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和玉律師:偵查階段忽略的辯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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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太忙，沒來得及寫點東西。

一個貪污、受賄案件，卷宗就多達20多卷，工作量不小，一直在加班。

截至目前，案件審查報告寫了上百頁，大部分工作完成，總算有點閑暇喘息的時間。

我曾撰寫文章探討偵查階段的辯護工作。

總體來看，偵查階段常見工作主要是會見當事人、調查取證、申請取保候審、提交辯護意見、申請羈押必要性審查。

對當事人及其家屬而言，委托律師介入刑事案件最直接的動力，往往是希望獲得無罪、緩刑、改判、從輕、不起訴、取保候審等顯性結果，這確實是現實且合理的期待。

如果辯護人無法在這些方面提供可見的有效價值，委托人難免對委托的意義產生懷疑。

對此，我予以充分理解與接納。
然而，我認為這種觀念可能忽略了一些更深層的價值，如果不說出來，可能很多人不會去關注。

刑事案件中，偵查階段形成的書面證據與案卷材料，一經依法固定便難以輕易動搖，“口供為王”在實務中并非虛言。

這就如同日常生活中，雙方口頭約定落為白紙黑字的契約，若無法定或約定情形，不能解除契約，擅自解除契約視為不誠信的違約行為，應該受到制裁。

因此，開展有效辯護的關鍵節點，恰恰在于這些“白紙黑字”形成之前，偵查階段實為辯護的黃金時期。

一旦案件移送檢察院，證據體系基本定型，辯護空間將迅速收窄。

既然知道了口供的重要性，在偵查階段會見嫌疑人并使其根據學習到的法律知識及經驗，作出有利、客觀的供述，就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第一，供述是證據體系的核心組成。嫌疑人的言詞證據往往直接影響偵查方向與定性，及時、穩定的有利供述能為案件后續定性提供關鍵支撐。

第二，避免因認知偏差導致不利自認。許多嫌疑人對法律存在誤解或恐懼，容易在訊問中作出不準確、對己不利的陳述。律師通過會見，可幫助其依法正確表達，防止因表述不當導致的不利問題。

第三，穩固有利于當事人的證據基礎。在偵查初期即形成清晰、一致且有利的言詞證據，并與物證、書證等其他證據相互印證，可為后續的不起訴、定罪輕刑或程序性辯護打下堅實基礎。

多說一句，會見工作不同于誘導。律師在法律與職業道德框架內，通過幫助嫌疑人厘清事實、理解法律適用、闡明其行為性質及可能的法律后果，使其作出真實、合理且對自身有利的陳述，這是正當的辯護職責，而非違規“串供”或歪曲事實。

很多人只關注到案件結果，卻不知道案件辯護需要一個層層遞進的過程。

沒有高質量的會見就難以在案件后續處理中爭取到不錯的結果，這是相輔相成的。

在偵查階段，律師發表辯護意見，指出某些事實可能無罪，或強調某些情節足以減輕量刑，也許，在檢察院退回的補充偵查提綱里面就有辯護意見，可一定程度的引導偵查方向。

從性質上看，這類意見屬于提供案件線索的法律文書。通過持續與辦案機關溝通，避免他們僅聚焦于不利證據，也能推動有利于當事人的證據通過正規程序及時固定，從而更完整、客觀地呈現案件全貌，為后續審查起訴、審判奠定了更扎實的事實基礎。

所以，偵查階段的辯護遠不止于形式“陪伴”或“遞交申請”那么簡單，完全可以通過專業介入，在證據固定前影響案件走向，在源頭處構建辯護支點。

作者：律所主任，司法部死核援助律師，省市律協委員，辦有無罪免死不起訴緩刑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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