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勝《求是》重磅長文：農業農村現代化要抓住農民這個關鍵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基礎在農業，難點在農村，關鍵在農民。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目標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更好地解決農民發展問題，不斷滿足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直接決定著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質量，也深刻影響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整體進程與最終成效。

一

經過數十年的不懈推進，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在物質基礎層面，農田水利設施持續完善，農業機械化、智能化水平顯著提升，良種推廣覆蓋率不斷提高，成功用占全球9%的耕地養活了約占全世界20%的人口，實現了從“食品短缺”到“食品選擇自由”的歷史性跨越。在農村建設層面，道路硬化、電網升級、安全飲水、義務教育普及等基礎工程全面推進，農村人居環境得到極大改善，鄉村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制度保障層面，全面取消農業稅，建立農村新型合作醫療、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歷史性地消除了絕對貧困，為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心已從物質積累逐漸轉向人的全面發展，農民自身的發展水平成為衡量農業農村現代化成效的核心標尺。2025年，農村常住人口約4.5億，占全國總人口的32%。即便未來城鎮化率達到75%左右的高位，仍將有近3.5億人長期生活在農村。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沒有農民的全面發展，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農業農村現代化。

從現實表現看，農民在思想觀念、能力素養、權益保障等方面的提升相對緩慢。在思想層面，部分農民仍受傳統小農經濟觀念影響，市場意識、風險意識、契約精神和創新思維相對薄弱，融入現代經濟的內生動力不足。在能力層面，面對數字經濟與現代農業的快速融合，許多農民在智能設備使用、信息獲取辨析、現代農業技術應用等方面存在明顯短板，難以適應新的生產生活方式。在權益層面，受城鄉二元結構長期影響，農民在平等享受公共服務、完整實現財產權益、有效參與鄉村治理等方面仍面臨諸多局限，發展機會與城市居民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這種農民發展能力與農業農村現代化不同步的狀況，往往導致先進的設施裝備、技術模式難以在實際中發揮有效作用，農業農村現代化面臨“硬件硬，軟件軟”“有設施缺人才”的現實發展困境，已成為制約農業農村現代化向更高層次、更高質量邁進的重要瓶頸。

二

農民在現代化進程中并非面臨單一困境，而是置身于進城與留鄉的雙重壓力之下。城鄉二元體制機制下，諸多制約因素相互關聯疊加，不利于農民全面發展。農業轉移人口無法真正融入城市，也不利于新型城鎮化推進。

一方面，進入城市受阻，難以平等融入城市。由于市民化進程存在結構性障礙，近3億農民工常年往返于城鄉之間，形成了獨特的“候鳥式”遷徙。在身份認同上，農民工在城市中有可能遭遇就業門檻、社交隔閡等隱性壁壘，不同程度地存在游離于城市核心公共服務與社會網絡之外的現象，面臨成為城市“邊緣群體”的風險，歸屬感和身份認同感偏低。在教育方面，隨遷子女進入城市公辦學校仍面臨就讀難的問題，，流動人口子女的家庭教育完整性不足。在醫療方面，農民工醫療保險跨區域轉移不夠順暢、異地報銷比例較低，保障水平不高。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社會保障體系的比例偏低，難以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健康保障。在住房方面，農民工大多集中在非正規部門就業，工作強度大、收入水平低，難以承擔城市高昂的房價，不少居住在條件相對簡陋的城中村或工棚，難以形成穩定、體面的城市生活預期。

另一方面，返鄉發展受限，面臨“回村無業”困境。隨著社會化服務全面進入農業，專業化分工在生產環節全面推進，“家家種田”的傳統模式已發生根本改變，單純依靠承包地無法維持穩定生計。農民工在城市找不到發展機會的情況下，即便選擇返鄉，也可能面臨“回村無業”的窘境。在產業支撐方面，農村新興產業、特色產業發展不足，傳統農業占比過高，難以提供足夠的高質量就業崗位，部分鄉村產業項目又常因缺乏專業經營管理人才和市場化運營機制，過度依賴政策扶持，市場競爭力不強，不能吸納太多的返鄉勞動力。在資源保障方面，金融機構出于風險考慮，“惜貸”“畏貸”現象普遍，農村中小微企業融資成本顯著高于城市。多數中西部縣域存貸比長期低位運行，農村資金外流現象突出，社會資本投資農業農村的信心與動力相對不足。在能力適配方面，返鄉農民工普遍缺乏適應現代農業與鄉村新業態所需的專業技能與數字素養，難以有效參與智慧農業、農村電商等新興業態，創業成功率不高，人才與產業之間出現“錯配”狀況。

更要看到，近年來農民生活需求在不斷升級，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短板凸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農民的需求已從基本的物質文化需要，升級為對“美好生活”的全面追求，但相應的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供給仍存在明顯短板。在教育方面，伴隨全國鄉村小學數量與教師人數大幅減少，優質教育資源向城市集中，農村學生在升學機會、教育質量等方面處于相對弱勢，農較難取得與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條件。在醫療方面，農村醫療衛生設施薄弱的狀況尚未徹底改變，鄉村醫生隊伍面臨年齡老化、后繼乏人的挑戰，農村居民在就醫可及性、服務質量及保障水平上與城市差距明顯。在養老保障方面，農村居民的養老金水平與城鎮職工相比差距較大，加之社會救助和福利體系不完善，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壓力較大。在精神文化方面，農村文化設施建設相對滯后，文化產品供給相對不足，難以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消費方面，城鄉收入差距依然較大，農民收入水平相對較低，且農村消費市場發展滯后，優質消費品供給不足，導致農民難以充分享受現代化消費帶來的美好生活。

三

農民自身的發展水平相對滯后，是當前發展階段性矛盾的集中體現。縱觀各國現代化歷程，在經濟起飛和結構轉型階段，物質資本快速積累而人的發展相對遲緩，具有普遍性。對于中國而言，這一問題的形成，既有作為發展中大國在特定歷史階段優先夯實物質基礎的客觀原因，也與發展理念轉型、制度體系完善、資源投入結構和治理機制創新等深層因素密切相關。

首先，發展進程中形成“重物輕人”路徑依賴。在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前期階段，為了迅速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政策資源集中投向基礎設施、農機裝備和村容村貌等物質層面，這在當時具有歷史合理性。然而，這種以“物”為先的發展模式也形成了較強的思維慣性與工作路徑。一些地方在后續發展中，仍不同程度延續著“重硬件建設、輕軟件投入”“重項目落地、輕人才培育”“重短期成效、輕長期賦能”的傾向。相比之下，對于農民的觀念轉型、能力提升、權益保障等關乎長遠發展和內在動力的基礎性工作，重視程度、資源投入和有效方法仍顯不夠。當物質條件改善到一定階段后，農民發展的短板便日益凸顯，成為制約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的關鍵因素。

其次，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性壁壘尚未根本消除。這是制約農民發展問題的深層原因。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分割管理體制正在逐步取消，但其長期運行所固化的要素配置與利益分配格局仍具慣性，戶籍與教育、醫療、社保、住房等權益的隱性掛鉤，構成了農業轉移人口平等融入城市的“隱形門檻”。在財產權益方面，農民土地產權不夠完整，城鄉建設用地“同權不同價”現象依然存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收益中農民分配比例偏低，農村房屋財產權能未能充分釋放，制約了農民獲得財產性收入以積累發展資本的能力。社會保障體系仍呈現城鄉分割特征，銜接轉換不暢，保障水平差距明顯，近3億農民工中，仍有不少未簽訂長期勞動合同，處于就業不穩、保障不全的“半市民化”狀態，增加了農民的生活風險與流動成本。這些制度性壁壘相互疊加，阻礙了城鄉之間要素平等交換與人口自由流動。

第三，農村人力資源投入相對滯后，能力建設與時代需求脫節。現代農業、數字經濟與社會治理創新對勞動者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但面向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農民教育培訓體系尚未健全。現有培訓常存在內容碎片化、方式傳統化、與產業和市場需求結合不緊等問題，難以有效提升農民的數字素養、科技應用能力、經營管理水平與創新創業思維。鄉村基礎教育資源較為薄弱，農村新生代人力資源的初始積累。鄉村對人才的綜合吸引力不足，缺乏讓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扎根發展的產業平臺、創業生態與社會環境，導致人才“下不去、留不住、用不好”，加劇了鄉村人才的短缺。

第四，農民主體地位保障機制不健全，內生發展動力未能充分激發。在鄉村發展與治理實踐中，部分地區的行政主導色彩仍然較強，農民的主體地位尚未真正落到實處。在鄉村規劃、產業選擇、項目安排等關鍵決策中，替民做主、形式化參與等現象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這不僅容易導致公共資源投入與農民實際需求錯配，造成“政府熱、農民冷”的尷尬局面，更會影響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甚至使一些人滋生出“等、靠、要”的依賴心理。如果缺乏內生動力的有效激活，即便外部投入持續加大，也將難以轉化為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持久發展動能。

四

從發展邏輯看，中國農業農村發展歷經從解決溫飽到全面小康、再到鄉村全面振興的歷史性跨越，已經處于從物的積累轉向人的全面發展的新方位，必然要求將發展重心回歸到人的本身。202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必須堅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作為新形勢下推做好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要堅定不移在“投資于物”的基礎上更多“投資于人”，推動農民觀念、能力與權益全面提升，為農業農村現代化注入持久的內生動力。

以制度賦能為基礎，破解城鄉權益壁壘，保障平等起點。城鄉權益不平等是導致農民發展機會受限的主要障礙，要從制度改革入手，讓農民平等分享現代化成果。關鍵是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推動城鎮基本公共服務逐步覆蓋常住人口，不斷完善以居住證為載體、與居住年限和社保繳納情況掛鉤的公共服務享有機制。著力解決近3億農民工及其家庭在子女教育、醫療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半市民化”難題，以順利融入城市社會。穩慎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在落實承包地“三權”分置、穩定農戶承包權的基礎上，積極探索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同權同價入市的有效路徑，建立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在農民、集體、國家間的公平分享機制。完善鄉村治理體系，保障農民在鄉村規劃、項目建設和公共事務中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通過實踐參與提升農民的權益意識與主體地位，推動農民不斷從被動接受向主動治理轉變。

以能力建設為根本，推動人力資源升級，適應時代變革。現代化最終體現為人的知識、技能與素養的現代化，著力解決農民發展問題已成為應對數字時代就業變革的緊迫任務。構建覆蓋全生命周期、對接市場需求的農民終身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培訓內容精準聚焦現代農業技術、數字工具應用、電商運營、合作社管理等實用領域，強化培訓、認證、就業、服務的閉環，提升培訓的實效與轉化率。尤其要著力彌合城鄉“數字鴻溝”，通過建設村級數字服務點、開展適老化輔導、培育“數字新農人”等方式，幫助廣大農民掌握智能設備操作、信息獲取甄別、線上交易與安全防護等基本數字素養。積極實施鄉村人才振興計劃，完善政策激勵，吸引和支持大學生、退役軍人、返鄉農民工等群體返鄉入鄉創業，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鄉村產業帶頭人，并通過訂單合作、股份聯結、生產托管等多種形式，建立緊密的聯農帶農機制，引領小農戶融入現代農業產業鏈，加快農民從傳統體力勞動者向現代技能經營者的轉變。

以城鄉融合為路徑，促進要素雙向流動，拓展發展空間。農業農村現代化不是鄉村范圍的封閉演進，而是城鄉協同的系統工程，要打破要素單向流動的固化格局，推動城鄉從單向汲取走向雙向賦能。針對農民工“城市難融入、鄉村難回歸”的困境，關鍵是通過創造均等機會來有效應對。探索建設縣域統籌的勞動力供需智能匹配平臺，促進城鄉勞動力資源高效對接；完善返鄉創業的融資、用地、社保銜接等支持政策，營造“進城有發展、返鄉有舞臺”的寬松環境，有效化解產業轉型可能帶來的就業結構性風險。引導金融資源更多流向農業農村，創新產業鏈金融、普惠金融產品，破解農村抵押擔保難題，重點支持鄉村特色產業升級與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城鄉產業協同與功能互補，發展休閑農業、鄉村旅游、農村電商等新業態，并促進城鄉文化互鑒，在現代化進程中保護和活化鄉土文化，增強農民的文化自信與社會認同。

以“投資于人”為導向，優化政策體系，激發內生動力。政策是戰略意圖的集中體現，要將農民全面發展的理念貫穿農業農村現代化政策體系各個方面。優化公共財政支出結構，大力增加對農民教育培訓、健康保障、社會保障等關乎人力資源長期投資的“軟性”投入，并探索建立政府主導、市場與社會力量參與的多元投入機制。農村政策的制定與實施，要全面落實鄉村振興為農民而興、鄉村建設為農民而建的根本要求，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尊重基層首創精神，把握好“是否符合農民意愿，是否有著堅實的民意基礎，是否維護了農民利益”等原則問題，以全面解放農村生產力中“人”這個最具有決定性的力量和最活躍的因素，激活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內生動力。這就要求加快建立健全政策的動態評估與反饋調整機制，確保資源精準配置，有效激發農民追求現代化的積極性與創造力。

作者系中國農村發展學會副會長、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來源：《求是》202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