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死一家三口，當庭未道歉，若犯罪沒悔意，則自首無意義

只因駕車途中，與女友為一個荒誕的話題爭執不休——“鸚鵡學舌的歷史始于哪一年”，兩人各執一詞、互不相讓：一方堅稱早在五六千年前鸚鵡就已會學舌，另一方則反駁說年代絕沒有那么久遠。爭執過后，20歲的小伙子余怒未消、悶氣難平，最終情緒徹底失控。他猛地一腳踩下油門，在高峰期限速40公里/小時的主干道上，將車速飆升至近130公里/小時。一場無法挽回的悲劇就此降臨：一對年輕夫妻帶著未滿周歲的嬰兒，一家三口慘遭橫禍，不幸殞命。

判決結果令人震驚不已——這起2024年發生在景德鎮、轟動全國的惡性案件，于9日迎來一審判決，被告人被判處死緩。更讓人憤慨的是，法庭之上，被告人自始至終未對受害者家屬說過一句道歉。反倒其父親，突然沖向公訴席意圖沖撞，被法警當場制服。即便如此，被告人仍對判決結果不服。

受害者家中本是兩代單傳，遭遇這樣一場飛來橫禍，相當于徹底斷了香火、成了絕戶。被告人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理由是“屬于間接故意犯罪”，且具有自首情節。

不可否認，被告人并非蓄意針對這一家三口，而是將怒火發泄在道路上的所有人身上。從法理上講，他沒有明確的殺人目標，不屬于直接故意殺人，但他必然清楚，在車流密集的主干道上高速狂飆，只要有行人或車輛出現，就一定會造成人員傷亡。他的行為，在法律層面被界定為“間接故意”，但在本質上，與“直接故意”致人死亡并無太大區別。這就好比，有明確目標的蓄意殺人，與無差別隨機撞人的惡性行為，兩者看似有區別，可在我看來，后者的性質更為惡劣——因為逝去的，全是毫無防備的無辜者。

景德鎮這起案件的受害者，兩代人已然離世，只留下一對孤苦無依的老人，在無盡的悲痛中煎熬余生。兩位老人下定決心提起抗訴，將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爭取讓被告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而非死緩——他們無法接受，奪走自己兩代親人生命的惡魔，還能保住一條性命。

老人認為，被告人所謂的“自動投案”，實際上只是與民警發生爭執，并且在車輛行駛速度等關鍵案件細節上刻意撒謊，他們根本不認可這一“自首情節”。

抗訴，是法律賦予受害者家屬的正當權利。我個人全力支持他們，希望他們能通過法律途徑，為慘死在車輪下的兩代親人討回公道、告慰亡靈，也能給飽受創傷的自己一個心理慰藉。

誠然，從法理角度而言，被告人或許確實具備一定的自首情節，判決之前，他也表現出了些許恐懼。但這份恐懼，說到底，不過是害怕自己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罷了。在他眼中，自己的生命無比珍貴，而那些死在他車輪下的無辜者，不過是一場意外、一場災禍，頂多算是一起人為事故，根本不值一提。

也正因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何他的父親會在法庭上，表現得比受害者家屬還要激動，甚至沖動到沖撞公訴席、被法警當場制服。在他看來，一審判決已經過重，本該愧疚的是受害者家屬。這就是人性的冷漠與扭曲，也是這場司法審判中，最令人深思的一幕——法在裁判，人在圍觀，而這樣的判決，難免會讓人產生“自作孽，仍可活”的誤解。畢竟，每一個司法判例，都是一堂生動的法治課，肩負著引導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使命。

在這起案件中，無論是受害者家屬，還是廣大公眾，都沒有從被告人身上看到絲毫悔意，所能感受到的，只有他對死刑判決的恐懼。相關報道中描述，當一審宣判被告人死緩時，“廖某聽到宣判，表情比較平靜”。

他當然會表現得平靜——總不能將內心的狂喜毫無掩飾地流露出來。一個明知高速狂飆會撞死人，卻依然執意為之，一口氣奪走三條無辜生命，最終卻免于死刑的人，在聽到“死緩”二字時，內心的僥幸與喜悅，可想而知。但公眾從這份判決中，讀到的卻是生命的輕重失衡：有的生命輕如鴻毛，有的生命卻如這位20歲被告人一般，重到可以肆意踐踏他人生命，還能得到法律的“遷就”。這，就是這起判例給所有人上的一堂法治課，一堂充滿爭議的法治課。

或許，這起案件的判決，有著充分的法律依據，判決過程也足夠謹慎、嚴謹，但它與受害者家屬的期待，存在巨大落差，也與公眾的樸素認知，產生了明顯偏差。在公眾看來，第一，被告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致人死亡，卻依然故意為之，正如“殺人償命”的樸素正義觀，更何況，他奪走的是一家三口的無辜性命；第二，若被告人毫無悔意、認罪態度極差，甚至不愿說一句道歉，那么所謂的“自首情節”，便失去了應有的意義。

被告人在法庭上拒不道歉，是對受害者及其家屬最大的藐視與不敬，更是對法律尊嚴和人性底線的極度漠視。他的表情看似平靜，但其行為對法律公正和社會良知的沖擊力，卻無比巨大。

他的父親，行為則更為過分。當庭表現出比受害者家屬還要激動的情緒，本質上是對無辜逝去的生命、對司法公正的極度不尊重。僅憑這一點，就足以讓受害者家屬和公眾無法理解、更無法原諒。

希望司法機關能夠結合被告人當庭的惡劣表現，重新審視“自首”的真正內涵，重新界定自首情節的認定標準。

衡量一個司法判例的正義性，不僅要看它是否符合法律條文的規定，更要看它是否契合人心所向。這并非意味著司法審判要被輿情左右，而是說，司法判決既要追求良好的法律效果，也要兼顧積極的社會效果。司法公信力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公眾的認可度，取決于法理與情理在公眾心中形成的最大公約數。但就這起判例而言，在情理層面，始終讓人覺得有所欠缺。希望司法機關既能堅守法律的底線與原則，也能兼顧公眾樸素的正義觀，兼顧人們對生命尊嚴和法律公正的基本認知。以上僅為個人觀察，僅供大家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