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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接上回。
華商創辦于民國初期,算得上是一家老牌企業了,但解放前幾乎都資不抵債了,上海解放后,華商在人民政府的幫助下迅速恢復了電力供應,但經濟狀況還是不大樂觀的。
因為不樂觀,所以華商一直都在節約成本,對工作服的管理也非常嚴格,抄表班有工作服、工作包,是發到每個抄表工手里的,可是每人只有一套,下班后,這套工作服就掛在更衣室里,上班后換上,出去抄表,到了下班時間就換下,每周末下班前可以洗干凈,晾到周一來上班時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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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過去調查時,抄表班十七位成員個個穿著工作服。問下來,這天他們沒有出去抄表,都待在廠里整理數據,準備報到財務室去結算電費。他們互相作證,上班后誰也沒有離開過,都穿著自己的工作服。
要知道,康太太和趙媽說得清清楚楚,強盜是穿著南市電燈廠的工作服、挎著南市電燈廠的工作包登門的。她們在這邊住了多年,雖然抄表工每月只登門一次,要說臉孔不一定認得清,但南市電燈廠的工作服肯定是認得準的。既然康太太和趙媽說強盜穿著南市電燈廠的工作服,那出處肯定在華商這邊。抄表班沒有,那倉庫里是不是有尚未發放出去的工作服和工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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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庫管理員是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姓王,當下,小王把他經手的賬目拿給刑警過目,還請刑警去庫里查看了庫存的工作服、工作包,賬物數據果然相符無誤。
專案組開會一碰頭,商量下來大家一致認為,這工作服、工作包肯定是存在的,一般說來也肯定是從華商那里流出來的,因此這條線索,不能放棄。于是辛強決定次日自己去華商再度調查,其余三人則去第二起搶劫案的受害人和鄰居那里查摸線索。
12月2日,上午八點,辛強來到華商公司。
那時的私營企業,是不設專門的保衛部門的,只有看守廠區幾道大門的門衛。電廠是雷打不動的三班制作業,一年到頭晝夜開工,所以各個車間、部門都時時有人待著,不用擔心安全問題。辛強來到華商電廠是由廠部一個姓馬的高管出面接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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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先生對于警察的去而復返覺得不可思議,意思是昨天不是已經調查過沒有任何問題嗎,辛強說,抱歉得很,因為劫匪昨天作案時穿的那套行頭肯定是從你們華商流出來的,因此今天我必須和所有的的抄表員逐個單獨談談。
抄表班今天有九人在廠里,其余的都出去抄表了。辛強在馬先生的陪同下,先去更衣室轉了轉,馬先生表示,更衣室平時一向門窗緊閉,門是上鎖的,鑰匙由班長掌管,別說外人了,就是抄表工要進去也得向班長要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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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來,就排除了有人偷偷摸摸混進去撈一套行頭出去作案的可能。接著辛強就開始找人一一談話,先從班長談起。據班長說,昨天上班前,全班十七人都已經到廠了,去更衣室換上工作服后,因為不出去抄表,就都去了辦公室。一直到下午刑警趕去調查,也沒有人離開過廠區。
這樣,一直談了七人,內容都是一樣的。辛強尋思看來得改變一下詢問方式了,這時候迎來了第八個。一個年過五旬的小老頭兒,姓周,是華商資深抄表工了。辛強改變了談話方式,干脆把昨天發生的那兩起案件的大致情況對周師傅說了說,然后請他站在警察的角度想想強盜的那套行頭是從何處獲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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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師傅毫不遲疑地表示:“那肯定是從我們家搞到的嘛!”
辛強道: “可現在調查下來,你們廠的抄表工行頭沒短缺,也沒流出去過呀,倉庫我們也查過了,也沒有流出去過的”。接著辛強遞給周師傅一支煙。
周師傅道抽了兩口,沉思片刻,忽然一拍大腿:“我想起來了,肯定是那套行頭了——瞎子的那套”。
辛強連忙請教是怎么回事。周師傅介紹說,“瞎子”當初是和他一起進南市電燈廠當抄表工的,比他大三歲,名叫陳大根。他并非盲人,但因為其母親天生雙目失明,所以人們都稱他“陳瞎子”,簡稱“瞎子”。打小大家就這么稱呼他,所以陳大根也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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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大根嗜酒,更喜歡吃肥肉,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不到四十歲就患上了高血壓,心臟也不大好,所以在半年前陳大根就出事了。
那是6月下旬,正那天陳大根一上班就說不舒服,班長就說,那“瞎子”你就不要出去抄表了,留在廠里填寫表格吧。陳大根想了想卻說,還是去抄表吧,因為出去抄表有補助,沒想到這一去就出事了!途中,陳大根從自行車上摔了下來,頭破血流,當場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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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正好有一輛解放軍的軍車經過現場,立刻把陳大根抬上車送到大威醫院搶救。那個醫生很有經驗,一量血壓就說這昏迷并非摔破了頭流血引起的,而是腦溢血,得馬上動手術。這樣,陳大根就進了手術室,他那身工作服以及那個帆布包,當時誰也沒注意,就扔在一邊了。
搶救的時候,醫院給華商打了電話,公司于是派員前往醫院。陳大根屬于工傷,公司得承擔一應費用。但還是沒能挽救陳大根的性命,三小時后他就去世了。
公司負責協助陳大根的家屬辦理一應后事。因為已經解放了,所以還得向家屬支付一筆撫恤金。家屬提出要讓陳大根的兒子進華商工作,公司拒絕,于是雙方吵得不可開交。這樣一亂,陳大根那身抄表工行頭就沒人想起了,不知醫院方面是怎么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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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師傅最后總結道:“如果說我們家有一套抄表工行頭流失在外面,那肯定就是陳大根那一套了!”
辛強隨后立馬前往小南門大威醫院了解當初陳大根入院的情況。時間隔得不算長,大夫雖然有陳大根診療記錄,但對于陳大根那套抄表工行頭的去向,大家卻都說沒有印象。辛強就問:“那么,如果碰上這樣的病人通常應當如何處置呢?”
醫院表示,衣服最后都是勤雜工處理,接著護士長就尖著嗓子喊“老丁”。這時,一個背脊略顯佝僂的中年男子匆匆過來,護士長說這位同志是公安局的,來問那天解放軍送來的那個病人身上脫下的衣服是怎么處理的。老丁說:“我是7月7日來上班的,此事是手術室的勤雜工是老德負責,但之前老德因手腳不干凈被辭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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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強就問老丁你知道老德的情況嗎,當時像大威醫院這樣的私營醫院,根本沒有“人事檔案”一說。招工辭工也是高度自由化的,尤其像老德這樣的人,是一年前上海不知道是誰介紹來的,醫院的大部分醫務人員只是跟著別人喚其“老德”,此人究竟姓甚叫甚直到他被辭退時也說不上來。現在刑警要打聽他的住址,誰都不知道。
辛強于是找財務室調查情況,因為老德領要領薪水,財務要做賬吧,做賬就得有姓名。財務室給了辛強一個意外驚喜,他們那里不但有老德的姓名,還有年齡和家庭住址。這樣,辛強就知道這個已經被辭退的勤雜工大名叫柯俊德,家住上海市榆林區興隆街裕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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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刑警何守杰、小冷兩人前往榆林公安分局了解柯俊德的基本情況。分局治安股查了查,說興隆街裕富坊有這個人,派出所的記錄上顯示:柯俊德,小名老德,二十六歲,出身小業主家庭,本人長期無業,品行不端,自幼混跡于江湖幫派給人家當小廝,十三歲開始結伙行惡,偷搶蒙騙樣樣來得,多次被國民黨警察局拘留。抗戰勝利后,柯俊德因犯搶劫罪,被國民黨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押解提籃橋監獄服刑,1948年11月中旬刑滿釋放。之后經親戚介紹在大威醫院做勤雜工,但不久就被醫院辭退了,目前無業。
隨后民警花了兩個多小時才打聽到他的下落,將其帶到了分局。這小子一看就是個老油子,見到刑警神色不變,笑嘻嘻地拱手作揖:“請教當面,不知何故找我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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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警不跟他啰唆,開門見山就問華商抄表工工作服的事情。老德說有這事,那身行頭是我給病人脫下來的,看看血跡斑斑,就想扔掉。不過我看挺新的,洗洗干凈可以穿的,我就拿去浸在水里了,還有那個帆布包。后來我就把那套衣服和包包洗干凈拿回家了。然后又是作揖:“請問二位警察同志,難道這也犯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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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我是清水阿嬌,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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