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3.84萬億到7萬億，體育產業新機遇在哪？

王裕雄表示：“體育產業有自己的獨特規律，現階段中國體育市場也有自己的特殊性，這就要求很多體育產業業態，如果要盈利就一定要創新商業模式。這種創新往往表現為兩種模式，其一是把外部性內部化，通過融合性消費場景的打造。第二，培育新的價值，這個價值往往就是就是無形資產。”

2025年9月發布的“31號文”，《關于釋放體育消費潛力進一步推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了中國體育產業總規模7萬億的新目標，2025年12月末，官方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體育產業總產出為3.84萬億元。過去的增長帶給我們最大的成功經驗就是尊重和順應產業規律，辦正確的事、走正確的路，這也是我們未來繼續推動體育產業增長應該繼續堅持的原則。

2026年1月6日，第十二屆體育大生意年度大會在北京舉行。體育經濟學家、中央財經大學體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裕雄進行了《體育產業的新階段、新動能、新機遇》主旨演講。

他表示：“體育產業有自己的獨特規律，現階段中國體育市場也有自己的特殊性，這就要求很多體育產業業態，如果要盈利就一定要創新商業模式。這種創新往往表現為兩種模式，其一是把外部性內部化，通過融合性消費場景的打造。第二，培育新的價值，這個價值往往就是就是無形資產。”

體育經濟學家、中央財經大學體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王裕雄

體育產業

“弱經濟性、強外部性”

王裕雄開門見山的闡述了自己的學術背景與研究取向，他自陳屬于熊彼特學派，這一學派的核心觀點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來源于企業家精神，尤其是其冒險與創新精神。因此，他十分樂于與企業家們探討體育產業與經濟的前沿議題。

在探討體育產業的未來機遇與動力之前，王裕雄回顧了過去的發展路徑。他首先提到——“體育產業如何穿越周期”，他認為與房地產業等歷經完整周期的產業不同，體育產業在中國尚處于發展初期和快速增長階段，盡管中間經歷了疫情等沖擊，但總體并未經歷典型的、完整的產業周期波動。

通過對私募市場融資數據的監測，王裕雄展示了中國體育產業自2014年后的資本軌跡。數據顯示，2015年體育產業融資額開始顯著增長，并在2016年達到高峰，隨后很快便進入下行通道。他指出，體育產業的資本周期固然受到整個國民經濟和資本市場大周期的影響，但其上行期相比文化產業等其他領域更為短暫。與資本市場這種快速的“沖高回落”現象相對應，很多從事體育產業的從業者開始碰到困難，以至于在2017年左右開始出現“體育產業不是產業”、“靠情懷支撐”的聲音。但作為經濟學研究者，王裕雄并不認同這些悲觀論調。他認為，問題的核心在于在當時那個階段，很多從業者還沒完全掌握體育產業的規律，很多人“沒有找到商業模式”。

王裕雄認為，經過將近10年的發展，通過干中學甚至是試錯，一大批深諳體育產業規律的體育企業家已經成長起來，這是截至目前我國體育產業發展最大的成就，這一成就甚至比產業總規模和增加值的增長上的成就更為寶貴。

那么，為何在中國尋找體育產業的商業模式如此困難？通過研究，王裕雄團隊得出了兩個關鍵結論。第一是體育產業自身獨特的經濟特征，他們將其概括為“弱經濟性、強外部性”。具體而言，許多體育業態在坪效、時效、人效等經濟指標上表現較弱；同時，它們又具有顯著的正外部性，即其產生的效益（如帶動周邊消費和相關產業、提升區域活力、促進健康等）大量外溢到其他社會領域，而自身難以完全獲得這些收益，這種特性在全球體育產業中普遍存在。

第二個因素則是由我國特定的發展階段決定的，即居民體育消費水平和強度“偏低”。對于面向消費者的線下體育企業而言，這意味著市場滲透率低、客單價低，在歐美市場能活下來的簡單的面向消費者的商業模式在中國市場往往難以實現盈利。

中國體育市場想實現盈利

關鍵在“創新”

正是上述雙重約束，使得照搬其他產業或海外成熟市場的商業模式在中國常常遭遇水土不服。王裕雄指出，因此，在中國體育市場要想實現盈利，關鍵在于“創新”——必須通過創新來打破這兩種約束，構建出獨特的、可行的商業模式。

現實中觀察到的各種實踐，無論是“體育+”的融合創新，還是對無形資產的深度挖掘，本質上都在做兩件事：一是將外部性內部化，例如通過融合場景的設計，將體育帶來的周邊效益轉化為自身收益的一部分；二是創造和培育新的價值源泉，即無形資產。

他舉例說明，在分析青少年體育培訓企業時，他們簡單地以商業模式是追求“低忠誠度”還是“高忠誠度”來劃分，后者尤其依賴于品牌等無形資產的構建。場館運營亦然，可劃分為依賴坪效的模型和依賴無形資產（如冠名權、包廂長期租賃）的模型。所有這些創新努力，都是為了在弱經濟性和低消費水平的夾縫中，開辟出可持續的盈利路徑。

王裕雄認為，這些努力總體上是成功的，他用一個對比數據來佐證其判斷，在歐盟，體育產業（特別是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較低，這符合其作為“生活型服務業”的特征，也與經濟學中的“鮑莫爾病”現象一致——即在一個經濟體快速發展過程中，生活型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提升往往滯后于工業。然而，中國的體育服務業卻呈現出“非常高”的勞動生產率。

王裕雄指出，歐盟的低勞動生產率模式才是“正常”的，而中國的高效率恰恰是特殊創新下的結果。這意味著，歐洲相對簡單的商業模式直接移植到中國是無法存活的。他認為中國體育產業在低消費水平市場環境中找到了自己的商業模式，是一項“很偉大的創新”。

體育產業

新階段、新機遇、新動能

接下來，王裕雄將視角轉向未來，闡述他所理解的“新階段、新機遇、新動能”。關于“新階段”，隨著“十五五”規劃的到來，中國經濟結構正在并將持續進行深刻而迫切的調整。政策層面已明確提出促進服務消費，這背后是產業結構的快速演變。他展望十年后的社會生活場景，由于工業自動化和機器人的廣泛使用，制造業就業人數將大幅減少，留在制造業部門的人員工資會因資本密集度高、邊際貢獻大而處在較高水平，他們會具有更強的消費能力。

與此同時，隨著人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對生活型服務業的需求將急劇增長，會有大量的人員在服務業中就業，這就需要包括體育服務業在內的生活性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此外，“投資于人”成為國家戰略，而人力資本的核心要素——身心健康，離不開體育的重要作用。他認為，這樣一個由經濟結構轉型、收入提升和人力資本投資共同驅動的新階段已經拉開序幕。

關于“新機遇”，王裕雄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第一個機遇直接來源于居民體育參與和消費水平的預期增長。這將從根本上改善體育市場的基本面，讓體育生意“越來越好做”。第二個機遇則來自體育產業內部結構的優化與均衡發展。

他指出，過去十年中國體育產業增長雖快，但結構不平衡，參與性業態（如體育健身休閑活動）占比從2015年的2.4%快速上升至2024年的9.1%，發展迅猛；而競賽表演活動占比僅從1%緩慢增長至2.1%，發展相對滯后；體育制造業的轉型速度也慢于整體制造業。當前各界日益重視“賽事經濟”，正是因應了體育產業均衡發展的需要。這種結構調整的過程本身，就蘊含著大量的市場機會。中國體育產業正在從過去的單輪驅動，轉向參與消費、競賽表演和制造升級等多輪驅動的新格局。

“新動能”，王裕雄認為最大的動力仍然是“創新”，即延續過去十年打破約束的供給側創新之路，同時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也會出現新的趨勢。這種創新將更多地體現在新產品、新場景上，尤其是線下融合、線上線下融合以及虛擬與現實融合等場景創新。

他以線下融合創新為例，詳細闡述了三種創新機制，一是“市場中（組織外部）的融合創新”，即通過舉辦賽事等活動，在市場機制自發作用下，帶動周邊其他商業主體共同形成融合生態，如一個賽事帶動當地餐飲、住宿消費；二是“契約機制下的融合創新”，即體育主辦方為了將外部收益內部化，主動與酒店、餐飲等企業簽訂合作協議，通過契約明確利益分享；三是“組織內部的融合創新”，即企業自身提供的便是融合性產品，例如地中海俱樂部這類度假村，其核心產品已不是單純的住宿，而是包含了運動指導、社交活動等在內的綜合性體驗套餐。

展望未來趨勢，王裕雄特別指出了兩點。其一，“市場中的創新”其時空范圍會不斷擴大。其二，“組織內部的融合”將成為一個重要趨勢，未來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市場主體，其核心產品本身就是體育與其他業態（如旅游、文化、健康、教育）深度融合的產物。因此，盡管創新的本質仍是融合與價值創造，但其實現的機制和規模將呈現出新的、更深入的特征，這為從業者指明了繼續努力的方向。

注：本文所用封面圖來自體育大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