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銳泉：《紅樓夢》人物關系向度論析—以友朋、主仆與母女為中心

引 言

《紅樓夢》具備豐厚復雜的倫理意涵，與新鮮獨到的文學表達，值得研究者從“倫理敘事”視角一再打量、品味。

甲戌本《紅樓夢》

從書中若干倫理話語，切入其對倫理主題的傳達，自然是一條可行的思路。且看第一回如何進行總說：

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實非別書之可比。[1]

細加推敲，這句總說里半是場面話，半是語含反諷。說其包含冠冕堂皇的論調，是因為主動貼合了正統儒家對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2]的強調，但另一方面，讀者如果聯系賈政、寶玉這對父子關系一直存在的緊張狀態，尤其是第三十三回處于一大高潮位置的“寶玉挨打”情節，就不免對“父慈子孝”的名義，保持足夠清醒。

至第七十五回賈府上演“開夜宴異兆發悲音”的一幕，引來戚序本評批所謂“兄弟問柳尋花，父子呼幺喝六，賈氏宗風，其墜地矣。安得不發先靈一嘆!”[3]

在這個意義上，吾人同意學者趙永剛的總體判斷，《紅樓夢》對儒家五倫思想采用了逆向性的繼承和肯定，曹雪芹認為五種倫常關系的乖舛與悖亂正是導致賈府家族敗落的重要誘因。[4]

不過，相較于趙先生提出《紅樓夢》對五倫思想作進一步拓展，增加了第六倫——男女有情，本文則愿意深入到傳統倫理的內在理路，嘗試以“關系向度”作為全書倫理話語及敘事的核心，注重發掘其中對于倫理身份上下易位問題的呈現。

《天倫與才藻——中國小說倫理敘事傳統的詮釋》，朱銳泉著，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4月版。

在中國的社會學研究領域，儒家倫理思想中的“關系本位”，歷來受到高度重視。正如翟學偉指出，儒家所謂的“關系”，不是泛指任意事物間達成的“relationship”，而是特指“對偶”“對稱”或“匹配”。[5]

受此觀點啟發，我們聚焦《紅樓夢》里具有典型意義的三組“關系向度”——友朋、主仆與母女，由其彼此相處與對待生義的特點，考察作家的倫理思想觀念，以及作品的倫理敘事景觀。

一、我的朋友賈寶玉：厚待下位者

賈寶玉自然是評論家交口稱贊的今古未有之一人，是《紅樓夢》乃至中國小說整體中獨特的“這一個”。

可與此同時，他又屬于社會關系的產物，更作為多種人際關系、倫理親情輻輳的樞紐中心，在作品中發揮著無可取代的作用。

桑田剪紙賈寶玉

本節先套用一些民國人物爭相標榜“我的朋友胡適之”的說法，梳理出一份有關“賈寶玉的朋友們”的名單。

接下來，通過系統地回顧寶玉心目中的友朋、主仆等倫理關系，可以從中窺見他本人的心性思想，也折射作家的追求主張。

（一）寶玉及其結交者

在羅璞《人倫有五，公舍其四——論賈寶玉的五倫關系》一文看來，賈寶玉作為封建宗法家長制的叛逆者,疏離儒家五倫中“臣”“子”“兄”“夫”應該履行的義務與責任。對照作品全貌，可知這一看法失之偏頗。

不過，該文另外強調寶玉對朋友一倫表現出可貴熱情,其實正是他自覺或不自覺的平等與自由意識的流露[6]，其說具備很大合理性。

縱覽《紅樓夢》，賈寶玉雖在榮、寧二府集萬千寵愛于一身，可順利成為他的“朋友”，似乎并非什么難事。值得寶玉施展友道者，至少包括秦鐘、北靜王、薛蟠、芳官、蔣玉函、柳湘蓮這一眾人等。

吳組緗先生（1908-1994）的經典文章《論賈寶玉典型形象》，對此問題亦有展開。吳先生提及，“比如派給怡紅院和賈寶玉發生了親密友誼的芳官，那種勇敢無畏、豪邁開朗的性格，好像從來就沒有受過封建禮教的拘檢一樣。”[7]

這里異性之間存在的友誼問題，限于本文論題，姑且置之不議，下面來看其他人物。

寶玉打從得侄媳秦氏引見了自家兄弟秦鐘，初次見面他便心中若有所失,只恨自己“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門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結,也不枉生了一世。”(第七回)

從朋友交往角度看，身份門第的高貴反倒成了寶玉結交優秀人物的障礙——至少是心理障礙，為此他不惜主動將倫常序列作降階處理，來營造友情攻勢。

《紅樓夢的藝術生命》，吳組緗著，北京出版社2020年1月版。

這并非僅僅是姿態的調整和身段的降低，而緣于“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綿纏”，故而言行往往發乎一派真誠肺腑。

小說對于寶玉的這種特殊才能，或謂秉性，基本持正面肯定的態度，無怪戚序本有夾批，“凡四語十六字，上用‘天生成’三字，真正寫盡古今情種人也。”

年少風流之人，又碰見“有女兒之風”的少年密友，學堂里難免謠言閑語四起。誠然，很難將二人的情誼完全與男風因素撇清，實際上，也確實有一些研究者從同性戀角度立論，但我們的重點顯然并非寶玉濁化的面相。

繼第九回“起嫌疑頑童鬧學堂”而起，作品插入一段風月筆墨，第十五回秦鐘與水月庵智能兒情投意合，幽期密約，到了第十六回，智能竟私逃進城，看視秦鐘，被秦父逐出，下落不明。因老父氣死，秦鐘悔痛無及，一病不起，臨終又得鬼判徇私，放秦魂還陽片時，才與寶玉訣別。

劉旦宅繪寶玉讀書

這里的描寫除去志怪趣味，還是認認真真、原原本本地交代了一段寶玉身上重要友誼的收結過程，因之對于寶玉的精神修煉和成長成人，發揮了顯著作用。

當讀者幾乎以為秦鐘的身影，將隨著時光流逝而徹底淡出主人公的世界，可延及第四十七回，善于一筆兩寫的作者，又將寶玉與秦鐘，以及寶玉與柳湘蓮這兩段友情的表現融為一爐。

針對寶玉詢問柳氏，近期是否給秦鐘上墳的文字，庚辰本雙行夾批有謂：“忽提此人，使我墮淚。近幾回不見提此人，自謂不表矣。乃忽于此處柳湘蓮提及，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也。”

因柳湘蓮告知為秦鐘修墳，又牽引帶出寶玉采摘大觀園池子里的十個蓮蓬，命小廝去其墳頭供養的舊事，見出斯人已逝，其情殷殷。

在與柳湘蓮的相處中，當后者質疑尤三姐的節操品行，竟然嚴重失禮，口不擇言地說出“你們東府里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干凈,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干凈。我不做這剩忘八。”

聽到這樣魯莽唐突的大實話,賈寶玉雖滿面通紅，卻也只好默認 (第六十六回)。面對區區一介舊家子弟的冒犯之舉，寶玉不以為忤，反加安慰，尤能彰顯他厚待下位者的一貫作風，與肝膽相照的處友之道。

不必說他想要維系友情，曾經因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在咄咄逼人的忠順親王府長史官面前,為出身下賤的戲子蔣玉函遮掩住處,并因此而被賈政數落“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第三十三回）等“罪狀”，遭遇生平最嚴重、幾乎斷送性命的一次痛打。

蔣玉函，藝名琪官，唱小旦。甲戌本總評提示“蓋琪官雖系優人，后回與襲人供奉玉兄寶卿得同始終者，非泛泛之文也。”可見襲人判詞中“堪羨優伶有福”，即當指此君。

改琦繪蔣玉菡

第三十三回中，長史官來賈府公然索人，謂琪官乃王爺駕前承奉之人，斷少不得，知與寶玉親厚，故來查究下落。讀者卻發現寶玉便為這些人死也情愿，竟甘心受責，故而不能不被其結下的情誼所觸動。

至于這位“混世魔王”與“呆霸王”薛蟠的交友，當然攸關二人同屬貴族子弟階層，又含姻親關系的身份，但文采斐然、品性高雅的寶玉自始至終看不出他輕鄙不學無術、粗俗耽樂的薛蟠，又頗值注意。

第二十六回說到薛蟠唯一一次私下里請寶玉喝酒時，假借后者父親大人召見的名義，好生將寶兄弟嚇了個半死。“假傳圣旨”的起因在于薛蟠馬上就要過生日，有人送了鮮藕、大西瓜、鱘魚，還有暹羅國進貢的暹豬過來，他想請寶玉過去喝酒嘗鮮。

從其所稱“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有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來。”甲戌本這里有一側批，“此語令人哭不得笑不得，亦真心語也。”足見薛大傻子其實分得清好歹輕重，在他心目中，寶二爺可是占據不小的地位分量呢。

戴敦邦繪薛蟠

自然應注意到這一“最佳損友”之外，寶玉還結交了地位高出他一等的北靜郡王水溶。早在秦氏出殯途中，北靜王同寶玉初次相會，就以皇帝親賜(艸脊)苓香念珠轉贈（第十四、十五回）。后來時值生日，寶玉隨父輩去賀，受到格外厚待。

第七十一回賈母八旬之慶，北靜王又親來祝壽。直到第一百零五回賈府被抄家之際，他還對賈政、寶玉一房加意回護。可以說，這條線索雖不清晰，但始終沒有斷絕。

不過，正如吳組緗前引論文所指出的，早年賈寶玉對北靜王水溶懷著好感，主要還是因為其人“風流瀟灑，每不以官俗國體所縛”，和他的思想有合拍之處的原故。盡管如此，仍然礙于身份與社會地位，賈寶玉后來和他沒有什么交往，更未和他發生像和柳湘蓮、秦鐘那樣的親密的友誼關系。

吳先生還舉出第四十七回在賴大家，寶玉和柳湘蓮見面的場景描寫為例，筆端蘸滿深情地寫道：

這里流露出來的他們之間友情的內容，在當時社會里是一種慷慨義氣、嚴肅而又高尚的品格和精神。這不但和同一回里映照著描寫的呆霸王薛蟠對柳湘蓮的腌臜無恥的用心和行為成為尖銳的對比，就是和封建統治階級或上層士大夫間——如賈雨村對甄士隱和賈家、賈政及他的那些門客們——那種庸俗的勢利關系，也同樣屬于不同的范疇。[8]

職是之故，我們不能同意趙永剛前揭文章，所闡述“朋友關系的功利主義傾向與賈府社會關系的惡化”之類的觀點。

《吳組緗小說課》

趙文所提及的賈府若干結交對象（無論是北靜王，還是清客詹光、單聘仁，抑或賈雨村、冷子興）固然可見利益關聯，但實則多非直接、正面描寫之例。研究這一問題，當首先考慮男主人公賈寶玉的主要交往情形，而顯然書中所敘基本上皆屬平等且較為純粹的友誼。

（二）厚待奴仆的寶二爺

從“關系向度”出發，寶玉善待下位者的特點，不僅在友道方面彰顯，同時也在主仆關系上得以體現。

寶玉固然有公子哥派頭脾氣，發起火來腳踢襲人、茶潑茜雪，但那畢竟是他情急失態的少數時刻。常日里，他給人的印象則“且是連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的。”（第三十五回傅試家兩婆子語）

第六十回他對于芳官要玫瑰露給柳五兒吃毫不介懷，結果連瓶子都給了人家。同回又提及他不僅實行的是寬下政策，更準備妥善處理手下奴婢的去處問題，引發了春燕心滿意足地向娘介紹。

第四十四回“喜出望外平兒理妝”又極盡形容地刻畫出寶玉對平兒的喜愛親近。他因對方在主子賈璉、鳳姐那里無故受到打罵，而發自肺腑地代兄嫂俯身道歉，又小心翼翼體貼備至地事奉其重整了妝容。寶玉還周到貼心地考慮平兒的身世遭際。如是種種，令讀者對寶玉厚結下位者的純善心地洞若觀火。

趙成偉繪芳官

再如聽聞芳官口中，“紅樓十二官”之一的藕官對同伴不離不棄，私下祭奠，上演“杏子陰假鳳泣虛凰”的一幕（第五十八回）。

小說敘述寶玉以藕官的那番呆話，獨合了他的呆性，不覺又是歡喜，又是悲嘆，又稱奇道絕，說：“天既生這樣人，又何用我這須眉濁物玷辱世界。”這里同樣是極大地擺低了自己堂堂貴公子的位置，轉而抬高了舊日世俗社會眼中的戲子賤流，從人品心性而非身份地位的角度，看重藕官的言行。

如果比照寶玉親屬的所作所為，我們會對他厚待奴仆的一貫做法，產生更多的理解體會。寶玉的母親王夫人，在村婦劉老老了解的情實之中，“聽得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敬道，舍米舍錢的”。

而同屬后輩年歲相仿的秦氏，作為寧府少奶奶，也在去世后贏得上下交口稱道。故事寫出“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仆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這與清初世情小說《林蘭香》中燕夢卿死后，耿府一群老仆婦祭墳表達的哀思何其相似乃爾——“二娘存心忠厚，作事周祥。不聽讒言讒語，能分誰是誰非。以儉為主，常施主母仁慈。以勤率下，善體下人辛苦。名曰主奴，實同母女”（第四十回）。[9]

正像《通天樂》說的那樣，“福厚之人，存心仁恕，視下人如同子弟”[10]，尤其以管事奶奶為代表的主家，通過厚待親善仆從，可以彰顯高門禮數、貴族家風。

正出于同樣原因，第三十三回賈政才會針對金釧兒跳井事件表示驚疑，口中連稱“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以待下人”諸語。而他相信賈環所誣陷的寶玉強奸母婢不成，致其自尋短見一節，則說明其全然不知兒子寶玉處理主仆關系的固有特點，實在昏聵、冷漠之極。

戴敦邦繪金釧

歸結起來看，寶玉并非只知結交、濫交，而對其他倫理關系置若罔聞，甚至棄若敝屣的“道德虛無主義者”。與之相反，他重情重義，感恩體恤，廣結善緣。

不僅心目中存在堂皇正大的君臣父子觀念，面對自己的親戚時保持著純良的孝悌心腸，寶二爺尤能在對待出身不如自己、地位有失輕賤的朋友時，平易近人，披肝瀝膽，照顧對方感受，體貼對方困難，表現出優良家教與濃厚人情味。

此外，他也費心費力地厚待奴仆，基本上能將他們視為人格與尊嚴平等的個體，從而彰顯出一種難能可貴的博愛與人道主義精神。

至于賈寶玉的性格，其核心要義是平等待人，尊重個性。這是他對傳統“尊卑有序，貴賤有別”等級觀念的叛逆，雖然就文本實際來說，他的叛逆并不徹底。

賈寶玉夢游太虛境賦

二、鴛鴦的拒絕：從“姨娘”稱呼看“婢作主人”之解構

正如“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的首創者聶珍釗指出，文學倫理學批評注重對人物倫理身份的分析。在閱讀文學作品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幾乎所有倫理問題的產生往往都同倫理身份相關。[11]

從這一角度觀察，如果說寶玉在與朋友相交、與家仆相處的過程中，始終不愿意端起架子，靠尊貴的倫理身份來獲取優越地位感，這是在觀念層面堅持平等待人的原則，那么賈母的大丫鬟鴛鴦，就以堅定、嚴厲地拒絕被賈赦納為妾室的實際言語和行動，在恪守自己原有倫理身份的同時，踐行著凜然不受他人侵犯的人格信念。

筆者曾撰寫小文《明清通俗小說中人倫關系的兼類與淆亂》，系以“家奴欺主”與“婢作主人”兩個情節類型的敘事，考察主仆關系的淆亂和顛倒。[12]關于后者，還可結合《紅樓夢》的文本面貌與寫作特點，從事新的探究。

眾所周知，小說第二回，憑借識英雄于未遇的回眸一笑[13]，甄士隱家的丫頭嬌杏，其后時來運轉，竟當上堂堂正正的女主子。

結合甲戌本眉批評價嬌杏“命運兩濟”，正遙遙映射甄英蓮之“有命無運”，亦可見全書伊始就以扼要的筆墨，鄭重提出了“婢作主人”的生動案例，是為敘事母題的一次成功演繹。

對于嬌杏來說，這觸發的是美滿婚姻、幸福生活的開端，更直接帶來地位的陡升，相較英蓮后被拐賣，由父母掌上明珠墮入紅塵浪底的多舛命運，更是天淵之別。

清人晶三蘆月草舍居士之《紅樓夢偶說》就名分與天倫、人事的關系而立論，聯系這樣兩位甄士隱家成員的沉浮遭際，來生發感嘆。所謂“慰情惟英蓮，生小而失所矣；服事惟嬌杏，長成而得所矣”，英蓮與嬌杏這兩個人物的地位走勢是“主者奴之，奴者主之”。之所以出現“反覆位置顛倒”[14]的情況，是由于造化弄人。

《紅樓夢偶說》

另一個從仆人階層躍升而起的例子，見于第四十五回所述賈府管家賴大的兒子。賴尚榮一生下來便由榮府放出去，從小讀書，后來選了知縣。為了慶賀此事，賴家連著擺了三日酒宴，邀請賈母以下都來游樂。

這里主與仆的界限實有模糊之處，恰如戚序本回末總批所云，“請看賴大，則知貴家奴婢身份，而本主毫不以為過分，習慣自然，故是有之。見者當自度是否可也。”

前引聶先生文章認為，在文學作品中，倫理身份的變化往往直接導致倫理混亂。在某些文學文本中，倫理結表現為倫理混亂(ethical confusion) 或秩序重構(reconstruction of ethical order)。然而，作為區區一個大丫鬟的鴛鴦，卻在竭力避免任何形式的重構或紊亂。她當面反對邢夫人許諾的榮華富貴和家主地位，嚴詞斥責了前來說項的金家兄嫂，也就使得躲在幕后老不正經的賈赦顏面掃地。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比照當代作家張抗抗書寫牡丹花不愿屈從女皇武則天淫威，防止失時開放因而受貶的散文名篇《牡丹的拒絕》，《紅樓夢》第四十六回“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也是弱小者對于強權勢力的公然說“不”。或可將此段故事，謂之“鴛鴦的拒絕”。

我們發現在此“拒絕”醞釀、產生并引發后果的來龍去脈之中，此回先后四次運用古時候指代妾室的“姨娘”稱呼，實際構成了一條微型敘事線索與一段情節進程，大可進行一番文本闡析的工作。細加琢磨，這一稱呼又分別出自四個不同人物之口，其間有當事人及其親屬、經辦人，還有旁觀者，以下試具論之。

邢夫人首先述說丈夫納小的想法，不惜躬身巴結鴛鴦，而適時給她戴高帽，企圖投合她的志向與脾性，始則曰：“你這一進去了，進門就開了臉，就封你姨娘，又體面，又尊貴。”接著又曉以利害，想要點明鴛鴦日后兩種前途——要么終生為奴，要么抓住這個所謂的良機，飛上枝頭變鳳凰。

無奈她的這些利誘之詞，絲毫打動不了心志堅定的鴛鴦。不說她對年過半百風燭殘年的賈赦滿是厭惡感情，并且彼時她的耳畔，似乎回響著針對“婢作主人”迷夢的清醒聲音。謂予不信，可看下文敘述平兒因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娘來了！”鴛鴦一邊紅了臉，一邊直接回擊：“怪道你們串通一氣來算計我！等著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她的反應讓平兒聽了，自悔失言。

“戲言”與“失言”的母題得到短暫的利用，所襯顯的還是鴛鴦獨立不倚、富貴不能淫的人格氣度。面對平兒和襲人明是出主意暗中打趣調侃——要自己以許配給賈璉或寶玉為借口，來回絕大老爺，鴛鴦更斬釘截鐵地揭露她們各自的心思鬼胎，“你們自為都有了結果了，將來都是做姨娘的。據我看，天下的事未必都遂心如意。你們且收著些兒，別忒樂過了頭兒！”

郵票《鴛鴦抗婚》

除去以上三處人物對話的語言段落，第四次“姨娘”話語出現在敘述語言的轉述中。也就是“他哥哥只得將賈赦的話說與他，又許他怎么體面，又怎么當家作姨娘。鴛鴦只咬定牙不愿意。他哥哥無法，少不得去回覆了賈赦。賈赦怒起來”。這回由甜言蜜語的利誘換成了寸步不讓的刀劍威逼。命懸一線的情境之下，她選擇了“誓絕鴛鴦偶”，寧愿終生不嫁，也不淪為老爺公子們的玩物。

以上前后四次出現“姨娘”字樣，并且所指明確而統一，而此前一次使用，還是第四十回。賈母對居所如雪洞一般的寶釵嘆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顯然也并非用其表示側室之意涵。

總的來看，本回屢屢提及“姨娘”之女性稱號與倫理身份，實為“婢作主人”之解構。鴛鴦的心志與言行，說明她不愿走其他姐妹的老路。即便玲瓏精干好比平兒，不是也要忍受“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么。

連環畫《鴛鴦抗婚》

又說明她堪比《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的沈瓊枝一般，乃是不讓須眉的出眾女性人物。猶記得吳敬梓筆下，帶有部分自傳性的人物杜少卿稱贊沈氏毅然逃婚道：“鹽商富貴奢華，多少士大夫見了就銷魂奪魄；你一個弱女子，視如土芥，這就可敬的極了！”[15]

還是出現于吳敬梓（1701-1754）的筆下，第五回寫嚴監生之妾趙氏，在正室王氏病重之時，百般照顧，哭天求地，愿代一死，終于感動王氏，提出自己死后，可將她扶為正室。誰料趙氏一聽，“忙叫請爺進來，把奶奶的話說了。”[16]一句話，便寫活了一個在卑賤地位上掙扎的女性，盡顯其可悲可嘆之處。

應當說，作為府中地位最高的賈母身邊的大丫頭，鴛鴦平日里對現有婚姻制度下妻妾的爭斗沖突，想必不會陌生，更看清了媵妾們卑微難堪的生存狀態，由此打心眼里產生的排拒抵觸，也就容易理解了。

何況是試圖以錦衣玉食、呼奴使婢為餌食，來誘惑處低位者，催發其心中蠢蠢欲動的非分之想與貪婪意念，對于這種手段，如鴛鴦者早已看透了把戲伎倆。

古代小說頗為常見的“婢作主人”情節既遭顛覆式書寫，那么“鴛鴦的拒絕”也便成為對于違背志意而貪圖富貴，以致利欲熏心的人生道路之否定，系以實際行動避免來路不正的身份變遷、上下易位的具體選擇。

三、探春的難題：母親為老不尊奈若何

賈探春在紅樓諸人物中的關鍵意義，包含她是全書倫理敘事所塑造的少數清醒者之一。各種重要倫理遭到破壞，綱常解體，道德淪喪，正是賈府沒落的內部原因。對此，探春不僅“呼吸領會”（魯迅評寶玉語），更加了然于心。她的類似“百足之蟲”“烏眼雞”這樣一些言論，直接捅破了乍看去還屬溫情脈脈的闔府倫常的窗戶紙。

楊福源制木板年畫《探春吟句》

至于趙姨娘和探春之間存在扭曲的母女關系，歷來的研究者都較為重視，若考慮其中的學術空間，則尚有待于完整、深入地揭示人性在特定環境中的復雜性，或借用西方境遇倫理學的觀點，謂之展現具體情境中的倫理關系樣貌，是為《紅樓夢》倫理敘事的第三處景觀。

在偌大的榮、寧二府中，作為賈政小妾的趙姨娘，竟然被自上而下視為“過街老鼠”。第二十五回說及賈環燙傷兄長，給自己和娘親惹下禍事。當時鳳姐便有意無意地提醒王夫人，應該追究“罪魁禍首”趙姨娘的責任。

黛玉房內小丫頭雪雁眼中趙姨娘是何等的人物，也在是書描寫的奴仆階層中很有典型性。第五十七回通過她對紫鵑問題的答話，趙氏那矯情任性、到處討嫌的形象，可謂躍然紙上。

電視劇《紅樓夢》中蘇秋冬飾演趙姨娘

其人看似慣于算計，其實往往被輕易瞧見肺腑，想要占人便宜或者有所圖謀，卻總是弄巧成拙，惹人發噱。似乎除了不爭氣的兒子賈環，趙姨娘就沒有至親和死黨。唯一找來的幫手，也是貪財無厭、居心叵測的馬道婆。

這里自然要涉筆賈家的三姑娘。芒種節餞花會那天，因寶玉出門逛廟會，探春就托他購買些民間小工藝品。作為酬謝，她答應為其做一雙鞋。沒想到，這到了趙姨娘那里，也成了女兒厚此薄彼，不關愛賈環的一項“罪狀”。

結果探春在寶兄弟面前，毫無掩飾地吐露她對生母的看法：“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么想，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第二十七回）

至此，趙姨娘在長輩、同輩與晚輩之中，都只得到了劣評。面對正房太太、親生閨女，甚至仆婢群體，其人走到哪里，非議輕鄙與埋怨不滿的聲音，似乎就跟到了哪里。

縱覽全書回目，前八十回中罕見地以對舉并列的兩組倫理關系——即庶母女（包含甥舅）與主仆為中心，來構思、設置回目者17，就是第五十五回“辱親女愚妾爭閑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了。

這與后四十回多處以此類倫理意味濃厚且上下句對稱的回目，凝練地反映賈家命運升降，或者交代人物結局的做法，實有心思、用意方面的區別：

第八十八回“博庭歡寶玉贊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仆”

第一百一十一回“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夭招伙盜”

第一百一十八回“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癡人”

《中國古典小說敘事倫理研究》

并且，本回倫理敘事之集中頻密，在全書亦深具代表性。我們以為，該回開篇寫深宮之行孝，為下文趙姨娘—探春母女身上的孝道爭議作映襯。

隨著后文的鋪敘，小說逐步拋出一個倫理疑難問題——當人物置身長輩為親不賢、為老不尊的情境，應該如何自處？作品系以趙姨娘兄弟趙國基的去世作為引線，觸發如何從慰問禮數與安葬銀錢方面加以處置的一系列情節。

引起倫理關系變動乃至緊張的過程，凸顯了《紅樓夢》人物塑造的功力，避免了膚淺的夸張和概念化，而能夠揭橥人性的豐富含義，和人性在不同生活狀態中，表現出來的復雜情形。

趙姨娘一廂情愿，要拿甥舅關系壓人說事，誰知探春不為所動，反唇相譏。對此當代有這樣的聲音認為：

探春把王夫人的兄弟稱為舅舅，這是一種不成文的習慣叫法，無論什么家庭，一律要求庶出子女視父親的正式夫人為嫡母。只有嫡母的親屬，才能夠成為父親家庭的正式親戚，擁有正式稱謂，如姥爺、姥姥、舅舅、姨、表舅、表姨等。而姨娘的父母兄弟姐妹，則沒有這樣的名分，也就沒有類似的待遇。因之，探春不承認生母趙姨娘的兄弟為自己的舅舅，一點也不過分，如果她認了，反讓人奇怪，有悖于當時的家庭倫理文化的背景。[18]

《啟功給你講紅樓》

沿著此種思路，我們足以借助倫理文化的視域，展現人性在特定環境中的復雜性。探春的言行，折射的主要不是她想攀高枝的心理，而是自身在大家族之中所處的位置，所迎來送往面對的人際尤其親緣關系。

基于同樣的理由，張同勝也指出，賈探春只認得賈政和王夫人、斥責生母趙姨娘、不認親舅趙國基以及對胞弟賈環也頗冷淡的倫理敘事，是由她的“倫理身份”所決定的。[19]

從剖析人物心理出發，進入到二人性格、精神、價值觀等深層沖突，李希凡（1927-2018）的研究觸及問題實質：

其實，探春恰恰是太“知道”偏的庶的，太在乎自己是姨娘生的了。偏生這親娘實在不爭氣，總讓她這做女兒的含羞蒙恥。久而久之，極度自尊的她就對生母滋生出異常的冷漠和厭惡，表現得近乎偏激、刻薄。

由喪葬費引發的這番爭吵，是這對冤家似的母女的一次靈魂的交戰，是她們郁積很久的矛盾沖突的總爆發，滲透著錯綜復雜的宗法社會及家族內部的深層矛盾，深刻而生動地描繪了她們的尖銳的性格沖突，展示了她們思想觀念、感情境界的截然不同。[20]

結合《紅樓夢》的評論資料，注意到作品問世以來的閱讀史上，矛頭對準探春非孝進行指摘的聲音，可說是不絕于耳。

《紅樓夢劉履芬批語輯錄》

劉履芬手批《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以為做女兒者，“正色疾言，無一相讓；生我之恩，同于陌路。未可為訓。”[21]

陳其泰的《桐花鳳閣評〈紅樓夢〉》也提出：“趙姨娘固不堪，奈是探春生身之母，若偏私護庇，自非當家所宜。而言語之間，總當存母子體統。今欲見己才，而大肆咆哮，亦思生長鞠育之為何人耶？”

在陳氏看來，“此等語只可悄悄勸諫，何得于大眾之前詆辱之。”[22]看似獻出公允之論，其實詬病探春的道德傾向昭然若揭。

相較而言，倒是成書于同治辛未十年（1871）的青山山農《紅樓夢廣義》，里面包含一些獨到的認知。說者充分肯定探春“以大義為重，自不得稍顧私恩”[23]，體現出其站在整個家族的立場之上。

《紅樓夢廣義》

肯定探春倫理選擇的一方，主要理由是她舍棄生母胞弟，而果斷站在王夫人、寶玉一邊，不僅關乎嫡庶之分，也涉及善惡、美丑、是非之分，因而具備相當的合理性。換言之，探春的這種傾向與選擇，其實是遵循“生活邏輯”的。其基本依據“符合現實生活的社會條件、價值觀念、人物言行、事件發展等方面的人情事理”。[24]

推究探春本人的倫理觀念，其中一項重要內涵是嚴明主仆之分，劃清各自的地位界線。第六十回規勸母親趙姨娘不要跟芳官等小丫頭一般見識，應恪守凌駕其上的身份，就反映其思想意識中主仆之間的名分、等級，有清楚不可逾越的鴻溝。

然而，以是非道義而非宗法親疏作為衡量、處理人事的準則規范，就這點來說，探春與趙姨娘母女的沖突不和，再次印證著《紅樓夢》令上下位的倫理身份迎來考驗與挑戰的情節類型與人物關系模式。居高位者未必天然擁有道德優勢與話語強權，而輩分低且行事正者反倒更能贏得旁觀之人的尊重同情。

一切事物正當與否完全取決于境遇——這是基督教倫理學家約瑟夫·弗萊徹（Joseph Fletcher）強調的觀點。境遇倫理學（Situation Ethics）認為，現代科學發展所產生的新道德問題，已經不能從現行道德原則和已有倫理學概念出發，人們需要靈活對待、分析道德。[25]

受此啟發，比照前現代社會特別是思想史所謂超穩定結構下中國小說的倫理敘事，我們同樣可以從倫理情境、境遇，而非道德誡律的角度，重新思考類似探春-趙姨娘這樣的人物關系。

《美善相濟：古典小說的倫理敘事》

余 論

“凡是閹割了藝術的生命，抹殺了文學作品的特點，那方法都是錯誤的。”吳組緗先生曾經倡導紅學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從人物形象的研究著手”，其具體內涵包括：

研究眾多人物主次從屬的關系，研究眾多人物形象的特征，研究眾多人物在矛盾斗爭中的地位和彼此間的關系，研究人物性格的形成和發展，研究作者在處理上所表現的態度或愛憎感情等等。[26]

前文以點帶面、移步換景，相繼觀賞了《紅樓夢》倫理敘事的三處風光。其間重要看點，就在于把“眾多人物在矛盾斗爭中的地位和彼此間的關系”，作為考察的一個重點。

我們主張將“關系向度”視為中國古典小說“倫理敘事”內涵之核心，因其綰合了人物關系（來自小說本體）與倫理關系（奠基于倫理文化土壤）兩端。

《明清小說倫理敘事研究》

若再以主仆倫理為例，首先，小說誠然重點刻畫了部分奴仆欺凌主家的傾向與事實。第五十五回“欺幼主刁奴蓄險心”的部分，引來脂硯齋批語，謂探春“暫代數月，而奸奴蜂起，內外欺侮，錙銖小事，突動風波，不亦難乎！”

其中探春與吳新登媳婦和李紈的一番對話，在當代學者眼里，凸顯“這宗法貴族之家日常生活中的深刻、復雜的矛盾沖突而且顯豁蘊含在對話背后的無言的心智較量。”[27]

其次，通過人物行止來嚴明主仆等級、差距的側面，同樣包孕于書中。

第五十四回通過賈母與王夫人的對話，讀者知曉襲人母親去世，守孝本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作為主子的賈母對其仍有職事方面要求。這提示我們思考倫理選擇與主仆階層的關系，易言之，遵守倫理規范時必須考量先后去取的問題。

隨后第五十八回，園中一婆子以芳官干娘自居，出言不遜，要打芳官。襲人則讓麝月以言辭對其彈壓、“震嚇”，后者的理由便是“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得罵得”，不能“越老越沒了規矩！”

最后，回到本文拈出的情節類型與人物關系模式，“上下易位”在第四十五回李紈為平兒打抱不平而少見地大段說話，也有所反映。

她批評鳳姐：“你今兒又招我來了。給平兒拾鞋也不要，你們兩個只該換一個過子才是。”結果是“說的眾人都笑了”，也側面顯示眾人對此的以為尋常。

第五十五回平兒直接以“你”“我”，稱呼主母鳳姐與自己，這清晰而強烈地折射全書借助人物稱謂反映禮法尺度與人物關系的寫作特色。

同樣，第三十一回晴雯譏刺襲人口中用“我們”指代她和寶玉，是由于怡紅院里主與仆的地位差距貌似也被抹平了。

電視劇《紅樓夢》中晴雯劇照

其實晴雯自己，不也因為直呼寶玉名字，惹來墜兒母親指責，又引發她和麝月的反擊么（第五十二回）。

借混同稱呼來彰顯倫理親密的手法，在第四十九回還有更加顯豁的運用：

此時大觀園中比先更熱鬧了多少。李紈為首，余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云、李紋、李綺、寶琴、邢岫煙，再添上鳳姐兒和寶玉，一共十三個。敘起年庚，除李紈年紀最長，他十二個人皆不過十五六七歲，或有這三個同年，或有那五個共歲，或有這兩個同月同日，那兩個同刻同時，所差者大半是時刻月分而已。連他們自己也不能細細分晰，不過是“弟”“兄”“姊”“妹”四個字隨便亂叫。

如果聯系《水滸傳》第七十一回鋪敘梁山英雄大聚義時，“八方共域，異姓一家”，并且“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自當有更深入的理解。[28]

果禪繪《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將全圖》

這種拋卻社會階層高低、職業貴賤與倫理輩份長幼的待人方式，其產生原由，顯然不僅出于“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倫理理想，同時也有賴于居下位者道德品性的閃光。

《紅樓夢》后四十回不乏此方面人物事例。男有包勇，“雖是新投到此，恰遇榮府壞事，他倒有些真心辦事，見那些人欺瞞主子，便時常不忿”，終而指責負心薄情的賈雨村，協助匡扶賈家的亂局（第一百零七回）；女有劉老老，她面對“舅兄欺弱女”——王仁、賈環謀算將巧姐嫁給外藩郡王做妾以圖發財的危情，在鄉里藏人，將巧姐拯救于水火（第一百一十九回）。

能夠正視、發掘、光大底層民眾這種金子般的品質，正可謂作家及其續作者倫理觀念中超越時代局限的因素，應當說，其中也透露些許現代性的消息。

段江麗闡述《紅樓夢》中傳統家庭倫理的兩種變奏方式之一，是“超越等級秩序的情義”。她明確提出，將賈府主仆關系放在傳統家庭倫理關系中來看，固然有壓迫與被壓迫的一面，但也不乏超越等級秩序的情義，這樣的關系典型地表現在賈母與鴛鴦、鳳姐與平兒、黛玉與紫鵑這三對主仆身上。[29]其思路、觀點對我們的研討，頗具補充意義。

《紅樓人物家庭角色論》，段江麗著，遼寧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版。

總之，從“關系向度”的視角觀察，不論是賈寶玉之平視友人，深情厚結，還是賈探春甘冒不孝惡名而違逆到處惹事生非的生母，又或者金鴛鴦寧愿終身不嫁也矢志堅拒老而無行的賈赦，《紅樓夢》耐心、精心且細心地展現了對于上下位倫理關系變動甚至互換的興致，從而為萬千讀者活畫出一道道有關倫理敘事的旖旎風景線。這既具體而微地承載著傳統文化倫理本位的主題，更以文學的方式，交出了一份人性求索與拷問的答卷。

注釋:

[1]曹雪芹著，無名氏續，程偉元、高鶚整理，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頁。本文引用《紅樓夢》作品正文，皆據此本，不再一一出注。

[2] 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29頁。

[3] 曹雪芹著，脂硯齋評，吳銘恩匯校《紅樓夢脂評匯校本》（下），清華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978頁。本文所引脂硯齋評語皆出此本，其后不再做注。

[4] 趙永剛《從五倫到六倫：論<紅樓夢>對儒家人倫思想的繼承與拓展》，《深圳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

[5] 翟學偉《人倫、恥感與關系向度——儒家的社會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3、22頁。

[6] 《成都教育學院學報》，2004年第6期。羅璞的完整論述，又見于他2001年在四川師范大學完成的碩士論文《賈寶玉與明清之際士大夫倫理道德研究》。

[7][8][26]原載《北京大學學報》1956年第4期，收入吳組緗著，劉勇強編《<紅樓夢>的藝術生命》，北京出版社2020年版，第79-80、101、69-70頁。

[9] [清]隨緣下士編輯，于植元校點《林蘭香》，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頁。

[10] 《通天樂》第九種《下為上》。[清]石成金編，鐘林斌校點《通天樂》，《中國古代珍稀本小說》（1），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頁。

[11]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基本理論與術語》，《外國文學研究》2010年第1期。

[12]發表于南京大學文學院主辦《文學研究》第6卷第1期，2020年6月。

[13]具體論述參見拙文《古代小說中的凝視與回眸——從<紅樓夢>談起》，《紅樓夢學刊》2018年第4輯。

[14]黃霖編著《歷代小說話》第二冊，鳳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780頁。

[15][16][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11、67頁。

[17]除此而外，當推列藏本第十八回作“隔珠簾父女勉忠勤 搦湘管姊弟裁題詠”。

[18]啟功《啟功給你講紅樓》，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6頁。

[19]張同勝《<紅樓夢>中賈探春的倫理身份論略》，《紅樓夢學刊》2015年第2輯。

[20]27李希凡、李萌《“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須眉”——賈探春論》，《紅樓夢學刊》2006年第2輯，收入《不惑之獲——<紅樓夢學刊>40年精選文集（第二卷）：思想藝術·人物評論》，文化藝術出版社2020年版，第431、433，425頁。

[21]曹雪芹著，陳文新、王煒輯評《紅樓夢》（百家匯評本）（上），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377頁。

[22] [清]陳其泰評，劉操南輯《桐花鳳閣評〈紅樓夢〉輯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171頁。

[23]光緒二十八年（1902）味青齋校刊本，引自黃霖編著《歷代小說話》第三冊，鳳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1153頁。

[24參見張平仁、孫旭《矛盾與平衡：〈紅樓夢〉中的生活邏輯與藝術邏輯》，《紅樓夢學刊》2024年第1輯。

[25]約瑟夫·弗萊徹著，程立顯譯《境遇倫理學——新道德論》之《前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

[28]施耐庵著，郭皓政輯評 《水滸傳》（百家匯評本）（下），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575-576頁。

[29]段江麗《結語：<紅樓夢>與傳統家庭倫理》，《紅樓人物家庭角色論》，遼寧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85-3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