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斬殺了程序員高廣輝？

城市發展過程中必將產生大量廢棄物，而其中大部分是人。

2025 年 11 月 29 日，周六清晨，高廣輝要去醫院，在送醫前他叮囑妻子要「帶上電腦」，免得耽誤工作。

他是視源股份的部門經理，在他去醫院的這天，視源股份的辦公大樓沒什么人，但系統依然在運轉，工作群的消息依然在發送，KPI 的考核依然在進行，代碼的 bug 依然在等待修復。

這一天，無數個和高廣輝一樣的員工，在家中打開電腦，開始了他們的周末加班。

在視源，這被稱為「無邊界協作」，也有公司稱之為「狼性文化」、「奮斗者文化」或者「福報」，名字不同，大概意思都是，員工需要時刻工作，幫助公司發展，自己也從發展中獲益。

在這種文化里，高廣輝曾經是受益者，讓他能在廣州立足，但最終在原本可以和家人休息放松的周末猝死。

芝加哥社會學派的奠基人羅伯特·E·帕克曾說過一句話：「城市發展過程中必將產生大量廢棄物，而其中大部分是人。」

高廣輝被誰斬殺了？

2019 年，26 歲的高廣輝通過社招進入廣州視源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這是一家在 A 股上市的公司，主營業務是液晶顯示主控板卡和交互智能平板。

高廣輝出生于河南。中國人口第一大省，高考競爭最為慘烈的地區之一。他在大學期間就讀于軟件學院，家庭經濟狀況并不寬裕，曾多次通過兼職來緩解經濟拮據。

這是典型的「小鎮做題家」路徑：通過高考改變命運，從小縣城考入大城市，靠自己的努力在廣州立足。對于高廣輝而言，教育不僅是知識的獲取過程，更是唯一的社會流動資本。與擁有家族資產、廣泛社會關系網的城市原住民不同，高廣輝的立身之本完全依賴于自身的人力資本。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說過：經濟資本可以繼承，社會資本可以傳遞，但人力資本必須依附于個體的身體存在。這句話的背面，意味著一旦個體的身體機能受損或人力資本貶值，其階層地位便面臨瞬間崩塌的風險。

但在 2019 年，26 歲的高廣輝還不知道這一點。他只是覺得，自己的人生終于要開始了。

那時視源股份還在它的黃金年代。

視源股份起家于電視主板卡，后成功轉型至交互智能平板領域，孵化出希沃和 MAXHUB 兩大品牌。

2015 年開始，中國教育信息化 1.0 時代到來，農村義務教育薄弱學校改造計劃（「薄改計劃」）讓全國的公立學校開始大規模采購交互智能平板。

國家財政資金大量投入，視源股份的 B2G 業務幾乎不需要過多的 C 端營銷費用即可實現大單銷售。一塊交互平板的毛利率可達 30% 以上，遠高于傳統電視板卡。

2015 到 2018 年，視源股份營收年復合增長率超過 30%，凈利潤翻了三倍，成了一家可以「躺著賺錢」的公司。

那時候，視源股份的員工規模相對較小，主要集中在核心研發與銷售骨干，人均創收處于歷史高位。人均凈利潤可達 30-40 萬元。

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公司在招人，業務在擴張，員工的期權在升值。

直到大廈崩塌。

2021 年，高廣輝晉升為部門經理。

這是他人生的高光時刻。從河南小縣城考出來的孩子，28 歲就成為了上市公司的部門經理。職業聲望和收入水平已經超越了原生家庭階層。他獲得了多項公司表彰，在同事眼中，他是「優秀管理者」，在家人眼中，他是「有出息的孩子」。

不過，快速晉升背后意味著要擔負起更多的責任。

作為部門經理，他不僅要對上級的 KPI 負責，還要管理下屬。這種夾心層的角色使得他必須時刻保持「在場」和「高效」。這些榮譽在作為激勵的同時，也異化為無形的枷鎖。為了不辜負這些期待，不打破「優秀管理者」的人設，他必須不斷自我加壓。

作為從河南考入廣州并在當地立足的「新廣州人」，是「無根中產」，沒有除了自己之外的依仗，一旦在廣州職業生涯受挫，退回河南往往意味著巨大的階層跌落和心理落差。

這種無路可退的處境，使其在面對不合理工作要求時，缺乏博弈的底氣。他不敢輕易離職，不敢拒絕加班，因為他身后沒有退路，只有必須不斷攀爬的懸崖。

這時候，公司業務也出現了裂縫。

2022 年，視源股份的財報出現了一個不太好的信號。

教育業務首次出現下滑，下降 11.2%。這標志著公司賴以生存的現金牛業務進入了存量博弈階段。隨著義務教育階段多媒體教室滲透率超過 70%，教育信息化硬件鋪設已接近飽和。

管理層面臨一個選擇：是收縮戰線、深耕利潤，還是加杠桿擴張？

他們選擇了后者。

視源股份開始布局機器人、汽車電子、C 端學習機等多個領域。為了支撐這些新業務，公司開始大量舉債。2022 年，負債總額是 79.78 億元。

同樣是在 2022 年，互聯網行業開始大規模裁員。高廣輝的妻子楊女士原為物流專業，后受丈夫影響轉行做程序員，但在這一輪裁員潮中失業了。

雙職工家庭變成了單薪家庭，高廣輝成為了家庭唯一的收入來源。

高廣輝月薪到手能有兩萬多，聽起來很不錯。

不過，在這兩萬塊里，底薪只有 3000 元——3000 元在廣州能干什么？租個單間，吃飯，坐地鐵。僅此而已。

剩下的 17000 元，叫「績效」，也就是說，這筆錢是不確定的、可波動的，完全取決于管理層的主觀評價或嚴苛的 KPI 指標。

這種薪酬結構仿佛一根細繩。公司用它牽著員工，讓他們在懸崖邊跳舞。繩子隨時有可能會斷。當業績好時，公司會給你一些獎勵；當業績差時，繩子就會松開，你會直接跌入深淵。

而視源股份的業績并沒有太多好轉。

2024 年，視源股份的財報出現了一個更危險的信號。

營收增長 11.05%，達到 224.01 億元，但凈利潤暴跌 29.13%，只有 9.71 億元。綜合毛利率下滑 3.69 個百分點。

這種「增收不增利」的剪刀差，揭示了一個核心矛盾：視源股份用互聯網公司的薪酬聘請工程師，卻干著制造業賺取微薄差價的生意。

我們可以與小米做個類比，在規模上，二者自然不能相提并論，但同樣作為硬件為主的科技公司，在收入結構上可以做很好的比對。

小米的綜合毛利率是 20.9%，視源是 23-25%，數值相近。但關鍵差異在于，小米的硬件毛利率只有 10-15%，卻有高達 70% 以上毛利率的互聯網服務收入。小米用低毛利硬件獲客，用高毛利服務變現。

視源的困境是，雖然擁有數百萬希沃和 MAXHUB 用戶，但其 SaaS 化變現占比極低。當硬件毛利率因競爭和成本上升而下降時，缺乏高毛利的「第二層級」收入來對沖風險。

更要命的是，2024 年視源股份研發開支 15.4 億元，超過凈利潤 9.71 億元。當研發投入超過凈利潤，且凈利潤仍在下滑時，說明研發活動的邊際產出已為負值。

視源股份已經成了披著科技外衣的硬件銷售公司，對公司經營這意味著更低的估值和更艱難的擴張，對于背負房貸、妻子失業、正在備孕的 32 歲中層管理者高廣輝而言，這種波動是毀滅性的。

他不敢生病，不敢請假，不敢拒絕任何不合理的要求，因為一旦績效扣除，他連房貸都還不起。

2024 年到 2025 年，視源股份進入了「死亡行軍」階段。

公司正在申請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為了獲得科技股的定價（PE 30 倍+）而非傳統家電制造業定價（PE 10 倍），公司必須講出「AI+」、「機器人」、「汽車電子」等新故事。

但這些新業務都在燒錢。汽車電子雖然增長 65.64%，達 17.22 億元，但毛利率極低。機器人業務宣稱專利申請超 600 項，但目前每一臺機器人的售出可能都意味著虧損。C 端消費品需要巨額品牌營銷費用，成為銷售費用的主要出血點。

截至 2025 年 9 月，負債總額激增至 123.2 億元，相比 2022 年增長 54%。

成本壓力傳導到了每一個員工身上。

公司開始凍結招聘，砍掉非核心崗位。行政、助理、搬運工，統統不要了。然后要求高薪的研發經理去干搬運、陪酒、打雜的活。

高廣輝開始「一人干六七人的活」，這就像讓一臺精密的數控機床去砸核桃，核桃是砸開了，但機床的精度也毀了。

讓時薪幾百元的研發專家去干時薪幾十元的搬運工作，表面上省了「搬運工的人頭費」，實際上造成了巨大的機會成本。他本該用于研發創新的精力被低價值勞動消耗殆盡，最終產出的邊際效益為負。

但公司不在乎，因為在公司的算盤里，員工不是需要保養的精密機床，而是可以隨時替換的燃料。

當一家公司試圖違背經濟規律，在低毛利下強行擴張時，它必須找到人為的方法來對抗「地心引力」。無法通過技術創新開源？那就只能對內部進行極度的「管理榨取」。讓員工拼命，卻無法在核心技術上取得突破從而獲得高毛利。

真正的頂尖技術人才絕不會接受「3000 元底薪+搬磚」的工作環境。這種環境只能留住那些背負沉重房貸、缺乏議價能力的「技術苦力」。

比如高廣輝。

他的妻子回憶，高廣輝早 7 點出門，晚 11 點回家，每天睡眠僅 6-7 小時，回家后繼續工作，甚至在去世前三天，妻子的微信消息仍是催促他回家。

他也無法逃離，高廣輝距離「35 歲枯榮線」僅剩 3 年。對于中國程序員而言，30-35 歲是職業生涯的「生死時速」階段。為了在 35 歲大限到來前積累足夠的安全墊和職業資本，他必須在 32 歲這年進行極限沖刺。

這種對工作的執著，絕非出于熱愛，而是出于深刻的恐懼——對 3000 元底薪的恐懼，對績效考核的恐懼，對家庭現金流斷裂的恐懼。

公司構建的「恐懼驅動機制」已經成功地壓倒了人類最基本的求生本能，于是在他前往醫院的途中，依然不忘帶著電腦，而在他搶救期間，工作群的消息依然在轟炸。在他被宣告死亡后，依然有人要「高工看下這個」。

系統沒有任何熔斷機制，大機器永遠不會停止。

誰斬殺了 32 歲程序員？

個體層面上，高廣輝被四重枷鎖困住，動彈不得。出身讓他無路可退，家庭讓他不敢停下，年齡讓他必須沖刺，制度讓他無法逃離。

商業層面上，視源股份陷入「偽高科技」陷阱，主營業務增長見頂，在 H 股上市壓力下進行激進擴張。無法通過技術創新開源，只能對內部進行極度的榨取。

社會層面來看，「小鎮做題家」通過高考改變命運，卻發現自己只有人力資本。一旦身體受損，階層地位瞬間崩塌。35 歲危機、單薪家庭、房貸壓力，構成了退無可退的困境。

這三條線索，在 11 月 29 日周六清晨，匯聚成了一個悲劇。

斬殺高廣輝的，是一套精密設計的制度體系。這套體系通過經濟控制制造收入不安全感，通過技術控制實現全天候監控，通過文化控制將過度勞動內化為職業道德，通過身體控制導致生理機能衰竭。

這套體系的設計者，是廣州視源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它應當承擔起責任，尤其它推崇「無邊界」，而到了談工傷認定的時候，公司立刻劃清了邊界：你在家，不是工作場所，是周六，不是工作時間。

但追問并不能到此結束。

市場飽和導致利潤下滑，利潤下滑引發資本焦慮，資本焦慮推動激進擴張。激進擴張導致負債激增，負債激增帶來成本壓力，成本壓力要求降本增效，降本增效演變為人力壓榨。

低底薪加高績效制造恐懼驅動，恐懼驅動催生無邊界協作，無邊界協作導致過度勞動。過度勞動帶來創造力枯竭，創造力枯竭導致產品創新停滯，產品創新停滯使業績進一步惡化。

如此惡性循環。

員工的健康損耗、家庭破裂、心理創傷等社會成本，并未體現在企業的財務報表中，而是由個人、家庭和社會醫療系統承擔。

如果這種模式得不到法律的懲戒和市場的唾棄，那么所謂的「科技轉型」，最終將演變成一場對社會人力資本的掠奪性開發。

高廣輝從河南考入廣州，28 歲成為上市公司部門經理，看似完成了階層躍遷。但在這個故事里，只是到了結局，我們才發現，他從來不是城市發展的受益者，而是城市發展的燃料。當燃料燒盡，他就成為了「廢棄物」。

福柯說：「權力不是一個機構，也不是一個結構，更不是某些人擁有的力量。權力是一個復雜的戰略性境況。」

高廣輝不是被某個人殺死的，他是被一個復雜的戰略性境況殺死的。

我們每個人，都身處這個境況之中，那像一口深井，當你以為自己在巨浪中搏擊前行時候，隨時可能掉落下去，就此無聲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