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則融合與多邊協同： “一帶一路”賦能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

歷經12年發展，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已從區域合作倡議演進為重塑全球發展格局的關鍵實踐。2025年，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深陷效率赤字、發展赤字與信任赤字的背景下，該倡議通過供給實體基礎設施、發展融資及數字公共產品，成為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改革完善的重要力量。共建“一帶一路”實踐既面臨“規則制衡”與“標準競爭”的現實挑戰，也蘊含在第三方市場實現“規則融合”與“功能合作”的巨大潛力。

圖/中經視覺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經濟治理實踐的新進展

其一，推進實體互聯互通建設，夯實全球發展物質基礎。共建“一帶一路”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核心抓手，構建起陸海空立體化聯通網絡，不僅高效服務雙邊貿易往來，更深度重塑區域及全球物流、能源與貿易格局，成為全球供應鏈的“加速器”與“穩定器”。“十四五”時期，“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基礎設施發展總指數已連續5年穩步攀升，交通、電力等關鍵領域建設持續提質增效，精準契合發展中國家的迫切發展需求。

陸路運輸領域，中歐班列運輸時效較傳統海運縮短近半，目前已覆蓋亞洲11個國家超100個城市、歐洲26個國家232個城市；截至2025年11月28日，累計開行突破12萬列，發送貨值超4900億美元。通關效率持續優化，新疆阿拉山口和霍爾果斯口岸的返程班列換裝平均僅需2小時，哈薩克斯坦西安碼頭通過信息化改造將換裝時間壓縮至3小時；中吉烏鐵路預計2026年二季度實現軌通，國際公路運輸（TIR）2026年上半年發車量將大幅增長，部分線路通關時間將縮短至30分鐘，為高附加值貨物運輸提供了靈活便捷的選擇。

海上通道方面，中國沿海樞紐港與共建地區港口形成高效戰略協同：青島港非洲航線箱量實現跨越式提升，上海洋山港承擔全國高附加值產品出口主力任務，“沿海捎帶”政策持續助推中轉箱量攀升，“中歐陸海快線”較傳統運輸路徑顯著縮短時效。智慧港口技術的廣泛應用，進一步帶動綜合物流效率大幅提升。

這種以實體設施為核心的實踐，有效彌補了傳統全球治理的短板，緩解了公共基礎設施供給不足的難題，為世界經濟復蘇筑牢了堅實支撐。中國與共建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能源、貿易等領域形成深度利益綁定，同時在技術標準、融資規則、數據治理等領域與歐盟等發達經濟體形成“規則制衡”，構建起依賴與制衡并存的動態格局，為共建“一帶一路”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了靈活調整的空間。

其二，創新多邊融資合作模式，拓寬全球發展資金渠道。共建“一帶一路”采用項目導向型融資模式，深度對接東道國發展戰略，區別于附加嚴苛政治經濟條件的傳統援助及短期資本流動，豐富了全球發展融資工具箱，為陷入“融資瓶頸”的中低收入國家提供了替代性融資選擇。2024年，中國對共建國家直接投資達509.9億美元，同比增長22.9%，占當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6.5%，規模與占比均創下倡議實施以來新高。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與絲路基金構成共建“一帶一路”多邊資金核心支柱：截至2025年12月，亞投行已批準360個項目，融資總額超690億美元；絲路基金成立11年來承諾投資金額超260億美元，投資近120個項目，項目覆蓋70多個國家和地區。兩者通過聯合融資與信用背書撬動海量市場資金，為共建項目提供穩定的長期資金支持。針對共建國家外匯短缺與匯率波動難題，2025年本幣結算試點已在六國落地實施，顯著降低了匯兌風險。同時，亞投行、絲路基金聯合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共建多邊開發融資合作中心，將項目收益債券、基礎設施領域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等工具納入儲備，計劃盤活青島港、比雷埃夫斯港等成熟資產，推動建設模式從“政府主導”向“政企協同”轉型。這一多元、市場化的融資路徑，不僅為發展中國家打開新的資金閘門，更倒逼傳統多邊機構優化條款設計，持續為全球發展融資體系改革注入動能。

其三，探索數字領域合作規則，助力全球數字治理升級。“數字絲綢之路”建設推動技術合作向全球數字治理層面升級，為跨境數據流動、數字貿易結算及數字信任體系等前沿議題提供創新解決方案，成為發展中國家協同參與新興領域全球規則構建的重要平臺。

《“絲路電商”合作發展報告2016—2023》顯示，截至2023年10月，中國已同30個國家簽署電子商務合作備忘錄并建立雙邊電子商務合作機制。制度創新層面，通過《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與《促進和規范數據跨境流動規定》構建分級分類框架，明確自由貿易試驗區可自行制定數據出境“負面清單”特別機制。

2024年7月，中國主提的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決議在第78屆聯合國大會以協商一致方式通過；在2016年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上，中國政府推動提出了《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助力發展中國家數字化；中國通過共建“一帶一路”綠色伙伴關系和亞投行綠色融資，支持全球綠色基建，攜手歐美尋求氣候與數字治理合作空間。

邁向深層改革：超越項目層面的系統性挑戰

首先，發展融資新范式遭遇西方敘事挑戰。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遭遇了以“債務陷阱論”與“新殖民主義”為代表的西方片面敘事的質疑與話語權爭奪。這些質疑的本質，是發展導向的融資合作模式與傳統援助理念之間的深層沖突。西方輿論通過話語霸權，將共建國家因經濟結構單一、財政管理能力薄弱及全球經濟波動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債務脆弱性，片面歸咎于中國貸款，同時選擇性忽視倡議帶來的基礎設施升級、產業能力提升等實質性發展紅利。

客觀數據為批駁上述錯誤觀點提供了堅實支撐。英國非政府組織“債務正義”2022年7月發出的報告顯示，非洲國家35%的外債源于西方私人貸款機構，其總額幾乎是中國對非貸款的三倍。早期中國的對非洲支持以無償援助和無息貸款為主，后者多已減免。中國積極響應非洲國家發展訴求，推進金融合作，并全面落實二十國集團緩債倡議，是二十國集團中落實緩債金額最大的國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發現，2000年至2019年，中國累計免除非洲34億美元債務，并進一步為其提供了150億美元的再融資，未發生扣押資產的情況。截至目前，在巴基斯坦，中國貸款僅占其外債總額的16.2%，遠低于其對多邊金融機構的負債。

由此可見，所謂“債務困境”是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全球經濟放緩與債務國自身經濟管理等多重因素疊加的復合結果。西方主導的片面敘事，旨在維護其全球治理傳統優勢，抵制發展中國家自主探索發展路徑，深刻揭示了全球發展話語權爭奪的復雜性與激烈性。

其次，多元治理體系下規則對接困境與制度摩擦。當前，經濟全球化在深入發展的同時，也面臨新的挑戰，呈現出逆全球化思潮抬頭、貿易規則碎片化等特點。美歐“小圈子”規則與發展中國家訴求脫節，使共建“一帶一路”在數據治理、綠色金融等領域與美歐標準正面碰撞，制度摩擦推高項目合規成本，合作難度明顯加大。

在數字治理領域，中美歐規則三足鼎立態勢加劇了全球市場分割。歐盟實施嚴格的風險導向監管，其《人工智能法案》已于2024年8月生效，為高風險人工智能系統設置了過渡期；美國采取“州先試、聯邦跟”的立法模式，強調市場主導與行業自律；中國則堅持發展與安全并重。規則分化直接導致商業成本上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公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到2022年，“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數字貿易限制指數普遍上升，其中俄羅斯指數增幅達0.167，企業需同時適應多重合規要求。與此同時，中國尚未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等關鍵數字協定，而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和歐盟以《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為基礎構建的聯盟，進一步抬高了規則壁壘，加大了協調與互認的難度。

在綠色治理領域，歐盟憑借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把碳價差規則外溢到全球供應鏈，與“一帶一路”合作共建、差異化減排的路徑正面相撞；中歐《共同分類目錄》雖已三版，仍缺強制互認和統一核查，企業背負雙重合規成本，制度摩擦成為高質量共建的現實門檻。

最后，與傳統體系面臨多邊協同瓶頸。共建“一帶一路”作為新興治理實踐，與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傳統多邊機構的協同合作面臨結構性瓶頸，現有全球治理體系存在的“治理赤字”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磨合難度。

在機構協同層面，傳統多邊機構長期形成的規則體系、評估標準與共建“一帶一路”的創新模式存在顯著差異。這些機構內部存在的代表性不足與效率困境，制約了雙方協同的深度與廣度。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研究顯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存在制度僵化、變革機制缺失等問題，新自由主義觀念式微，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逆全球化興起，使得既有多邊機制難以有效適應新興治理實踐。傳統多邊機構受西方影響較深，對共建“一帶一路”的認知偏差，進一步加劇了雙方在項目融資、標準互認等具體協同環節的挑戰。

在債務治理領域，傳統多邊機構將良性發展債務與消費性債務混為一談，擠壓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空間。共建“一帶一路”項目在推進過程中，需要與這些機構在債務協調、風險評估等方面開展合作，但由于雙方在治理理念、操作流程等方面的差異，協同效果未能充分發揮。如何在尊重彼此差異的基礎上，構建有效的多邊協同機制，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成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深化發展必須應對的重要課題。

在債務治理領域，IMF等國際金融機構面臨三重結構性困境：成員國利益沖突阻礙共識達成，信息傳遞滯后導致資源配置政治化以及治理工具簡單化削弱整體效能。

構建從實踐創新到制度供給的中國方案

一是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引領回應話語權爭奪。面對西方敘事下的話語權爭奪與“合法性赤字”質疑，中國堅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作為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的核心原則，以理念引領打破片面敘事，重塑全球治理話語體系，以“體系優化者”的定位推動現有治理體系向更加包容、公正的方向演進。

“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本質是尊重各國主權獨立與發展道路自主選擇權，堅決反對將自身意志強加于人的霸權行徑。在實踐層面，這一理念通過具體合作模式充分落地：中國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圓桌峰會聯合公報》中明確“自由包容性貿易”條款，與東道國平等協商項目規劃、建設標準與收益分配；融資合作中徹底摒棄傳統援助附加的嚴苛政治經濟條件，以本幣貸款、可持續債券、基礎設施領域REITs等靈活工具，貼合發展中國家實際需求提供融資支持。

作為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的“黃金法則”，“共商共建共享”已通過多層次、機制化渠道轉化為廣泛國際共識，并獲得國際社會權威認可。這一原則不僅被載入中國政府發布的相關白皮書、高峰論壇聯合公報，更成功融入聯合國等多邊機制的核心文件：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第73屆年會通過的“推進一體化無縫互聯互通，促進亞洲及太平洋可持續發展”決議，明確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推動區域聯通；第71屆聯合國大會關于“聯合國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決議也納入這一理念；2019年二十國集團達成《G20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原則》，強調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精神促進互聯互通與可持續發展。通過聯合國系統傳播、國際高峰論壇發聲、權威政策文件闡釋及學術交流互動等多重路徑，這一理念已獲得世界多數國家的廣泛認同與積極回應，既成為中國回應西方片面敘事的核心理念武器，更構成了中國在全球治理領域的重要理念貢獻。

二是以規則融合與機制創新減少制度摩擦。針對多元治理體系下的規則對接困境與“制度摩擦”，中國通過強化機制創新，推動規則融合與標準互認，為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掃清制度障礙。在規則構建中，堅持兼容并蓄、務實靈活的原則，既尊重國際通行規則，又充分考慮共建國家的發展階段與實際需求，探索形成具有包容性的共建“一帶一路”規則體系。

在區域合作層面，2025年5月完成談判的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首次把“數字基礎設施+規則標準”全鏈條寫入協定文本，為區域聯合融資與標準對接樹立了制度樣板。在綠色金融領域，中國與歐盟持續深化《共同分類目錄》的應用與推廣，推動雙方在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等領域的標準互認與項目合作，以規則融合破解制度摩擦，為全球規則體系的完善提供實踐樣本。

三是以多元合作與工具協同突破多邊協同瓶頸。為突破與傳統多邊體系的協同瓶頸，破解全球治理“赤字”，中國積極創新合作工具，構建多元協同合作網絡，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與傳統多邊機構形成互補共贏的合作格局。

在融資協同方面，亞投行與世界銀行等傳統多邊機構開展聯合融資，撬動海量市場資金，為共建項目提供穩定的長期資金支持。截至2025年1月，中國財政部與包括亞投行在內的多家多邊開發銀行成立的多邊開發融資合作中心（MCDF）已獲得來自中國、沙特、埃及、匈牙利、柬埔寨、老撾、菲律賓七國合計逾1.8億美元的捐資承諾，為撬動聯合融資提供“種子基金”。同時，推廣基礎設施領域REITs、擴大本幣結算范圍、發行綠色債券等創新工具，既拓寬了融資渠道，又降低了匯率風險與融資成本。數字人民幣跨境結算取得顯著進展，2025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宣布數字人民幣跨境結算系統已全面接入東盟十國及中東六國，為跨境貿易與投資提供了高效便捷的金融支持。在全球治理改革層面，中國以《投資便利化協定》文本談判為契機，聯合110多個成員推動投資審批程序簡化、政策透明度提升等便利化規則，為多邊貿易體制注入包容性增量；中方公開呼吁IMF在第17次份額總檢查中“切實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性”，推動份額公式改革。同時，中方與歐美日等積極探索第三方市場“聯合投標+混合技術標準”合作，嘗試建立多邊聯合融資機制，以多元協同突破規則壁壘，提升全球治理效率與公平性。

（外交學院國際經濟學院教授 張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