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浩武：軸心文明國家為何會遭遇現代化轉型困境？

編者按：距1840年已過去186年。今天，正是中國穿越“歷史三峽”最關鍵的時期，“現代化”之路卻面臨危機：種種反理性、反啟蒙的前現代規則、習俗與價值觀，不僅沒有伴隨著互聯網革命發生質變，相反，各種解構現代化的反智、反市場、反全球化的言行甚囂塵上。

市場經濟、有限政府、個人自由、尊重領土完整等普遍價值，曾是現代國家共同捍衛的秩序，如今卻在全球范圍內遭腐蝕與清算，甚至在西方也岌岌可危。

陳浩武老師認為，當前中國面對的現代性危機，根源在于軸心文明的現代性轉型之困。

軸心文明國家為何

會遭遇現代化轉型困境？

所謂的軸心文明包括古猶太文明、古希臘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國文明。

它們都有一個非常令人困惑的現象，即它們不是，或者說大多不是現代轉型最成功的國家。

這似乎暗含著一個前提——軸心文明國家的現代轉型往往是比較困難的。那些有著燦爛文明的軸心國家，很少能夠順利完成現代轉型，很少能夠成為現代化的強國。

▲古希臘雅典衛城

為什么軸心文明國家的現代轉型會很困難呢？

我們過去的研究往往只是強調推動傳統社會轉型的外部力量。比如，它們會遇到來自西方的堅船利炮的巨大壓力，這個國家要求生存就必須學習西方的科技，必須引進相應的政治制度。

這個觀點固然不錯。但是如果我們用現代性的觀點來觀察，就會發現，其實一個國家實現現代轉型的重要前提是確立學習現代制度的正當性問題——軸心文明國家在現代轉型時，必須在觀念上明確學習的目標是正當的。

也就是說，傳統社會實現現代轉型，其自身由傳統文化所塑造的價值觀念首先要實現現代轉型。如果這種由傳統文化所塑造的價值觀念沒有實現轉型，那么在學習外部目標的時候，就很難確定這個學習的目標是正當的、正確的，是必須學習的。

從根本上來說，這個所謂的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就是要化解現代價值體系和原有軸心文明的傳統文化兩者之間的沖突，在學習現代制度的過程中尋找到正當性。為什么要這么做？道理很簡單，因為人是不會學習道德上錯誤的東西的。

那么為什么這個制度是正當的？

從歷史的觀念來看，在那些現代性起源的國家，現代制度的正當性的根據，就是工具理性和個人權利。這里確定了兩個標準：一個是終極關懷和工具理性的分離，一個是個體價值成為衡量社會正義的標準。

這些現代價值觀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源于古希臘的理性主義和基督教文化的結合，經過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歷史演化才得以實現，因此它們并非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然產物。

▲《耶穌受難記》

也就是說，當我們看到西方的市場經濟發達，看到工業革命的時候，還要看到其背后有一個漫長的文化和文明歷史演進過程。價值觀的形成是這個漫長歷史演進的結果。

顯然，這些軸心文明傳統國家在學習先進制度時并沒有經過上述歷史演進過程。如果它們想順利地引進西方的現代事物，則很容易在價值觀方面與西方產生摩擦。這些軸心文明國家在確立現代制度的同時，必須證明其是正當的，而這一點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我們不妨以中國為例。

當修建鐵路被視為背棄孝道——

近代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困境

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中國不僅是一個地理的概念，還是一個文化概念。因為中國在軸心時代有令人驕傲的儒家文明，所以中國人一直有一種強大的優越感。

這種文化優越感的外在表現就是強調“夷夏之分”：以“夷”指稱中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因為它們是落后的；“夏”則指華夏，華夏文明是世界的中心，華夏文明是最先進、最發達的，是最值得驕傲的一個文明體系。“四夷”必須緊緊圍繞在華夏文明周圍，學習借鑒華夏文化，中國古人所謂的“遠方歸附，四夷則效”，就是這個意思。

不同的軸心文明對自身正當性有著不同的最終解釋標準。這些正當性的標準不同于西方傳統的道德價值，它規定了這些社會生活中的人的認同或不同于西方的正當性的模式。

因此，要引進工具理性和個人權利，就必須解決軸心文明國家和西方文明之間道德與信仰的關系問題，要化解這種沖突。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貿然引進西方現代政治經濟制度，不僅不能生根，反而有可能導致原有社會觀念秩序的崩潰。

那么，為什么工具理性和終極關懷必須分離呢？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舉個例子來說，西方工業革命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修建鐵路，這既是工業革命的成果，又是推動工業革命不斷前進的動力，因為鐵路既可以把大量的貨物通過高速和廉價的方式運往遠方，鐵路巨大的盈利能力又能使投資鐵路的資本獲得巨大的收益。

但是，當我們把修建鐵路這件事移植到中國時，就和中國的傳統文化產生了沖突。在清廷搞洋務運動的時候，是否修建鐵路的問題在中國竟是一波三折。為什么？

因為在當時的保守派看來，火車在地面行駛會發出巨大的聲音，汽笛也會發出巨大的鳴叫，這些會使埋在地下的祖宗的靈魂受到驚擾。中國傳統文化特別講孝道，對祖宗的崇敬構成中國人終極關懷的核心價值。

如果引進鐵路，火車終日隆隆作響、大聲怪叫，讓在地下的祖宗的靈魂受到驚擾，就是不孝的表現。基于這一點，有一大批人堅決反對修建鐵路。

這就是一個典型的終極關懷和工具理性相沖突的例子。從工具理性的角度看，修建鐵路非常好，因為它有利于經濟發展，有利于交通發展。

但是，從終極關懷的角度講，鐵路一定不能修，因為不能為了區區小利而成為不肖子孫，不能因為追求鐵路之利，而忘了孝敬祖宗之義。在這種觀念的驅使之下，在初始階段，當然是終極關懷打敗了工具理性。

▲1881年中國第一條自建鐵路

這個例子在今天看來就是一個笑話，但是在那個年代，這種思想沖突實實在在地阻礙了中國鐵路修建的進程。究竟該不該修鐵路這個問題在清廷就討論了18年之久！

在那個年代，中國面臨西方殖民大潮的沖擊，中國和日本之間，中國和世界之間，時間競賽可謂爭分奪秒，但是中國卻花了18年的時間來討論該不該修鐵路的問題。

后來鐵路是修了，但是事情卻更加荒唐。在天津大沽口已經修好鐵路，但因為有人反對，所以不能用火車頭來拉煤——從上到下，都有人在阻止火車機車通行，最后只好用騾子拖著煤車在鐵軌上行走。

一直到李鴻章邀請慶親王到天津大沽口參觀軍艦時，李鴻章抱怨軍艦的煤不夠燒，慶親王問為什么，李鴻章告訴他是因為不準用火車拉煤，這件事情才算最終得到解決。

通過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在軸心文明國家，當終極關懷和工具理性發生沖突的時候，工具理性往往要讓路。而工具理性的讓路，又非常不利于國家實現現代轉型，不利于科學和生產力的發展。

當仰望星空成為褻瀆亡靈——

伊斯蘭世界的轉型困境

我們還可以舉一個伊斯蘭世界的例子。在中亞城市撒馬爾罕，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天文臺，叫“兀魯伯天文臺”。

兀魯伯是帖木兒的孫子，帝國蘇丹沙哈魯的兒子。當帖木兒在帕米爾高原附近作戰時，收到了長孫出生的消息，非常興奮，給他取名兀魯伯。在突厥語中，兀魯伯是“高貴的王子”的意思。

兀魯伯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精通突厥語、波斯語和阿拉伯語，諳熟《古蘭經》教義，還酷愛天文學。他成為撒馬爾罕的統治者后，于1428—1429年在撒馬爾罕投巨資建造天文臺，裝置巨型象限儀，召集天下知名的天文學家聚集撒馬爾罕。

天文學家們在這個天文臺上通過多年的努力觀察到1000多顆恒星的方位，于1447年編制成《兀魯伯星表》，在全世界通行。在16世紀之前，這個星表一直是世界上最準確的星表之一。1830年，德國天文學家以兀魯伯的名字命名了月球上的一座環形山，以紀念他在天文學領域的貢獻。

▲兀魯伯（左三）

但是，在伊斯蘭世界，很多人認為，兀魯伯通過巨型象限儀來觀察星空是一種大逆不道的行為。因為在伊斯蘭教義中，天上的星星都是逝去的亡靈的靈魂，這些亡靈不能被觀察、被研究，這種觀察是在褻瀆這些亡靈。

這種觀念和中國人對鐵路的觀念幾乎如出一轍。作為撒馬爾罕的統治者，兀魯伯的行為受到保守的穆斯林祭司集團的堅決反對。最后，在這些宗教祭司的煽動下，兀魯伯被自己的兒子刺殺身亡。

這個例子說明，在伊斯蘭世界也同樣有終極關懷和工具理性的沖突。伊斯蘭世界通過百年翻譯運動，在9世紀到11世紀曾經占據人類文明的高峰，后來卻一蹶不振，由此可見一斑。

當傳統可被替代——

日本的現代化轉型優勢

再來看另一個標本，我們的鄰國日本。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而逐步邁向現代化，使西方社會學家感到非常意外的是，日本只用了30年時間就完成了現代轉型，成為19世紀末的世界強國。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與中國打了一場甲午戰爭，他們稱之為“日清戰爭”；后來又與俄羅斯打了一場日俄戰爭，他們稱之為“日露戰爭”。這兩場戰爭，日本都獲得了勝利。

▲《甲午風云》

這兩場戰爭的勝利對日本影響非常大，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日本人的認知。第一場戰爭的勝利意味著小國打敗大國，第二場戰爭的勝利意味著黃種人打敗白種人。

有人說日本迅速實現了現代轉型是因為它本身就存在二元社會結構。而二元社會結構，和西方非常相似。

所謂二元社會結構是指，在日本，作為國家象征的天皇和握有實權的幕府既是一個雙重的政治結構，也是一個雙重的文化結構。因為天皇背后的文化是神道教，而幕府的政治合法性來自中國的儒學和后來的宋明程朱理學。

因此有人認為，日本的二元社會結構就像歐洲中世紀的教權和皇權之間的張力，正是這種二元結構的存在，使得日本的社會轉型比較容易。

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我認為這還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是一個非軸心文明國家，非軸心文明國家在現代轉型中放棄傳統文化觀念比軸心文明國家要容易得多。

日本在社會轉型中如果放棄從中國學到的儒家文明，比中國自身作為一個軸心文明國家放棄自己傳統的儒家文明要簡單得多、容易得多。因為日本放棄儒家文明不等于放棄了自身的文化認同，而中國放棄傳統的儒家文明就等于放棄了自身的文化認同。

因此，日本在面臨西方文明大潮沖擊時輕松放棄了儒家文化。日本所謂的“脫亞入歐”，就是在放棄來自中國的傳統文化后，馬上在接受來自歐洲的文化中找到自我認同。

在“脫亞”中放棄自我，在“入歐”中馬上重新找到自我。這樣一來，終極關懷和工具理性的沖突就不存在，福澤諭吉提出的“脫亞入歐”的意義，就消除了日本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和西方意識形態之間的障礙。

現代化轉型艱難的真相：

終極關懷和工具理性分離的艱難

那么，中國人為什么不容易放棄儒家文化呢？答案非常簡單，因為中國是軸心文明國家。對中國來說，儒家文化不是借來的，不是舶來品，而是在中國文化本土生長起來的，儒家文化代表著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中國人如果放棄了儒家文化，就等于放棄了自己的身份認同，中國人就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但是日本人不存在這個問題。“脫亞”使他們放棄從中國接受的儒家文化，“入歐”又使他們重新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這樣，他們在學習西方的時候就能夠找到這種學習的正當性，而沒有來自任何終極關懷的障礙。

軸心文明國家現代轉型的困境，核心問題就在于軸心文明國家有著悠久的文明傳統，從歷史上看，這是值得驕傲的，但是當面臨現代轉型的時候，它又成為一種沉重的文化包袱。

這種文化包袱導致了精神信仰和理性精神的沖突，導致了終極關懷和工具理性分離的艱難，導致終極關懷成為接受工具理性的阻力。這是我們不得不認真面對并深刻思考的問題。

本文節選自陳浩武老師《從長安到羅馬》一書。本書從軸心文明開始探討，鳥瞰3000年人類文明，各個文明之間有沒有共性？文明有延續、有消亡，是否意味著文明也有高下和優劣？現代文明最寶貴的是什么，又面臨著怎樣的危機？探討在大時代下，中國如何認識世界文明，怎樣融入世界文明。

這不是一本簡單的歷史讀物，也不是學院派的理論匯編，而是一部建立在幾十年全球行走、比較與思考基礎上的親歷式文明筆記。從長安到羅馬，作者以文明交流的主軸，系統梳理宗教、商業、制度與文化如何在互動中塑造人類社會的走向：

?四大階段清晰梳理：軸心文明——希臘羅馬文明——中世紀文明——現代文明，脈絡清晰。

?三條主線貫穿始終：思想演進、戰爭沖突、文明交流，輕松理解人類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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