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日本人為何甘愿臣服于美國人？真相：日本政客借助美國來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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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后日本由于戰敗的沖擊以及處于美國的單獨占領之下，國家主體性發生嚴重動搖。

龜井勝一郎認為：

“國家理想這類信念完全喪失，或者說是作為日本人失去了對未來的憧憬，這大概與日本的半獨立國家屬性有關，在所有問題上似乎都與面向他國時的依存心理有著糾纏不清的關系，這一狀態的形成可能歸結為欠缺對未來的展望和缺失國家理想。”

井原三男就對《心》中表現的“自我”評價指出，日本的近代化中蘊含著兩個“病理”：在政治上推行軍國主義和國家主義；在文化上盲目地模仿外國，結果喪失了自我的主體性。

上原專祿在與加藤周一對談中舉了一個例子：日本在戰后一直處于美國的管控之下，如何擺脫這種狀態呢？這里具有樸素的問題意識。

1、原子彈的影響

1943年，商工省改名為軍需省，以符合日本戰時經濟的本質。岸信介表面上是軍需省次官，但實際上依然掌管著戰時經濟，前后長達一年。

就在天皇下達終戰詔書宣布日本戰敗后不久的8月26日，軍需省恢復為商工省。美國占領日本的一大謎團是美國人何以能夠容許日本人玩弄這些障眼法。畢竟，勝利者對日本同樣也是“絕不讓歷史重演”。在日本，1945年也是“零年”，是在廢墟上建設新社會的完美時機。顯然，一些人必須被掃地出門，岸信介作為甲級戰犯被捕，同樣落網的還有鲇川義介。

但是他們在日本建立的機構基本上完好無損地保留了下來，反觀在中國，偽滿洲國的工業設備則被蘇聯紅軍全面接管。關于日本如何重建的問題，各方存在極大爭議。在華盛頓有一股很強烈的輿論，認為日本再也不能染指重工業，而是應該專注于生產更符合東方民族古補樸氣質的產品：玩具、陶瓷人像、絲綢、紙質品、瓷碗等。也有人給出了一條不錯的建議，即讓日本生產出口美國的雞尾酒餐巾。

但日本人的想法卻與之不同，就在美軍到來之前，三菱財閥掌門人給他手下的一名高管寫了一封信，信中談到一項“偉大的百年計劃”。盡管這一源自中國古典文獻的表述不能單純從字面上加以理解，但是日本人腦子里盤算的就是如何規劃未來的問題。一年后，日本外務省草擬了一份報告，稱自由放任的時代已經結束，全世界“終于進入了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時代，或者說一種受控制、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時代”。

可見，美國重建日本的主要目的，一是防止共產主義席卷日本；二是對日本戰前的官僚體制有意識地加以利用。

戰后日本的“新政”和艾德禮對英國的改造計劃十分相似。

當然，艾德禮和“新政派”都不是共產黨。恰恰相反，他們和多數社民黨人一樣，都堅決反對共產主義。包括“新政派”在內的美國官員有一個很大的心病，就是擔心日本人會為極端經濟窘境所迫，難以抵制共產主義的誘惑。

應對辦法是通過重建日本的工業能力，確保日本人能夠盡快養活自己，防止軍事利益或大企業的貪婪擾亂這一進程。若能有效地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將經濟交給經驗最為豐富的日本人，交到能為未來做打算、把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并且具有愛國情懷和均貧富抱負的公務員手里，也就是說，要交到基本未被整肅的大藏省和商工省的官僚手里。

這種思維理念和戰略設計恰恰是美國單獨占領日本后實施間接統治的初衷之一。

由于二戰結束前夕日本遭受美國原子彈爆炸，戰后日本社會形成了科學技術至上主義的風潮。戰敗之后日本的“國體”觀念發生變化，包含針對“國體”的批判和重新確立“國體”正當性的雙重意涵。

鈴木貫太郎首相在《值大東亞戰爭終結之際鈴木內閣總理大臣廣播》中指出：

“國民通過培養自治、具有創造性和勤勞生活的新精神，重新出發建設新日本，尤其是對在這次戰爭中暴露的最大缺陷，除致力于科學技術的振興之外別無他途。況且，不久應該構筑為世界人類文明做出貢獻的文化。正因如此，積極回應和承奉陛下的仁愛乃是唯一途徑。”

鈴木首相在解釋戰敗的原因時，將其主要歸結為日本與美國之間存在的差距，尤其是在科學技術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普通民眾也在很大程度上廣泛地接受了這一觀點。

原子彈一方面作為“殘虐的炸彈”形成“戰爭的被害者”意識，以此成為推動實現向“萬世之為”的和平方向轉化的正當性動力；另一方面成為戰后日本國民謀求“科學與物力”的象征。這一總結和轉圜以戰后民眾意識為先導，通過天皇發布《終戰詔書》的方式加以實現，從這一層意義上而言，原子彈和“國體”是賦予日本戰敗正當化最重要的兩個因素。

日本政治家積極致力于保留以天皇制為軸心的“國體”，試圖維持與戰前《明治憲法》體制的連續性，著重從本民族本位重構國家認同的核心基礎。然而，隨著“松本草案”被否決，由盟總主導制定的《日本國憲法》褫奪了天皇的政治權力，將其作為統合國民的“象征”虛置起來。

2、對美國科技的推崇

隨著占領時期結束，日本“護持國體”的形式逐步發生轉變，在昭和天皇的主導和策劃下，日本國家的前途命運與美國綁定在一起，標志性的事件即是《日美安保條約》的簽署和日美同盟體制的構建。

由此，日本的國家戰略定位從對自我本位的天皇制傳統“國體”的護持，轉而向“新國體”——日美同盟體制的嬗變和整合演進，從而奠定了直至今日依然束縛日本政治家戰略思維的“對美從屬”的邏輯基礎。

戰后日本國家認同建構之所以打上鮮明的“美國烙印”，除了由美國“新政派”官員主導制定《日本國憲法》，引進以美國為模板的民主主義體制，以及受到美國強大軍事實力的威懾之外，還有一個甚少受到世人關注的重要因素，那就是日本各界人士在總結戰敗教訓時，最能形成心理共識的莫過于美國投放原子彈這一慘痛事實。

由此，戰敗之后，無論是日本政界人士還是知識精英，紛紛反思日本緣何敗于美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科學技術上的落后，從而導致“科學技術至上主義”思潮一度在日本的社會科學界和自然科學界成為主流認知。

正是對美國科學技術的推崇和服膺，日本才甘當美國的“附庸國”，不惜喪失部分國家主權而心甘情愿地、亦步亦趨地追隨美國，其中最重要的精神推動力即是日本要學習、追趕和超越美國的科學技術，而這也正是戰后日本成為經濟大國的秘訣所在。

積極學習和追趕美國，增加科研經費，加大科技研發投入的力度；目前日本幾乎每年都有諾貝爾獎獲得者，實際上追根溯源乃是戰敗的“原子彈沖擊”帶來的正面效應。與此同時，戰敗初期，面對美國和中國這兩個戰勝國，日本人的態度是霄壤之別，即對美國不惜俯首稱臣，對中國不屑一顧，這是美國和中國綜合國力的差距在日本人眼中的具體投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政府在政治上處于絕對劣勢，幾乎是看美國人的臉色行事。

譬如，日本作家林達夫就曾指出：日本人是在沒有被占領的意識之下度過了戰后五年的國民，他們無人不知，戰后民主主義正是麥克阿瑟所主張的、被占領時代的民主主義。

這就是20世紀50年代日本人的深層心理，表現在政治上就是完全屈服于外來壓力。

二戰后美國政府保留天皇制，是為了控制戰敗后的日本，是為了順利達到既定的占領政策的目的，也是因為美國人清醒地意識到天皇制是美國建立傀儡政權最為有效的裝置。

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俄羅斯前駐日大使亞歷山大·帕諾夫強調：

“日本過去和現在都謀求擺脫美國過于強有力的監護。就連日美軍政同盟學說的創立者都認為，在羽翼豐滿之后，日本脫離美國監護的時候將會到來。但目前由于種種原因，這尚未發生。其中一個原因是根基深厚的親美院外集團。許多日本政客看不到除日美同盟外的其他選項。主張日本表現出更大自主性的人中包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但其命運相當悲慘。”

矢部宏治還認為：“總而言之，日本對美國的從屬關系，根本上是由軍事因素決定的。雖然很多人指出，目前的日本對美從屬關系是昔日‘美軍直接占領體制的延續’，但仍然有必要對此問題給出正確的分析。很多人從政治或經濟角度解釋日本對美從屬關系，卻很少有人從法律角度給出答案。另外，‘美軍直接占領體制的延續’還算好的情況，更糟的恐怕是‘美軍占領下的戰時體制’。”

矢部宏治還認為，日美聯合委員會也是有問題的，這個委員會每月分別在東京日比谷地鐵站附近的新山王酒店和日本外務省指定的另一地點召開兩次秘密會議。

會議由日本政府高級官員和駐日美軍高級軍官參加。在會議上確定的事情，日本國會不能干預，甚至也不受《日本國憲法》的制約。該委員會沒有義務就會議內容向社會做任何公開，可以說這個委員會的權力是不受限制的，而這一機制運轉至今已有60年。

僅僅從苦苦掙扎于基地問題的沖繩現狀，以及難以與中韓維持良好關系的現實即可看出，此前日本將“美國一邊倒”置于所有外交判斷核心位置的外交政策，明顯存在諸多問題。

從這一意義上講，特朗普就任總統后引發的動蕩，恰恰表明日本已不能僅僅將“對美從屬”作為判斷指針，此時也就迎來了戰后初次自身決定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機會。正因如此，舉國上下應該展開關于日本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所應采取的理想形態的討論，而這恰恰提供了一次絕佳時機。

戰后以來日本的外交政策深受“對美從屬”指針的強烈影響，從而阻礙了進行自主判斷的進程。

3、“華盛頓的擴音器效果”

在戰后日本政治和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日本充分發揮著有效傳遞“美國之聲”的“擴音器”的作用，典型的“美國之聲”的發信源是美國的知日派，主要集中為美國的一小部分人。而且，日本有針對性地為有限的人員提供情報和資金，并為其提供充分的發言機會，推動這些聲音在日本不斷擴散的正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媒體。

日本既得權益階層通過驅使單方面的“日本制造的‘美國外壓’”，將在日本國內難以推行的政策通過有意識地利用所謂“美國外壓”的方式予以推進，這也是日本政治家和大眾媒體長年屢試不爽的慣用手法，日本學者猿田佐世將其概括為“華盛頓的擴音器效果”。

日本既得權益階層將日美外交作為重要手段，往往是為了實現自身想要達成的政策目標而有意識地加以利用。在日美外交中作為東京外交指向對象的華盛頓，從日本方面僅僅能夠獲取極為片面的情報。

和高端智庫提供資金和情報，基于日方提供的情報，美國的知日派或高端智庫發表報告書，日本政府和大眾媒體從美國方面傳遞而來的情報信息中，篩選出自身試圖推進的政策，將這一政策以“發布于華盛頓”的聲音再次面向日本“擴音”傳遞。由此，日本通過借助美國強大的影響力，在國內推進和實施自身期望的政策。

戰后70年來日美兩國實際上維持著一種“共謀關系”，日本政府和日本的既得權益階層以“對美從屬”的姿態作為偽裝，同時利用“華盛頓擴音器”機制，實質性地推進自身期望實施的政策，這一點很容易理解。

正如通過變更憲法解釋以解禁集體自衛權顯示的那樣，到華盛頓去選擇適合自身的聲音，然后又將其作為來自“華盛頓的聲音”有目的地加以利用。

某位知日派人士曾經表示，“日本國內之所以會認識到美國智庫和知日派集團在美國擁有的巨大影響力，是因為這一影響力實際上都是日本媒體制造出來的”。

的確，由美國智庫傳遞出的情報信息，能否直接送達美國政府并對美國的政策調整產生影響有很大疑問，可能在大多數情況下收效甚微。即便是在日本頗負盛名的阿米蒂奇，也有人認為他在美國已經是過去式而不再富有影響力。華盛頓的高端智庫召開的與日本相關的學術研討會通常是由日本出資，多數聽眾也是日本人，傾聽完研討會的日本人撰寫的報告，然后以來自“華盛頓情報”的方式發送回日本。

來自這一途徑的情報的重大影響力反過來施加影響給日本，對于營造日本政府所期待的輿論氛圍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也是利用了高端智庫及知日派集團被“神話”后在日本產生的影響力。日本拼命地親手將“神話”變成現實，進而有效地推進自身的政策目標。

根據日本政府為回答國會議員的質詢準備的資料《日本政府對于智庫等的財政支援》中，內閣官房國際廣報室公布的歷年財政支出的數據：2013年度這方面的支出為1.5億日元，主要是面向美國方面與12個權威智庫等展開合作；2014年度為3.4億日元，主要是與美國與歐洲、亞洲、大洋洲9個國家的共21個權威智庫展開合作；2015年度為5.0億日元，主要是與美國與歐洲、亞洲、大洋洲的11個國家的共27個權威智庫展開合作。

此前曾給日本政治帶來巨大影響力的美國極少數知日派，與日本政治家和大眾媒體等通過互相利用制定的政策，在日本國內基本上得到了有效貫徹，也可以說是一種基于某種“共謀關系”的“自發對美從屬”甚或是“外觀上的對美從屬”，這種狀態在戰后70多年里一直延續著。

猿田佐世評價指出：

“日本政府自身選擇的‘對美從屬’并將這種外交圖謀有意識地遮蔽起來，且進一步屈從于美國，問題恰恰出在日本政府自身。選擇這一政府的正是我們的日本國民。我們在實際掌握這種真實情況的基礎上提出了異議，是為了修正這種變形的‘共謀關系’，而只要不采取具體行動，今后這一圖景就不會發生任何改變。”

美國擁有為數眾多的中東問題和歐洲問題專家，但日本問題的專家則令人意外地少，一位華盛頓知日派人士分析個中原因時指出：“中東和歐洲地區大多數是運用常規手段難以應付的國家，但是日本基本上對美國言聽計從，因此沒必要制定新的對日政策，僅僅依靠少數專家就足以應對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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