀點：他們明顯同時缺乏道德感受和共情反應。

— Stephan Schmitz

然而，精神病態者在共情測試中卻表現得出奇的好。鑒于這些測試常常基于自我報告，而精神病態者又是經驗豐富的欺騙者，這不一定令人驚訝。但是，精神病態者在測試生理和大腦反應的實驗中也產生了有趣的結果。例如皮膚導電率這一生理指標，通過測量皮膚的導電性能，它可以很好地指示你的情緒狀態。當你因壓力、恐懼或憤怒而出汗時，你的皮膚會變得更容易導電。

而相比于非精神病態者，精神病態者在觀看陷于困境中的人們的照片時表現出更低的皮膚導電性。還有別的研究測量了驚嚇反應：如果給一個正常人展示一張他們能夠察覺到威脅的圖片，他們則更容易受到一聲巨響的驚嚇。精神病態者一般會對直接的威脅做出正常的反應，像張開大嘴巴的鯊魚或猛然出擊的毒蛇的圖片。但他們對處于痛苦或困境中的人們等社會性威脅則沒有反應。而正常人則對這兩者都有反應。

— Bjo?rn O?berg

神經科學家也對精神病態者的共情反應進行了研究。在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的研究中，精神病態者的與共情相關的大腦區域不會像對照組那樣激活。但是，在荷蘭格羅寧根大學的神經生物學研究者哈瑪·梅菲特（Harma Meffert）和她同事的研究中，精神病態者被明確要求去盡可能地感受一只被撫摸，或者被推開的手。在這種時候，精神病態者是夠出現正常的反應的。這也就是說，在明確告訴精神病態者去共情的時候，他們也能夠做到共情。

芝加哥大學的神經科學家簡·德賽迪（Jean Decety）和他的同事發現了相似的結果。他們給精神病態者呈現人們四肢處于痛苦狀態下的圖片：比如，手被卡在車門里了。研究人員要么告訴他們“請想象這件事情發生在你身上”，要么告訴他們“請想象這件事情發生在他人身上”。當精神病態者想象自己處于痛苦的情境時，他們表現出與共情典型的大腦激活非常接近的大腦反應模式；但是，當他們想象其他人處于同樣的情境中時，與共情相關的大腦區域卻沒有激活很多。

是共情缺陷，還是其他原因？

如果說精神病態者存在共情缺陷，那接下來這個研究則令人困惑。測量大腦活動的另一種方法使這個難題更加清晰明了。腦電圖（EEGs）能夠全時程記錄大腦的活動，不同于fMRI的是，這種方法能夠記錄某一特定時間段的大腦活動。關于精神病態者的腦電圖研究非常有啟發性：事實證明，在最初，他們對處于困境中的人們的大腦反應在很大程度上是完整的。心理學家將這種情況稱為“定向反應”，指的是將注意力轉向刺激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刺激的行為是另外一個有麻煩了的人。這種行為與能夠調動防御反應的交感神經系統的有關。在這第一反應上，精神病態者和非精神病態者沒有什么不同。

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事就不一樣了：精神病態者的防御反應并沒有變得越來越強，他們對處在困境中的他人的注意力也不會更集中，而是逐漸減弱直至消退。這是為什么？

其他關于共情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線索。研究發現，當醫生在面對即將接受針頭注射的病人時，他們表現出和精神病態者相同的反應模式。因為醫生完全有能力在必要時和病人保持共情，所以，人們認為這種反應的減少，一定是來自于他們對自己的情緒施加的認知控制。因為醫生們必須對病人做不愉快甚至痛苦的事情，所以，他們只能對病人的反應習以為常，抑制正常的共情反應。

— Cronulla Folk

這種解釋也符合共情和獎賞之間的關聯。研究發現，男性只有在收到報酬的時候才會更好地去理解他人需要付出額外的報酬使他們這么做，而對于女性來說，理解他人本身就是足夠的獎賞了*。暫且將這些惱人的性別差異放到一邊，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人們可以根據懲罰、習慣或者獎賞來調節自身的共情反應。所以，我們也可以這樣去理解思考精神病態者的共情反應：他們弄鈍了自己對處在痛苦中的人表現出的共情反應，但是，他們并非天生對他人的痛苦不敏感。

*譯者注：原文作者對所引用的文獻存在誤讀。所引文獻為Klein&Hodges（2001），其中文獻作者在摘要中概括的主要結論有二。第一，女性在“共情準確測試（empathic accuracy task）”中較男性所具備的優勢，僅存在于當女性在參加測試前完成過一個要求她們評估自己對目標的同情心。第二，當男女被試皆收到報酬以激勵他們的表現時，性別間的差別消失了。

這樣的證據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精神病態和共情反應在道德能力中扮演的角色。首先，去思考精神病態者究竟缺乏什么能力是一個錯誤。他們并非沒有能力去理解什么是目標或結果，也不是不能對他人產生共情反應。也許他們有一定的能力缺陷，但是這些缺陷常常很小，而且取決于具體情境。

同樣，在同理心方面，精神病態者并非完全的離群者——實際上，還有不少人用風度翩翩和魅力無限來形容他們。哈爾是研究精神病態者的杰出專家，他在《沒有良心》中描述了他是如何被一個精神病態者騙去一個會議上發表演講。他本應該得到一份報酬和差旅費的報銷，但是最終卻沒有一分錢都沒有拿到。在會上，他和那個人共度了一個愉快的夜晚，其間從未生疑。重點是，如果精神病態者想要愚弄一位專家，去說服這個專家做自己本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們就不能表面上看上去像一個沒有感情的機器人。有人說，他們擅長偽造共情反應，但是另外一個種更具有說服力的看法是共情并不能被偽造，精神病態者只是能更輕易地打開或關閉他們共情反應的開關。

精神病態的存在意味著什么

精神病態的存在，意味著我們有產生個人困擾的傾向是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

讓精神病態者相關的問題尤為有趣且具有顛覆性的原因是，這些患者很多時候看起來更像普通人。以對處于困境中人的共情為例。普通人會竭力避免這種情緒的產生——他們或許會將目光從路上的乞丐移開，或者在電視上看到沖突和災難時換一個頻道。

在某些情況下，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是令人痛苦的，而避免這種痛苦自然是很有意義的。無論我們做什么，我們都不可能改變所有苦難者的命運。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在真正嘗試做些什么后往往會變得更實際。我個人能為敘利亞的危機做什么？也許至少要比我現在做的更多一點。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避免幫助他人不是因為我們做不到，而是因為不想在那些事情上花費時間和資源。所以，也許當精神病態者拒絕對處在困境中的人產生共情時，他們沒有什么異常的，也許他們只是處于我們大多數人的極端狀態。

精神病態者的共情研究帶來的第二個重大結果是對共情本身的深刻反思。大多數心理學家所談論的共情式關懷可不是對陷入困境中的人表現出厭惡反應，而這似乎正是精神病態者缺失的。我們最好將這種厭惡反應視為“個人困擾”，也就是一種不愉快的經歷。它可以用“悲傷”、“驚恐”、“煩惱”和“沮喪”等詞匯來形容。

這種感覺的出現是對他人痛苦或恐懼的一種防御反應——我們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和恐懼，卻盡力避免這種感受。大多數心理學家認為這種個人困擾和道德是相沖突的。為什么？因為個人困擾使我們遠離需要幫助的人。因此，再從頭思考這個問題，精神病態的存在表明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于我們有產生個人困擾的傾向。我們不會傷害他人是因為目睹他人的痛苦和悲傷是令人痛苦的，令我們自己痛苦。

而精神病態者對陷入困境中的人的反應表明，道德可能不僅僅基于積極的、親社會的情感，它還基于消極的、有壓力的和以自我為導向的情感。這并非是什么可愛版本的共情，而是一種原始的厭惡反應，與我們對他人的人性關懷無關。

— Stephan Schmitz

但是，有什么能夠比我因你的遭遇而產生個人困擾的事實，更能夠揭露出我們共同的人性本質呢？還有什么能夠讓我理解你正遭受的苦難的重要性？可能，正是共情帶來的個人困擾，在讓我理解了傷害你是絕對錯誤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哪怕只是想想，我都會充滿了警戒之心。

可以說，相較于去幫助遇到困難的人，更重要的是去抑制住自己為達個人目的而傷害他人的欲望。社會心理學的相關研究已經關注了如何能鼓勵我們去幫助他人，但是這可能讓我們忽略了道德倫理的重要方面。精神病態的相關研究把個人困擾重新放回了道德的心理學基礎的中心。

我們能學到的最后一課是如何解釋精神病態者的道德缺陷。道德情感主義和理性主義，究竟誰是正確的？相關證據同時支持這兩種立場。我們無需做選擇——事實上，這么做是愚蠢的。那些相信精神病態者缺乏理智的理性主義者夸大了他們是如何不會像我們一樣害怕懲罰。這樣的缺陷會對精神病態者做出的決策造成影響：如果缺少對懲罰的適當恐懼，個體也就難以學會采取合適的行為。但是在道德情感主義者看來，恐懼和焦慮只是情感反應。這些情感的缺失損害了我們做出正確決策的能力，進而助長了精神病態者的暴力行為。

因此，恐懼跨越了理性和情感之間的分歧。恐懼在約束我們的行為決策中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它能加深我們對他人痛苦的理解，另一方面它會驅使我們避免某些行為或情境。但是，我們尚不清楚的是，道德哲學家們是否能欣然接受恐懼的意義。面對他人的痛苦時，我們產生的苦惱和焦慮如芒在背，是不愉快的、與我們自己緊密相關的。這和我們對道德的通常理解有著尖銳的沖突：道德關懷應該是溫暖的、胸襟開闊的、以他人為導向的。精神病態者的存在迫使我們面對一個道德倫理的核心悖論：我對你遭遇的關心，其實是基于對自己的關心。

譯者：物離

審校：孫閏松

編輯：曹安潔

排版：酸酸、小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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