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村口數了三天，只等到七個活人：農村的衰敗可能遠超我們的預期

臘月二十七，我開車帶五歲的兒子回老家。

進村的公路是新修的柏油路，雙向四車道，寬敞得能起降小型飛機。路兩旁是政府統一安裝的太陽能路燈，筆直地站成兩排，像等待檢閱卻永遠等不來觀眾的士兵。兒子趴在車窗上，看了好一會兒，問：“爸爸，這就是你說的那個‘可熱鬧’的老家？”

我張了張嘴，沒說出話。

記憶像一部失幀的老電影，在我眼前飛快閃回——這條路從前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下雨天泥濘得能陷住牛車。路兩旁永遠擠著人：挑擔去集市的，扛鋤頭下地的，騎著二八大杠自行車鈴鐺按得山響的。孩子們的追逐打鬧聲，女人們隔著院墻拉家常的嬉笑聲，男人們粗聲大氣的招呼聲……空氣里永遠混雜著炊煙、牛糞和泥土被太陽曬過后特有的腥氣。

而現在，只有死寂。路太寬，顯得兩旁那些緊閉大門、貼著褪色春聯的院落格外矮小荒涼。

車停在家門口。母親早已等在院外，見到孫子，臉上的皺紋笑成了菊花。她身上那件暗紅色的棉襖，還是三年前我給她買的。

“回來就好，回來就好。”她重復著，手在圍裙上擦了又擦，才敢去摸孫子的頭。

院子里，父親正沉默地劈柴。見到我們，點點頭，算是打過招呼，繼續一下、一下地揮著斧頭。木頭碎裂的聲音，在過分安靜的村莊里傳出很遠，又很快被空曠吞噬。

放下行李，我帶著兒子在村里轉。我想讓他看看我童年時的“樂園”。

村東頭的老槐樹還在，樹下那個用磨盤做的棋盤也在。只是棋盤上積了厚厚一層灰，幾片枯葉粘在上面。我記得小時候，這里從早到晚都聚著人，下棋的，觀戰的，吵吵嚷嚷，為一步棋能爭得面紅耳赤。如今，磨盤邊緣長出了青苔。

村中的水井被封上了水泥蓋子，上面用紅漆寫著“安全飲水，禁止使用”。旁邊的轆轤還在，繩索卻早已腐爛。我小時候最怕但又最喜歡來這里，看大人們吃力地搖著轆轤，聽水桶碰撞井壁發出沉悶的回響。那是整個村子的血脈搏動。

我們的小學，就在村子最西頭。紅磚圍墻塌了一段，我牽著兒子走進去。操場上的雜草高過膝蓋，唯一的那副木頭籃球架，籃板裂開一個大洞，籃筐歪斜著垂下。我找到我當年一年級的教室，窗戶玻璃幾乎全碎了，黑板掉了一半，用粉筆寫的最后一課板書，被風雨侵蝕得模糊難辨，只能隱約看出是半句古詩：“……春風不度玉門關。”

兒子拉著我的手：“爸爸，這里沒有人上學嗎？”

“以前有。”我聲音發干，“很多。”

“他們去哪了？”

“去……有學校的地方了。”

傍晚，母親做了一桌菜。吃飯時，我問：“村里現在還剩多少人？”

父親扒拉一口飯，頭也沒抬：“過年能回來些，平時么，數得過來。”

“多少？”

父親停下筷子，想了想：“常住的，六十往上的，大概三十來個。五十多的，七八個。再年輕的，沒了。”他頓了頓，補充道，“你三叔公上周走了，沒挺過這個冬天。現在，又少一個。”

飯桌上沉默下來。只有兒子咀嚼的聲音。

夜里，我失眠了。凌晨四點，我披衣起床，走到村口。突發奇想，我想數一數，天亮前，這個村莊還有多少“活氣”。

五點十分，村南頭亮起第一盞燈。是村尾的孤寡老人福爺爺，他每天這個時候起床，給自己和已經去世三年的老伴的牌位做早飯。

五點四十，有手電光晃動。是養了十幾只羊的老趙頭，他得趕在露水干前把羊趕到坡上。

六點整，我的手機震動了一下，是縣城公交發車的提示音——雖然這里早已不通公交。

六點半，天蒙蒙亮。我終于看到了第一個“年輕人”——五十出頭的堂哥，他騎著電動三輪，車斗里裝著幾袋飼料。他在鎮上飼料廠打工，每天往返三十公里。

七點，母親起床做飯的動靜。

七點二十，村醫老陳騎著摩托車出診，后座綁著藥箱。他是村里唯一還能提供“服務”的人。

八點，太陽完全升起。我活動著凍僵的腳，在手機備忘錄里記下：三天觀察，日常活動的村民，七人。平均年齡，六十八歲。

這個生我養我、曾經有兩百多戶、上千口人的村莊，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變成一張褪色、脆化、即將被風吹走的舊照片。

第二天，我去看我們家的地。五畝水田，已經租出去三畝半。承租的是個外地來的種植大戶，開著大型農機，種的都是經濟作物。剩下的一畝半，父親還固執地種著水稻。“不種點口糧，心里不踏實。”他說。

田埂上荒草蔓延，很多地塊顯然已經棄耕，長滿了蘆葦和不知名的灌木。一只野兔從我面前竄過，消失在更深的荒草里。父親指著遠處一片地說：“那是你六爺爺家的，他去年進城帶孫子了，地沒人種，也不要租金，說誰愛種誰種。可誰要呢？種地不掙錢，還累。”

下午，我去鎮上辦事。路過那家曾經需要排隊才能買到的“老劉包子鋪”，門可羅雀。劉叔坐在店里刷短視頻，見到我，勉強笑了笑：“喲，大學生回來了？吃包子不？給你熱熱。”

我買了幾個，味道沒變，但面皮似乎沒那么喧軟了。“生意……還行？”我問。

“糊口唄。”他嘆氣，“人都走了，賣給誰？年輕人吃漢堡奶茶，老人吃不了幾個。我也快干不動了，兒子在城里叫了好幾次，讓去幫忙帶孫子。”

鎮上唯一還有點人氣的是婚介所。玻璃門上貼滿了征婚信息，清一色是男性，年齡從二十五到五十五不等。彩禮數額明碼標價：十八萬八起，上不封頂。

老板娘認識我母親，拉著我悄聲說：“你家有親戚要介紹不？現在手里女孩資源少，得排隊。介紹費這個數。”她伸出三根手指。三千。

我搖搖頭。想起鄰居家那個三十五歲、被騙光積蓄的兒子，如今在縣城送外賣，過年都沒回來。他家院子，荒草已經高過了門楣。

回村路上，我看到村委會外墻刷著嶄新的大字標語：“鄉村振興，留住鄉愁。”“打造生態宜居美麗鄉村。”紅底白字，在冬日慘淡的陽光下，鮮艷得有些刺眼。

村委會旁邊，是去年建好的“村民文化活動中心”，二層小樓，門窗緊閉，門口的宣傳欄玻璃碎了，里面的活動照片被雨水泡得面目模糊。

除夕夜，零零星星的鞭炮聲顯得有氣無力。我們一家四口圍坐著看春晚，屏幕里熱鬧非凡，屏幕外寂靜如墳。

母親突然說：“等我們老了，干不動了，大概也得去城里找你們。”

父親悶頭抽煙，沒接話。

兒子看著電視里的歌舞，突然說：“爺爺，我們老師說了，農村是國家的根，要保護。”

父親摸了摸孫子的頭，笑了，笑容里有說不出的苦澀：“根要是爛了，還能活嗎？”

窗外，最后一盞燈也熄滅了。整個村莊沉入黑暗，只有遠處高速公路上流動的車燈，像一條無聲的、金色的河，載著人們和他們的希望、掙扎、夢想，流向看不見的遠方。

這個夜晚，我做了個夢。夢見我還是個孩子，在擠滿人的村道上奔跑，兩旁是此起彼伏的呼喚聲：“回家吃飯啦——”炊煙裊裊，飯菜的香氣真實可聞。我跑啊跑，卻怎么也找不到自家的門。回頭一看，來路已被荒草吞沒，前方的人影一個個消散在霧里。

醒來時，天還沒亮。我走到院子里，聽見父親在屋里對母親低聲說：“……后山的墳地，我又買了兩個位置。一個我的，一個你的。離老家近點，孩子們將來上墳……方便。”

我站在初一的寒風里，看著這個我無比熟悉又無比陌生的村莊。它的衰敗，不是轟然倒塌，而是像深秋的樹葉，一片一片，悄無聲息地凋零。等人們驚覺時，樹上早已光禿禿的，只剩下僵硬的枝干，指向灰白色的天空。

而我們，這些從它枝頭飄向遠方的葉子，終將發現，無處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