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應該描寫底層人的生活

很多文學作品都在描寫城市人的生活，似乎城市化進程完成以后，很多人都進入了城市。城市生活就成了作家筆下的生活。其實作家應該關注底層人，關注他們的生活，進而描寫他們的生活。

一八四四年一月，恩格斯在《大陸上的運動》一文中，對當時歐洲出現的以下層等級為主要描寫對象的文學流派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法國作家歐仁·蘇寫了一部小說叫《巴黎的秘密》，反映了勞苦人民的悲慘生活。恩格斯說：“這本書以鮮明的筆調，描寫了大城市的‘下層等級’所遭受的貧困和道德敗壞。這種比較不能不使社會關注所有無產者的狀況。”認為這是“在小說的性質方面發生了一個徹底的革命。”雖然對底層人物的描寫并不一定能適應時代的要求，但底層人物確實存在，而且占人數比較多，他們的生活應該引起作家的關注。可是社會在不斷發展，尤其是資本進入社會每一個角落之后，已經把人們身邊所有的事物都作價出售，進而培養了消費主義價值觀，還培養了享樂主義價值觀，弄得很多年輕人都知道消費和享樂，卻偏偏不會關注身邊的底層人，甚至他們本身就是底層人，卻不知道自己生存的目標，也不知道如何翻身得解放。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宣揚富裕，宣揚那些富人，甚至讓富人當了人民的代表。其實就是讓資產階級代表無產階級，本身是愚蠢可笑的。可是這樣愚蠢可笑的事公然存在，時間久了，人們就會視為正常。自古以來，文學就是文人士大夫的玩物，是被統治階級操控的，要描寫王公貴族的生活，而不會只描寫農民的生活。到了現在，進入了社會主義階段，文學應該描寫那些勞苦大眾，應該描寫底層人生活的艱辛和無奈。

可是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宣揚之下，很多人都嫌貧愛富，都注重那些權貴的生活，而不會注重普通人的生活，似乎可以引領很多普通人，讓他們由社會底層上升到權貴階層，或者說起碼激發他們奮斗的勇氣，讓他們不斷打工掙錢。其實這種作用是負面的，越是用權力和金錢引導人的欲望，就越容易跑偏，容易誘導人們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得權或錢，或者誘導他們不斷付出勞動力，不斷忍受剝削和壓榨，或者說忍受更大的剝削和壓榨，卻認為這種制度是合理的。當然也就把他們變成了愚昧無知的人。雖然社會層面宣揚富裕，宣揚富人，宣揚有權的官員，卻不宣揚底層勞動人民，但這種片面的宣傳是錯誤的，因為社會巨大財富的創造者仍然是底層勞動人民，而不是富人和官員。雖然城市化進程初步完成，有六億多的人進入了城市，但農村仍然存在，城市里的底層勞動者也仍然存在。作家并不能只是關注那些富裕的人，不能只是關注城市中的資產階級，而應該關注底層勞動人民，看看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傾聽他們的心聲，就知道他們是怎么想的，也知道階級差距是怎樣的。倘若作家一味描寫富人的生活，就很可能變成資產階級作家，或者說只是崇尚財富，崇尚權力，卻不崇尚體力勞動，或者說視體力勞動為低端的勞動，而視那些腦力勞動為高端的勞動，當然就會人為把勞動分出層次，進而蔑視體力勞動者，當然也就忽略了底層勞動人民。

底層勞動人民很容易失去話語權，因為他們已經被資產階級代表，當然，資產階級只會為自己的階級謀福利，而不會為勞動人民謀福利，也不會消除剝削和壓榨人的制度。即便底層勞動人民有反抗者，有維護自身權益的人，也不一定如愿以償。因為在法律面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不平等的，權貴和底層勞動人民根本無法站在一個水平線上。倘若一個農民告一個富人，說富人開車撞傷了他，那么富人并不會接招，而是會讓保險公司來賠償。農民獲得賠償以后，就算兩清了，其實富人沒有付出多少代價，只不過每年掏點錢入保險而已。倘若一個工人告資本家，說資本家拖欠他的工資，那么資本家也不會接招，而是一直拖下去，最終拖得農民沒有信心了，也就不了了之了。很多底層勞動人民采用偏激的方式來報復社會，報復一些權貴，是走投無路的結果，因為他們根本沒辦法和權貴計較，即便訴諸法律，也根本耗不起，因為他們沒錢，甚至連訴訟費都掏不起。有了這樣的現狀，作家就應該在作品中寫出來。或者說作家要和底層勞動人民一起工作，一起生活，體驗他們真實的生活，才能寫出有力度的作品。

可是很多作家都居住在城市，觀察的都是城市中的生活，只是觀察城市中的權貴生活，卻不會觀察城市中底層勞動人民的生活，當然無法寫出底層勞動人民的生活現狀。似乎作家也成了資產階級的一員，要維護本階級的利益，當然會嫌貧愛富，笑貧不笑娼。甚至有些作家直接寫一些低俗無聊的東西，不是霸道女總裁愛上男保安，就是霸道男總裁愛上保姆阿姨，不然就寫黑道風云，寫修仙的，寫盜墓的，寫犯罪的，無一不刺激人們的神經，卻偏偏不寫底層勞動人民的真實生活，怎么說都是脫離現實的表現，而文學已經成了一種消遣的玩物，再也不可能挖掘人的劣根性，不可能成為為人生的藝術，也沒有拯救人心的力量。文學曾經在歷史上扮演過重要的角色，曾經為無產階級鼓與呼，影響和帶動勞動人民，甚至能夠推動歷史前進。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總是鼓舞人心的，而且傳承的時間很久。不管是《水滸傳》，還是《戰爭與和平》，不管是《丁莊夢》，還是《紅高粱》，都寫了底層人的真實生活，有各種各樣的屈辱，有各種各樣的紛爭，有各種各樣的自暴自棄，還有各種各樣的抗爭。恩格斯曾經提出，要正確塑造革命領導者形象的問題，并不能弄得太理想化，而應該貼近生活。那么寫底層人物，就不僅要寫他們的消極面，而且要寫他們的善良，寫倔強的叱吒風云的無產者，而這正是恩格斯希望的。

雖然社會宣揚財富，宣揚富裕，宣揚權貴，但作家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做社會的良心，應該寫底層人物，寫他們中的那些抗爭者，再現他們真實的生活，而不能被權貴影響，更不能被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以至于昧著良心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