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說沒人能逼我表態：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就沒有獨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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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莫言在諾貝爾獎頒獎儀式前的記者招待會上，面對一些媒體記者的不斷逼問，他說了這樣一段話：

我從來都喜歡獨來獨往，當別人脅迫我干一件事的時候我從來不干，逼我表態的時候我也不會表態，這是我幾十年來一貫的態度。

莫言回憶說：

我是一個生怕讓人別不高興的人，多年來，那些邀請過我去參加他們活動的人都可以作證，即便他們安排的活動讓我筋疲力盡，我也是盡力完成，生怕讓那些等我的人失望，生怕因為我的“個性”和“風骨”而讓朋友為難。對那些設了陷阱讓我跳的“朋友”，我也愿意往好的方面理解，因此我也被人譏為“懦夫”或“鄉愿”。其實，脫下馬甲，大家都是差不多的人。

這段話可以看到一個寬和的莫言。這年頭，明明社會最缺的是容忍寬和，明明最缺的是厚道人，可是這種人經常被罵“老好人”，被罵“圓滑”，被罵“鄉愿”，仿佛一個個都跟好斗的公雞一般，才算勇敢。

“其實，脫下馬甲，大家都是差不多的人”，的確，人都差不多，但如何在這“差不多”中找出最大的不一樣，那涉及到一個人的獨立，一個人的自我。

比如莫言說“脅迫我干一件事的時候我從來不干，逼我表態的時候我也不會表態”，我看這才叫有風骨。

有的人不但自己做不到，而且不允許別人做到。到了這個時候，我們很難區分真話假話，仿佛人人都是戰國策士，連“貌似”忠厚都沒有了，臉上都寫著詭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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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說話的自由。人這一張嘴，用于吃喝的時間遠遠比不上用于說話的時間，做夢還在說夢話呢。可見人一生下來就是為了說話。

中國最古老的文學作品《詩經》就承認人有說話的自由，不過“說話的自由”還不是底線。

底線是：人有不說話的自由，要尊重這種“不說話的自由”。

如果人沒有不說話的自由，那么就意味著，表態成了必須完成的任務，大家都要說一樣的話，模棱兩可的話，直至違心話。

比如一件事，我的看法明明和大家是一致的，只因為我懶得說，那么也成了態度問題，甚至成了我“唱反調”，甚至是“腹誹”，那么意味著我每天不是在表態中，就是在表態的路上。

這個時候，身上可是結結實實地套上了馬甲，莫言說的“脫下馬甲”都不可能了。

我們絕大多數人都不是參加企業的董事會，也不是在職工代表大會投票，這些場合都是要表態的。我們面對的不是這種場合，比如評價一部文學作品，就不需要表態。

文壇上的一些悲劇，恰恰是不需要表態的事，大家都要表態，甚至爭相表態，生怕落在后頭。

比如1955年，胡風惹事了。郭沫若、林默涵、曹禺、茅盾、巴金、葉圣陶、老舍、王元化、聶紺弩、夏衍、周揚、黃藥眠、吳組緗、丁玲，這些都是文藝家，他們寫了大量文章，批判胡風的唯心論。然后是大學者陳垣、翦伯贊、錢端升、梁思成、侯德榜、黎錦熙、孫定國，甚至茅以升、華羅庚這樣的科學家都參與進來。

報紙上不斷刊登工人、農民的“人民群眾來信”，陳垣也寫了一封“讀者來信”，他的措辭和工人農民的措辭一樣，說從來沒有讀過胡風的作品，但是很憤怒。

胡風是魯迅的學生，經常去魯迅家。許廣平寫文章說：“一想到二十年的敵人在打埋伏，在我面前也曾看到過‘用微笑包著侮蔑’和我‘握手言歡’，就感到惡心想吐”，“我切齒痛恨”，她請求“依法懲辦”。

過了兩年，聶紺弩、丁玲、黃藥眠等人又挨批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名字又表態。再過一些年，上面的名字幾乎都坍臺了，輪到更多的人表態。

又過一些年，上面這些著名人物紛紛留下文集、全集，但是很少收入當年寫的文章，這些文章難道是命題作文？或者是違心的不得已說話的？或者是當年跟風后來不好意思見人了？

我想這些情況有可能都有，甚至各種因素混雜在一起，這給文學史研究留下了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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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在《隨想錄》中舉了一個例子，“我也寫過照別人的意思執筆的文章，例如《評<不夜城>》”。

《不夜城》是柯靈的電影文學劇本，是寫資本家改造的，后來拍成了電影，但是1962年被封存，1979年公映。巴金于1965年接到這個“任務”：基礎材料是別人提供的，他要照別人的意思寫文章。

巴金一再推辭，但是推不掉。他寫完之后特意去了柯靈家，說我寫了批評《不夜城》的文章，但是沒有提作者的名字，然后就去越南訪問了。待三個月后回來才知道，他的文章早已見報，《不夜城》成了“大毒草”，主持批判的“狄克”也升官了。

巴金說：

我對柯靈感到歉意，而且不愿意再看我那篇文章，因此它的標題我至今還說不清楚。同時我也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實，因為另一位被指定寫稿的朋友似乎交了白卷，這樣他反倒脫身了。

巴金老人是勇敢的，他敢于承認自己的懦弱，敢于承認自己在當年的環境下不敢說“不”，敢于坦承自己有愧。

我最近翻了一下文學史，那么多光輝的名字！卻沒有一首好詩或者一篇好文字是根據“長官意志”寫成的。我又翻了一下俄羅斯文學史，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出現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試問哪一部是按照“長官”的意志寫的？

巴金這里說的是文學創作的規律，如果一個作家連不說話的自由都沒有，那么只能產生“遵命文學”。我看這種規律適合所有職業所有人，如果一個人連不說話的自由都沒有，那么連想象空間都不存在了，更不要說有所創造。

手機互聯網時代，最容易犯的毛病是逼人表態，逼著人跟他完全一樣，比如項立剛就說，斬殺線和蘿莉島沉默不是權利是態度。

胡錫進就是因為這個“原理”被罵上熱搜的。還好我們可以看到，項立剛用這種制造對立的方式，在微博里賣襪子。

莫言說“脫下馬甲，大家都差不多”，這里“馬甲”是一種偽裝，要我看，這種“馬甲”有人從來沒有脫下來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