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工撞破女老板偷情，意外揭開敵特陰謀，公安機關順勢一網打盡

1949年4月22日，蔣介石在杭州筧橋航校召集李宗仁、白崇禧開軍事會議。

眼見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突破長江，南京已經被兩路大軍合圍，情知不能守的蔣介石隨即命令在場軍政高官，要他們在浙江境內組織一道堅固的防線。

不久之后，何應欽在西湖邊的勵志社召集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杭州市長、浙贛鐵路局局長等人開會，除要求在杭州的國民黨黨政機關后撤外，還定下了一條頗為惡毒的方案——炸毀錢塘江大橋。

錢塘江大橋橫貫錢塘江南北，是連接滬杭鐵路、浙贛鐵路的交通要道，炸斷錢塘江大橋，就可以阻斷解放軍的追擊之路。

蔣介石過去就曾這么干過。

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11月日軍從杭州灣登陸，戰局急轉直下，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當即下令：

“如果杭州不保的情況下，就炸毀錢塘江大橋，阻止日軍北上。”

當時，錢塘江大橋才剛建成，不得已之下，錢塘江大橋的設計者茅以升親自主持炸毀了這座剛剛建成的橋。

時隔十幾年，錢塘江大橋再度遭逢厄運，只不過這次成了阻擋人民解放軍南下，真是和氣諷刺，好在中共地下黨、時任杭州市委書記的林楓聽說了國民黨當局企圖，通過做負責炸橋的國民黨軍工兵營的工作，采取了減少安裝炸藥量的辦法來保橋，使得這座歷經苦難的大橋終于保了下來。

不過，至解放初期，國民黨當局仍然數次籌劃破壞錢塘江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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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0日，解放軍突破長江天險后，第三野戰軍第七兵團奉令急進，其中兵團下轄的地21軍負責解放杭州，其中第六十一師攻市區，第六十二師搶占錢塘江大橋，第六十三師保障側翼。

至5月3日拂曉，六十二師控制了錢塘江大橋，并挫敗了國民黨當局企圖炸橋的計劃。

此后，錢塘江大橋成為我南下大軍的生命補給線。

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駐舟山的國民黨軍時不時的派出飛機轟炸錢塘江大橋，盡管有我高炮部隊嚴陣以待，但錢塘江大橋還是遭到了不小的威脅。

一次空襲過程中，有兩枚炸彈落在了大橋的5號橋墩附近，雖然沒有炸塌了橋，但卻造成了5號橋墩輕微受損，為了搶修大橋，杭州有關方面組織了一支由民兵組成的搶修隊，對5號橋墩進行搶修。

國民黨當局見舟山的飛機無法對大橋造成破壞，于是就暗中派出了特務，伺機進行爆破破壞。

1949年12月底，杭州市公安局從錢塘江入海口查獲了一條走私船，解放軍從這條走私船上，逮捕了一名國民黨保密局潛伏的特務，從此人身上搜出了一封保密局浙江站少將站長，浙贛鐵路警務處少將處長毛萬里寫給一個代號為“502”特務的一封信：

“立即按第二套方案開始行動。”

圖|毛萬里

根據審訊，特務交代出信中所稱的“第二套方案”，就是對錢塘江大橋進行爆破破壞，以便于遲滯或者阻止人民解放軍繼續南進。

毛萬里這個人是毛人鳳的胞弟，在杭州解放前，他就從杭州逃出，后來滯留在舟山，繼續指揮保密局特務對我軍后方進行破壞。

考慮到事態比較嚴重，杭州市委、浙江省公安廳要求杭州市公安局在駐杭州的第七兵團保衛部門協助下，盡快破獲此案，確保錢塘江大橋不被破壞。

不僅如此，市公安局還每天派人到錢塘江大橋，對護橋部隊以及民工隊反復傳達上級的指示：

“由于舟山國民黨空軍的飛機無法達到破壞大橋的目的，他們已經命令潛伏在杭州的特務進行人工破壞，大家提高警惕。”

也正因為如此，隔了沒幾天功夫，就有民工隊的一名橋工蕭江到負責大橋附近地區社會治安的閘口派出所舉報，聲稱自己發現了可疑的情況。

2

1950年1月初某天晚上，蕭江在結束了夜班工作后，返回距離大橋不遠的臨時住所休息。

根據蕭江的描述，當他走到與大橋相連的大通橋街頭，聽到了前面傳來敲門聲，一個身穿淺黃色軍裝的人敲響了位于大通橋街5號小雜貨店的門。

蕭江對這個小雜貨店并不陌生，因為他自從參加民工隊以來，就經常和工友們在這個雜貨店買東西，對雜貨店老板家的情況也比較熟悉。

這個雜貨店的店主名叫余斌，根據店主的說法，他們這個雜貨店原來設在市里的城頭巷，說是因為城里生意清淡才搬到這邊來的。

不過，余斌將雜貨店搬來以后，并沒有用心經營，而是在在閘口炮車站找到了一份工作，十天半月才回家一次，小店就交給了他的妻子操持。

也就是說，在當天晚上，雜貨店里實際上就只有老板娘一個人。

那么深更半夜，這個身穿軍裝的人為何會出現在這里。

幾乎就是在一剎那，蕭江立馬起了疑，這個身穿軍裝的人，深更半夜鬼鬼祟祟的出現在這里，不是亂搞男女關系，就是在籌劃其他什么事兒。

蕭江想起來白天公安局派人來傳達上級指示，覺得應該把這件事情弄清楚，于是他就躲在距離雜貨店不遠的墻角。

大約兩個小時后，那個身穿軍裝的人才小心翼翼的從雜貨店中走出，只見他左右看了一下，見四下無人，悄悄又向江邊走去。

蕭江借助著昏暗的路燈，認出了這個人：

“這不是江邊巡邏的解放軍107艇的副艇長陳細皋嗎？”

原來就在駐舟山的國民黨軍轟炸錢塘江大橋后，負責守橋的第七兵團部隊首長為了加強保衛，除了岸邊布置的一個營的兵力外，還特意增調了一艘炮艇專門負責大橋上下游水面的守衛。

蕭江所在的搶修大橋的運輸船和107炮艇平素都是停靠在大橋上游一個簡易碼頭，平時抬頭不見低頭見，彼此都很熟悉。

為了避免認錯，蕭江又跟著走了一段，一直看到這個穿著軍裝的人上了江邊一艘炮艇，他這才確定，自己沒看錯人。

蕭江知道解放軍部隊紀律的嚴格性，而眼前這個人鬼鬼祟祟，擺明了是有什么問題，思來想去，他還是決定到派出所匯報這件事。

這天上午，杭州市公安局的社會處處長方劍和助手小馬正好來閘口派出所檢查布置工作。聽到了蕭江的話，頓時就上了心。

聽了蕭江的匯報后，方劍立馬返回市局，對掌握的線索進行了梳理。

原來，這個107炮艇原屬于國民黨海軍第一艦隊炮艇第二大隊第四中隊，渡江戰役后，這艘炮艇在安徽大通縣境內被迫起義，小艇上一共有四人，分別是艇長潘長裕，副艇長陳細皋，輪機手蔣榮欽和駕駛員何法寶，都是起義的原國民黨軍。

1949年8月，107炮艇被抽調來參與大橋水面保衛任務，歸守橋部隊第三連指揮，不過艇上的事務因為專業性比較強，第三連并沒有過多干預，平素都是由艇長說了算。

杭州市公安局對107炮艇的情況展開調查，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這個副艇長陳細皋和雜貨店女老板凌鐵桃私下里幽會已經不止一次兩次，而且很多人都知道。

早些時候，雜貨店的老板余斌就讓妻子凌鐵桃多和艇上的官兵多走動，并為艇上的官兵漿洗縫補衣服。時間一長，107炮艇上的四人對這個余老板自然是感激涕零。

凌鐵桃當時年僅28歲，雖然已經嫁人，但仍風韻猶存，凌鐵桃平素也有意無意的賣弄風騷，惹得107炮艇的四個人都是心潮澎湃。尤其是陳細皋：

“余老板和老板娘挺夠意思。”

這四個人畢竟都是原國民黨軍起義過來的，而且從某種程度來講，他們都心不甘情不愿，因此當著余斌的面，常說我黨我軍的壞話。

1949年11月以后，余斌因為工作原因經常不回家，這無疑給了陳細皋機會，一來二去，終叫他給得手了。

一直到后來無意間給蕭江撞破了。

方劍掌握了這個線索后，懷疑余斌就是那個代號“502”的特務，特意調了一批市局存放的檔案，才發現這個余斌的不凡之處。

余斌是浙江蕭山人，1946年就進入國民黨國防部新聞訓練班第三班分班受訓，畢業后加入蔣經國系統的特務機構，解放前夕在杭州任國民黨“青年救國團”少校參謀。后來經過審訊特務得知，余斌此人解放前就是國民黨保密局特務浙江派系中的一員，還是少壯派的中堅之一，一貫仇視共產黨和解放軍，而他的頂頭上司就是毛萬里。

盡管能夠查實這個余斌與國民黨當局特務有關，但以上這些畢竟都是舊檔，畢竟當時剛解放不久，同國民黨當局有聯系的人很多，不能把這樣的人都抓起來。

余斌在解放后，十分老實本分，期間與妻子凌鐵桃開了一家雜貨鋪為生，平素也沒有什么出格的行為，沒有辦法證實余斌是國民黨保密局潛伏的特務。

唯一能夠確認的是，107炮艇上的幾名起義人員行為都有可疑之處，因此杭州市公安局特意與守橋部隊打了招呼，將重點都放在這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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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橋部隊在接到閘口派出所的消息后，對107炮艇的情況已經上了心，還準備派一名懂技術的人員進炮艇。

巧的是107炮艇的艇長潘長裕因為肺結核的緣故，當時已經被調離炮艇在醫院養病，組織上趁此機會，將那名同志安插在炮艇上。

陳細皋這個人并不是職業的間諜出身，他根本就沒有察覺，組織上已經懷疑他，那名潛伏的同志上了船以后，一頓酒的功夫，兩三句話就把陳細皋的底細套了出來。

原來107炮艇已經完全被敵特組織收買，參與到了炸橋的行動中，而收買107炮艇的不是別人，就是余斌夫婦。

就這樣，杭州市公安局掌握了敵特收買107炮艇準備炸橋的所有內幕。

1950年10月24日，閘口火車站報告杭州市公安局，稱有一名神秘人物接觸了余斌，兩人在附近一家飯店里還吃了飯。

巧的是，當時杭州市公安局也接到了消息，稱一個叫左利斌的國民黨特務于近期潛往杭州一帶活動，行蹤不明。

方劍調閱了余斌的檔案后發現，余斌此人有一個叫左利斌的親戚，兩人是連襟，左利斌在解放前曾在國民黨聯勤總臺13臺任主任，后來南京解放前夕，國民黨當局從南京撤退，左利斌被任命為偽總統府電臺室主任與特密組長，是中統特務，此人后來隨國民黨當局撤退到了臺灣。

方劍懷疑，這個和余斌見面的人就是左利斌。

同年10月29日，杭州市公安局召開了案情通報會，會上講了已經掌握的107炮艇和余斌的情況。方劍建議，對余斌暫緩抓捕，利用他吊出左利斌。

考慮到事態緊急，方劍也顧不上危險，他決定化妝成毛萬里派來的特務冒險和余斌接頭，并冒充毛萬里寫了封假的信給余斌。

余斌一看信上就是毛萬里的字跡，也很干脆的就承認，自己就是“502”。

這下也不用藏著掖著了，杭州市公安局通過余斌順藤摸瓜，把所有受命潛伏到杭州的特務一網打盡。市公安局后來經過審訊后，大致還原了所有事情的經過。

1949年5月，浙江蕭山解放前，余斌只身逃脫，至舟山定海后遇到了自己的頂頭上司毛萬里，在毛萬里指示下，余斌被任命為國民黨浙江“人民反共救國軍突擊支隊”支隊長兼偽蕭山縣副縣長，代號“502”，潛伏在杭州伺機搞破壞。

當時，杭州已經獲得解放，全市曾掀起一股聲勢浩大的抓捕敵特的運動，余斌因為始終沒有接到指示，始終沒有活動，所以成了漏網之魚。

事實上，杭州市公安局1949年12月截獲的保密局的信，就是給余斌的。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后，在臺灣的國民黨當局意識到這是一個機會，于是命令潛伏在內地的特務伺機而動，配合反攻。

當時，余斌雖然沒有接到指示，但心思早已經活泛開，為了立功，他聯系了另外一名潛伏在閘口火車站當司機的特務孫秀。

孫秀本來有自己單獨的任務，他是負責獲取地面目標信息，以便于國民黨空軍轟炸，更重要的是，他掌握著潛伏在上海國民黨地下電臺，能夠接到臺灣方面的新的指示。

和正因為如此，幾乎就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同期，余斌就接到了在臺灣的毛萬里發來的指令：

“尋找機會，適時對華東鐵路的樞紐錢塘江大橋實施爆炸。”

當時，余斌已經利用凌鐵桃，把107炮艇上的陳細皋等人掌握的差不多了。后來經余斌一再金錢收買，陳細皋同意了他的計劃，準備利用107炮艇對錢塘江大橋實施爆破。

有意思的是，也是在這個時候，原屬中統特務的左利斌也聯系到了余斌，一聽他籌劃了一個爆炸案，立馬也動了心思，他建議余斌甩開毛萬里系統，和他聯手單干，到時候由他們兩人單獨上報，借此獨攬功勞。

余斌考慮再三，最終同意了左利斌的建議。

恰好這時方劍偽裝成毛萬里的手下與余斌聯系，余斌嚇了一跳，還以為自己私底下與左利斌的謀劃已經暴露，情急之下，也顧不上辨別方劍的身份，這無疑也給了方劍機會，令他能夠將這批特務一網打盡。

不久之后，孫秀在上海被捕，并起獲了國民黨潛伏電臺一部，107炮艇上的四人也在隨后被公安機關控制。

1950年12月21日，杭州市公安局埋伏在107炮艇周邊的公安干警成功捕獲了來送炸藥的左利斌，當天夜里11時，尚不知情的余斌在閘口火車站宿舍被我公安干警從被窩里揪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