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分析：國內刑法學四大流派

作者：梁劍兵，退休的法學教授專業領域：法理學、中外法律史

國內刑法學四大流派

退休了也閑不住，一邊做專職律師，一邊翻看刑法學界新著，頗覺今時不同往日。當年的刑法學界雖也有爭論，但大體還圍著“社會危害性”“犯罪構成”幾個核心概念轉。如今卻已分野成涇渭分明的四大流派，各說各話，各守一方天地，倒像是學術界的“戰國格局”了。

頭一派，我喚作“《刑法》評注派”。 這派學者多在出版社當編輯，或是在普通院校任教。他們的作品很實在，多是《刑法條文配套解讀》《刑事指導案例精編》這類實務工具書。翻開來看，一條條司法解釋列得清清楚楚，一個個案例編得明明白白，法官、檢察官辦案時放在手邊，隨手就能查到依據。這派學問不做高深理論，專為解決實務中的具體問題，像是刑法學界的“工匠”，踏實、有用，但也止于有用。他們的貢獻在司法一線，但學術史上怕留不下太多痕跡。

第二派，是“刑法教義派”，陳張周三教授為主。 這派如今勢頭最盛，尤其在中青年學者中擁躉甚眾。他們師法德國、日本的刑法理論，把“三階層”“違法性認識”“客觀歸責”這些概念講得頭頭是道。讀他們的文章，常要面對一堆新造的術語，什么“功能責任論”“規范保護目的”，文風越來越玄，有時候繞來繞去，竟忘了原本要解決的是什么實際問題。他們有他們的道理——學問總要講求體系，概念總要不斷精密。但關起門來把玩概念，自顧自地完善那一套邏輯，不免有些“學術游戲”的意味了。我總想起古人說的“買櫝還珠”，那精致的理論盒子固然好看，但里面裝的，還是中國刑法典的“珠子”么？

第三派，“刑事政策派”，根基最深，前有儲教授后有賈宇和梁根林。 他們常以中國刑法學研究會為陣地，賈宇牽頭，認為看刑法不只盯著條文，更看重它“治國安邦”的功用。他們研究“寬嚴相濟”如何落實，討論刑事政策如何引導立法司法，時刻把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政治效果統一掛在心上。這派學問有大局觀，接地氣，深諳中國法治運行的現實邏輯。只是有時過于強調“服務大局”，法學自身獨立的批判性和規范性，不免要打些折扣。法與政治之間的那條線，在他們那里，似乎畫得沒那么清晰。

最新第四派是“外部社科派”。 這派學者最有闖勁，把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甚至語言學的方法都搬進了刑法學。主要有白教授，還有蘇力等法理學者。他們或者用數據模型分析量刑偏差，或者用法社會學或法經濟學理論解讀犯罪現象，最近興起的“批判刑法教義學運動”正是他們的手筆。他們嘲笑教義學的“概念自閉”，主張打開窗戶，看看真實世界里的法律究竟如何運行。視角確實新鮮，也給沉悶的學界吹進了勁風。但風險也在這里：當刑法學變成社會科學的一個注腳，它作為“規范科學”的核心——告訴人們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那份獨特的擔當，會不會在眼花繚亂的數據和模型中漸漸稀釋？

在四大流派之上，高銘暄先生和已故的馬克昌先生巋然屹立，兩位先生不僅僅是刑法典的創立者，更是刑法學界雙璧，并稱北高南馬，系刑法學通說的奠基人與集大成者，堪稱刑法學界燈塔。

看著這四派并立，兩老輝映，我倒不急于評判高下。評注派務實，教義派精微，政策派持重，社科派新穎，各有各的活法，也各有各的局限。這或許正是學科成熟的標志——再沒有一種聲音能籠罩全場。

只是有時午夜夢回，想起我們那代法律學生，手捧一本1979年的刑法典、爭論一個概念就能激動半天的時光，不免有些懷念。那時的學問，似乎更“熱”一些，與這片土地上人民的悲歡苦難，貼得更近一些。

窗外冬意漸濃，春天也不遠。學派的更迭就像四季輪轉，自有其道理。后來者或許會在我們止步的地方，走出新的路來。作為一個退堂的教書匠，我且泡上一杯濃茶，慢慢看這潮起潮落，靜待時間給出它的評判。

2026年1月24日 故鄉長安，未央區，夜已艾，未明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