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車：貫穿中國古代的文明印，記載著華夏最燦爛的印記

中國人早在新石器時代便已馴化馬匹，發明馬車的時間不晚于西方，且造車技術長期領先。

有關馬車的最詳細的一次記載和秦始皇有關，當初張良行刺秦始皇，誰也不會想到，一代謀臣居然是恐怖分子。秦始皇二十九年，始皇東巡，張良不知道從那里得知很快始皇的巡游車隊必將經過陽武縣（今原陽縣的東半部），于是，張良帶著一個刺客埋伏在陽武縣的必經之地——博浪沙，開始了進行了一場精心策劃的刺殺。

當始皇乘馬車車隊浩浩蕩蕩的車隊經巡視至博浪沙的時候，刺客向最華麗的一輛馬車投出沉重鐵錐，馬車瞬間損毀。萬幸的是，秦始皇并未乘坐這輛主車，而是藏身副車，得以脫險，但刺殺顯然激怒了始皇帝，這不僅是對他個人挑威脅，也是對帝國的挑釁。《史記·留侯世家》為此留下了四個字：“誤中副車”。

震怒之下的始皇帝 下令搜捕，張良成了頭號通緝犯，只能是隱姓埋名，最后投靠劉邦完成反秦大業。而這場刺殺中，始皇帝的馬車成為他的“護身符”——若他騎乘駿馬，或無車隊掩護，或不是多一駕副車，說不好早已命喪當場。

秦始皇與馬車的羈絆，跨越兩千多年仍有跡可循。1980年，考古專家在秦始皇陵西側發現兩輛大型彩繪銅車馬，均為四匹馬拉制，大小是真車馬的二分之一，駕具齊全、裝飾華麗，銅馬威武雄壯，銅御俑神態恭謹，作為秦始皇“豪車”，它們被公認為秦代古車中最精彩的發現，也見證了秦代造車工藝的巔峰。

相傳夏禹時期的“車正”奚仲，是馬車發展史上的關鍵人物。作為專職管理車輛的官員，他傳承黃帝時期的人力車工藝，解決車輪、車轅設計及畜力驅動等難題，發明了用牛馬牽引的車輛。若按現代汽車冠名習慣，這種古老車輛可稱作“奚仲牌”馬車，開啟了中國畜力車的歷史。

馬車興起于夏商周三代，盛行于春秋戰國，既是重要交通工具，也是彰顯等級的禮器，其影響綿延至今，成為中國傳統之美的重要象征。古人早有“馬車一開，一起發財”的認知，商代安陽殷墟遺址證實，中國人當時已掌握夯土筑路、石灰固土技術，確保路面平整可供馬車通行。殷墟卜辭中，“車”常作為戰利品被記載，各地商代遺址也頻繁出土殉葬車馬坑，這些沉睡三千多年的馬車，默默訴說著當時的造車水平與社會風貌。

商朝末年，周武王憑借“戎車三百乘”，沿車馬大道討伐商紂王。牧野之戰中，周軍戰車沖鋒陷陣，商軍奴隸與戰俘全無斗志、紛紛倒戈，這場戰役奠定了周朝八百年基業。周朝建立后，形成了系統的道路規劃制度，將天下道路分為經緯環野四級，城中道路呈棋盤狀，圍城為環道，出城為野道，兼顧交通與禮制。

不僅如此，馬車更是是衡量國家軍事實力的核心指標，“千乘之國，萬乘之君”便是強國的代名詞，每逢戰事，列國必出動大量戰車交鋒，戰車的多少基本上主導了戰爭的勝負。

《尚書·甘誓》記載了史上第一場車戰，其中明確提及馬車上的三個乘員：車左、車右與車御。車左為主帥，持弓遠射；車右稱“驂乘”，持長兵器近戰，兼管排除車輛障礙；車御負責駕車，掌控車馬進退。夏啟在誓師時下令，若三者中有一人不恪盡職守，便以軍法論處，可見車戰在當時軍事中的重要地位，這種三人一車的戰車規制，一直延續至春秋戰國。

按古代禮制，“天子駕六”，即天子乘坐六匹馬拉的馬車，這一規制已被考古發掘的天子駕六馬坑證實，但《穆天子傳》中，周穆王卻“駕八駿之乘”，八匹名馬（赤驥、盜驪等）牽引車輿，翻山越嶺、日行千里，中國畫經典題材《八駿圖》便源于此。

馬車不僅是貴族交通工具，更是青銅時代的特殊兵器，頻繁馳騁于疆場。古代中國青銅主要用于制造禮器和兵器，而兵器便包括馬拉戰車。孫武在《孫子兵法》中提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其中“馳車”為輕型戰車，即三人一車的作戰車輛，“革車”為重型戰車或運輸車輛，車戰時，車上三人各司其職，車下配有二三十名步卒，馬車數量直接決定國家軍事實力。

東周列國中，秦國與馬車的緣分最為深厚。秦人就以游牧為生，“好馬及畜，善養息之”，掌握了先進的養馬、馭馬技術，還懂得牲畜閹割術，培育出眾多良馬。周平王東遷時，秦襄公率領馬車護送，隨后整修武備、大修戰車，與戎狄交戰收復失地，逐漸將政治中心遷至關中西部。就此之后秦國逐步發達起來。

先秦貴族十分看重車飾，天子、諸侯常將軫、較、虎冟等車飾賞賜給大臣，如同現代企業獎勵優秀員工豪華汽車配件。春秋戰國時期，馬車從西周的單轅車發展為雙轅車，催生了“胸帶式系帶法”，這種連接馬匹與馬車的方式，使車軛與車靷分離，馬匹受力點分布于頸部和胸部，大幅提升拉車力量。而西方直到8世紀才采用類似方法，比中國落后整整一千年。

到戰國后期，秦軍已擁有“帶甲百余萬，車千乘，騎萬匹”。秦王嬴政繼位后，滅六國、一統天下，結束了長達500多年的亂世。當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改革成果被秦軍繼承，騎兵崛起與鐵制兵器的出現，讓戰車逐漸落后于時代——馬車難以抵擋騎兵沖殺，車兵無論遠戰近戰都處于劣勢，最終被騎兵與步兵取代，冷兵器戰爭進入新階段。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推行“車同軌”政策，規定全國車輛車輪間距一致，使各地道路形成標準車道。為便利馬車通行，他下令修建馳道，以咸陽為中心，“東窮齊、燕，南極吳、楚”，寬五十步，兩旁每隔三丈種樹，且嚴禁隨意砍伐，兼具實用性與環保性。此外，還修建了從咸陽至九原郡（今內蒙古）的直道，秦始皇多次通過這些“國道”巡行天下，鞏固了全國統一的交通網絡。

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巡游途中駕崩于沙丘行宮，趙高與李斯秘不發喪，將其遺體放入生前喜愛的“辒辌車”，率領車隊繞道九原返回咸陽，讓親信假裝侍奉飲食，并以咸魚掩蓋遺體臭味。回到咸陽后，胡亥即位為秦二世，而強大的大秦帝國，最終二世而亡。此后，“辒辌車”逐漸成為靈柩車，西漢權臣霍光去世時，也使用了辒辌車。

古語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秦始皇陵銅車馬恰好是二者的結合體，每輛車零部件多達3000多個，紋飾精美、金銀飾繁多，盡顯秦代造車的巧奪天工，也成為秦代馬車的巔峰之作。

楚漢相爭時，劉邦在彭城被項羽擊敗，同鄉夏侯嬰（曾負責養馬駕車）駕車護送他逃亡。途中遇到劉邦的兒女劉盈與魯元公主，夏侯嬰將孩子抱上車，劉邦卻因馬車減速，多次將孩子踢下車，夏侯嬰始終堅持停車抱回孩子，最終成功突圍。漢朝建立后，夏侯嬰被封侯，拜為太仆，掌管皇帝車輿與馬政。

縱觀古代馬車發展史，商至秦是其黃金與巔峰時期，也是完整的發展階段。商周貴族注重車馬，盛行厚葬，大量車馬坑的發掘為馬車研究提供了豐富實證。但漢武帝廢除車馬實物埋葬制度后，馬車研究資料也隨之匱乏。到了明清時期，達官顯貴甚至摒棄馬車，開始使用人力，張居正奔喪乘坐三十二人抬的大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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