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寶恒：季龍吾師 風范長存

光陰荏苒，譚老師乘鶴西去迄今已近二十載，回顧往事，歷歷在目，至今仍銘刻肺腑，難以忘懷。

一、嚴謹治學，理論強調有根有據

1981年2月，筆者與另一位老師向譚老師求教關于上海崇明、川沙和青浦的得名問題。信發不久，即得回書稱：不知你們詳細查過方志沒有，唯恐方志上也不見得講到。我只記得崇明設縣之前先有崇明沙，川沙置廳之前先有川沙堡，但不知沙與堡又如何以有崇明、川沙之稱；青浦想必指青龍江，因以為名。但千萬要記住，不能以意推測，總得找出文獻上的根據來才行。例如唐天寶三年(744)改年為載，至乾元元年(788)復改載為年。看似很簡單的一條，要使人心悅誠服，就必須尋出新、舊唐書中的玄宗紀和肅宗紀，以及《資治通鑒》中有關唐玄宗、肅宗的原始資料來，否則就無說服力。

譚老師平時審閱文稿，凡遇到缺乏證據或證據不足，便會在該段文字下面用鉛筆畫出，退給原作者，令其補足材料后方才放過。論文中出現“或許”、“大約”、“估計”等字樣，當即在文字下予以整段刪除，然后批上“另尋可靠材料”。必須指出，他經常提請大家，“有根有據”系指立論的要點上，力戒走進繁瑣考證的怪圈。

二、學習宜多思，求知要舉一反三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筆者得到《齊白石作品選》郵票一套，愛不釋手，便展示給譚老師觀賞。當他見到一枚“蛙聲十里出山泉”票面時，佇立良久，說道：齊白石從小木匠成為大畫家，是他一生肯動腦、勤思索的結果。你看這幅圖畫面上抹了幾筆遠山，一片急流從山間亂石間瀉出，水中浮游著幾只小蝌蚪。雖未出現青蛙，但人們會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十里”以外的“蛙聲”。多么巧妙而含蓄的想象力啊!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言的“多想出智慧”的好實例。

1988年5月，筆者見到某刊物介紹王士性文章時，將《臺州叢書》誤作《臺州叢書》。同譚老師提及此事，以為浙江臺州之臺只能作“臺”,不能作“臺”,臺是本字，不是簡體字。譚老師略帶喜色說：此言很正確。緊接著他發問，類似這些你還遇到過嗎?少頃答曰：西部“黨項羌”也是如此，“黨”是本字，不能將其改成繁體“黨”字。譚說：正是這樣。他希望平時學習期間也多留意這些小事，然后進行舉一反三。若能如此，并持之以恒，對治學必有所裨益，“集腋成裘”、“聚沙成塔”。

三、堅持己見，不隨風附和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全國各地掀起更改地名、路名、店名旋風，譚老師有異議，在100號二樓，曾對個別老師說：地、路名等過于陳舊一定要改，但許多地名有其歷史性與沿襲性，大量更換要慎重。王莽時動了許多地名，有不少嗣后又改了回來。上海南京路上的“和平電影院”,現易名“戰斗電影院”,其實“和平”并不一定是壞字眼。接著他又無奈地說：這些話被紅衛兵聽到，要低狗頭!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詩詞注解全國諸家蜂起，著名詩人袁水拍當時以“國務院文化組”名義組織編寫官方范本。對毛主席《浪淘沙·北戴河》一詞中的碣石地望，該書草稿傾向于“淪海說”。1970年3月，譚老師在龍華醫院收到袁氏來函，詢查淪海之說始于何書、何人，有否持異議的?并企望及早復函。適筆者赴醫院探望譚先生，他說，阿寶，你對詩詞有興趣，請代我回一封信給袁水拍，講明魏武碣石地望以昌黎說為是，即今河北昌黎縣北的碣石山，具體論證俟我出院時再詳告。他看我臉色有異樣，馬上附在我耳邊低聲說道：袁來信還有后面一條，我就是持異議者。

治學幾十年，違心亂說，我這個人做不來!

通過以上二件事，我們看到了在非常的年代里，一位正直學者錚錚鐵骨的大無畏氣概，令人可敬可佩。

四、實事求是，謙虛謹慎

1989年8月，校點、整理顧炎武未定稿《肇域志》會議于昆明召開，譚老師在會上關于該稿引用《水經注》如何正確表述的講話，留給與會者深刻的印象。他說顧炎武歿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去世以前所見到的《水經注》當是明朱謀瑋的《水經注箋》,清全祖望等三大家的《水經注》校釋、王先謙的《合校水經注》以及近人楊守敬、熊會貞的注疏皆未出來。因此作校釋時不能將糾正后的結論，強給顧氏戴上錯誤的帽子，要實事求是，否則就會犯給古人著西裝結領帶的毛病。但為了給讀者有個正確的答案，建議在按語中予以交代。如陜西西安府商州下，“甲水又東南徑魏興郡之興晉縣南”。興晉縣南，底本作興陽南，川本、滬本同。按此據朱謀瑋《水經注箋》,清全祖望、趙一清、戴震已指其誤，改作“興晉”,并增“縣”字，見楊守敬《水經注疏》。

1990年2月，譚老師八十華誕，在復旦歷史系祝賀會上，筆者賦詩一首：“南極星輝耀八方，岡陵獻頌附門墻。潞公壽考崇清望，涑水文章有耿光。學沼宛溪資讀史，圖成裴秀審封疆。廿年四化觀成日，更為期頤晉一觴。”散會后譚老師即跑來說道：我履歷很簡單，主要做三件事，一為教書匠；二是寫了一些有關歷史地理方面的文章；三與大家一起編繪歷史地圖。詩中用文彥博、司馬光、顧祖禹等人相提并論，欠妥，宜改，切切。一定要實事求是，謙虛謹慎，不可說過頭話!

五、重視各方意見，盡力回答讀者求教問題

1973年8月，歷史地理室接到山西大學歷史系羅元貞先生對中國歷史地圖集部分征求稿的復函，云：原寫有一些意見，但整理者沒有把鄙見全部采入，自己又有“敝帚”之享，故去信詢查可否將全部意見寄出，供你們參考。譚老師見函后十分高興，說此君就是將毛主席《七律·長征》詩中的“金沙水拍云崖暖”,改為“金沙浪拍云崖暖”的羅先生，了不起。他們單位刪縮了他的原件，真不應該!趕快發信，歡迎他把全稿寄來。最后別忘記寫上向他致謝的話。

1973年10月間，在譚老師桌上見到一封浙江化工學院數學系某青年教師和其同鄉、新加坡一華僑，聯名向譚先生求教“客家人是不是漢族”的來信，寫道：發出好幾封，至今均石沉大海，聽說先生也是浙江人，今冒昧寄出了。在原信下面又看到譚已用回紋針夾好，有好幾張紙字體非常工整的復函。經征得應允后，筆者便將其內容抄錄了下來：“×××同志，來信收悉。因為我們工作較忙，沒有功夫細查前人的研究成果，現僅就我所想到的情況簡復于下，希見諒，并請轉告你的海外朋友。譚其驤，十月十二日。”

客家人是漢族的一支，這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客家話很明顯是漢語的一種，中間保留著許多古漢語的讀音，客家人和其他閩粵漢人(閩北人、閩南人、廣府人、海南人等)的祖先同樣來自中原，不過其他漢人是陸續而分散地遷入當時四面是非漢族的地區，長期過著與集團以外不相往來的生活，因此他們的語言風俗便和其他閩粵漢人有所不同。過去有些閩粵漢人根據這一點竟否認客家是漢族，這是極端荒謬的看法。其實就時間而言，客家人的南遷大致猶在其他漢人之前(約為六朝時期),就血統而言，他們的漢族成分應該比其他漢人更“純”一些。

解放前羅香林等人做過一些研究，發表過文章，也出過一本書。解放后沒有見過有這方面的著作發表。所以沒有人研究，大概主要是由于它已不再成為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對一位素不相識青年人的答疑，大大超過原來的要求。筆者當即脫口而出：譚先生您一定花費不少時間和精力。他拉大嗓門道：許多人不愿意回答一般讀者來信，特別是青年人提出的問題，常常將函件束之高閣，或使信成為“付諸沉浮”之物，很不好，是極不負責任的態度。他們還記起我，千里來鴻雁，不回書是師之惰!面對桌上即將發出的長信和剛才關愛后生的一席話，當年同樣是年輕人，且是譚師的受業者，為之動容，頓時眼眶里充滿著淚花。我們今天在校園里正需要像譚先生這樣德高望重的長者，他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一代宗師已離世整整十九載，斯人雖逝，風范永存，“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師之風，山高水長。《史記·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向)往之’。”這也是歷史地理學界和全體復旦人懷念譚先生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