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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湖南多地監獄在公務員招錄公告中,監獄民警崗位清一色標著“僅限藝術大類”,播音主持、舞蹈、聲樂、美術設計等專業紛紛上榜,而法學、獄政管理這些看上去更對口的專業,反倒被攔在了門外。
這場面荒誕得讓網友直呼,咱們這是要管犯人,還是準備在高墻里搞個“文藝演出隊”?讓藝術生來當獄警,怎么看都透著一股行為藝術的味兒。
一、
面對外界質疑,招聘人員輕描淡寫地解釋:“主要還是管犯人,藝術專業是為了適應多元化需求。”可這話不僅沒打消大家的疑問,反而引來更多爭論。
就算不是內行也明白,監獄民警的核心畢竟是“民警”,不是“美育教師”。監獄不是藝術學院的排練廳,這里法律是底線,秩序是關鍵。一個合格的獄警,得有扎實的法律功底、敏銳的觀察力、過硬的應急處置能力,更得在緊急關頭有果斷制伏危險的本事,這終究是一份在刀鋒上行走的工作。
總不能指望民警對著鬧事的犯人念一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對方就乖乖接上“小弦切切如私語”吧?也不可能讓學油畫的新警,握著畫筆去調解沖突、拿調色盤維持秩序。
藝術能起什么作用?或許可以組織文藝演出調節氛圍,或者教犯人畫畫靜心。但這些終究是“輔助手段”,是錦上添花,絕不是監管改造的“核心需求”。
一個主修芭蕾的畢業生,哪怕體能測試過了關,真遇上頑固犯人抵賴、危險分子挑釁,四年的舞蹈訓練能給他多少應對的底氣?難道要靠旋轉、跳躍的爆發力來制服對方?
好笑的是,這種“主業靠邊站、副業挑大梁”的招人思路,如今卻成了不少單位招聘亂象的通用借口。
其實,監獄系統開展藝術矯治早有成熟先例。上海監獄請非遺傳承人進監教紫砂壺制作,云南第一女子監獄邀請刺繡師傅傳授技藝,都是“外聘專業人做專業事”,既不占民警編制,也不影響日常監管。
可湖南這回的做法,是讓藝術生既扛管教任務,又負責藝術輔導,最后很可能兩頭不討好:既壓不住監區里的緊張氣氛,也搞不出真正有深度的藝術矯治。
二、
藝術生跨界當獄警,崗位被他們占了,那些真正對口的專業人才反而被擋在門外。這種“為藝術設崗”的操作,簡直是把科班出身的剛需人才直接拒之門外。
監獄系統真正缺的是什么?是學過獄政管理、法學、刑事偵查、犯罪心理的專業人才。這些學生埋頭苦讀好幾年,啃《監獄法》、分析罪犯心理、練習思想教育方法、掌握矯治技巧,從進校門就沖著“改造人、管好監”去學,和崗位需求本是嚴絲合縫。
可現在,監獄學專業的畢業生拿著簡歷,看到“僅限藝術大類”的要求,恐怕只能苦笑,懷疑自己是不是讀了個“假專業”。
這就好比一家急需外科醫生救命的醫院,最后招進來的卻是拉小提琴的,理由是“病人術后需要音樂舒緩情緒”。
如果監獄確實需要藝術矯治,完全可以通過購買服務,請專業的藝術老師定期上課。老師只管教學,不參與執法,也不用承擔監管責任。
現在倒好,直接把“教書先生”變成“管教干部”,給編制、配警服。這難免讓人懷疑:到底是嫌棄科班出身的獄警“不夠有才”,還是只有某些“藝術蘿卜”,才剛好能填進這些量身定做的“坑”里?
全國有超過20所高校開設監獄學、獄政管理等專業,每年培養幾千名對口畢業生。如果連他們都無緣這些崗位,高校設置這些專業還有什么意義?
假如“外行頂替內行”成了常態,以后法院招書記員限表演專業、醫院招護士限雕塑專業,全都拿“適應多元需求”當擋箭牌,多年的專業教育豈不成了笑話?這哪是什么“不拘一格降人才”,分明是“舍近求遠廢人才”,既浪費專業培養,也糟蹋公共資源。
三、
再說回犯人這個群體。他們是犯了法、在接受懲罰的人,關進監獄的首要任務是認罪悔過、接受改造,將來能重返社會。他們需要的是脫胎換骨,不是娛樂至死。
給犯人安排一些文娛活動,調節壓抑情緒,本來沒什么問題。《監獄教育改造工作規定》說得很清楚,改造的核心是“思想教育”,重點是“文化教育和技術教育”,最終目標是讓罪犯掌握一技之長、不再犯罪。藝術教育只是補充,永遠不是主角。
罪犯真正需要的,是懂法的民警幫他們辨明是非,是懂心理的民警疏導心結,是懂技術的民警教會他們謀生本領。一個要出獄的人,學會電工、汽修、烹飪,遠比會彈鋼琴、跳舞蹈來得實際。
把大量編制資源向“組建藝術隊”傾斜,把文娛消遣當成主要改造手段,這種脫離實際的“高端關懷”,往輕了說是形式主義泛濫,往重了說,簡直是對監獄改造功能的背離。
四、
其實不只湖南監獄這次招聘,最近各地各種招考,簡直像是在進行“魔幻現實主義大賽”,一個比一個荒誕。
邯鄲學院2026年初的高層次人才擬聘名單里,4個博士有3個來自QS500名開外的韓國高校,1個來自馬來西亞不知名大學,明明標著“急需緊缺人才”,卻只面試不統考。被質疑是“蘿卜崗”后,學校只說“報名者都是海外畢業生純屬巧合”,還干脆關了評論區。可這“巧合”實在難以服眾。
邢臺學院2025年5月更夸張,一口氣引進13名韓國又石大學的博士,全是女教師,學制只有兩年半,寒暑假集中上課、用中文教學連韓語成績都不需要,被戲稱為“速成博士流水線”。更蹊蹺的是,名單里好幾個名字和本校在職教師對得上,被懷疑是“在職老師出國鍍層金再回來”,把人才引進搞成了內部福利。
包頭市委講師團2025年底的“復活式招聘”更是刷新認知:擬錄用的3個人,正是2023年同一崗位被舉報“蘿卜崗”后暫停招聘的人選。上次限38歲,這次精準放寬到40歲,簡直像“為特定人選定制的時間膠囊”,把招聘程序當兒戲。
國企里的“精準條件”蘿卜崗也一點不少。某煙草公司要求“2025年1?3月畢業的海外留學生”,卡死在某幾所學校的畢業時段。某能源國企限制“兩所雙非院校+冷門專業+三年特殊經歷”,條件窄到只有一個人符合,其他人全是陪跑。
這類招聘的共性是:程序看起來樣樣合規,結果卻荒唐得離譜。而面對全網質疑,相關單位的回應出奇一致:要么沉默,要么發個不痛不癢的說明,左右回避實質問題。這種冷處理,其實是赤裸裸的傲慢,仿佛只要程序挑不出硬傷,就可以不在乎對公共利益的傷害。
眼下全國不少地方都在高調整治“近親繁殖”“人情崗”“世襲崗”,而這些招聘亂象背后的敷衍回應,無非是賭公眾的記憶只有七秒,賭監管的板子打不到自己身上。
正如半月談之前評論的:“蘿卜崗最怕陽光,人情崗最怕公開”。無視質疑、回避監督,本質上是對整治工作的敷衍,更是對社會公平的踐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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