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會上，想要上廁所怎么辦？

朝會上，想要上廁所怎么辦？去還是不去？

這個問題，我們后邊來回答，先來說說明朝的朝會。

1、明代的朝會制度

三更時分，北京城的街巷還沉在墨色之中，各門各戶卻已窸窸窣窣亮起燈火。穿戴齊整的官員們魚貫而出，哈著白氣，在星月未退的時辰向皇城挪動腳步。這不是趕集，不是夜游，而是大明王朝每日雷打不動的早朝——一場持續了276年的政治儀式，一場從開國時的雷霆萬鈞逐漸淪為疲憊形式的漫長戲劇。

這一切都始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執念。這位出身微末的帝王，見到元朝因君臣隔絕、權臣蒙蔽而崩塌的結局。元代的朝會極其簡略，每日宰執入寢宮延春閣延春閣或者其他別殿奏事，能面見皇帝的只有中書省、御史臺等兩三位大臣以及禁軍、近侍數人而已——這種方式嚴格意義上并不能稱之為朝會。朱元璋將這種“接見過窄”的體制，視作元政失敗的重要教訓，決心創立一套截然不同的規矩：皇帝必須日日面見群臣，事無巨細皆需公之于朝堂。

朱元璋設計的早朝制度可追溯到明朝建立以前，其在金陵稱吳王不久便開始舉行朝會，這標志著他從依附龍鳳政權走向獨立自主的實質一步。明初的上朝禮儀，由禮官儒士雜考前代遺制而成，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朝會制度。

洪武年間的清晨，奉天門外便出現了這樣的奇觀——上千名官員按品級肅立，從邊疆軍報到民間瑣事，須在御前逐一陳奏。朱元璋親坐朝堂，時而詢問經史，時而裁決刑獄，甚至當場提拔或斥責官員，甚至連民間農具采買等事務也要一一過問。更有甚者，守衛皇城官軍搜檢出被盜內府財物，也要引到朝門由皇帝親自發落。這種無論大小、公私之事皆在朝堂陳奏、處理的做法，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空前絕后。

朱元璋的這些做法確實符合他的一貫風格與治國理念。一方面，出于對遭受蒙蔽的強烈警惕，他建立通政司以確保奏章暢通無阻，直達御前；廢除丞相制度的導火索，也正是因占城使者來朝而自己竟然不知——這類事件進一步強化了他對信息透明的執著。另一方面，貧苦的出身使他始終深切關注基層民生與民間疾苦。例如，他明確要求各地屯田官員必須按時呈報農情：五月報禾苗長勢，七月報糧食結實情況，十月則上報實際收成。這種一年三報的制度，正是為了切實掌握糧食生產與儲備的真實狀況，將他對民間細節的重視轉化為制度性的督察。

如果朝堂僅僅是處理政務的場所，也算合理，但朱元璋的獨特之處在于，他還將朝會同時視為推行教化、宣示治國理念的平臺。他特意安排民間有德之士入朝觀政，使百姓親見朝廷運作；對于那些襲爵后難以稱職的功臣子弟，朱元璋也要求他們參加朝會，既學習禮儀規范，也親身領會他的執政思路與治國要求。

而朱元璋本人對于朝會也是極為重視。根據記載，他“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也就是是說他凌晨1點到3點之間起床，在天還沒有亮時就已經在朝堂上舉行朝會了。

皇帝如此勤政早朝，官員們自然不敢有絲毫懈怠。為便于參加朝會，他們多在皇城南側擇屋而居，以致東西長安街一帶成為朝官聚居之地。如同皇帝一樣，官員們也在東方未明之時便趕至皇城，但此時尚不能直接入殿，需先在宮城內的朝房中靜候——這一等候上朝的過程，被稱為“待漏”。在漫長的待漏時光中，甚至衍生出了獨特的“待漏文化”，包括待漏文學與待漏繪畫等相關創作。待漏文學中最負盛名的，當屬宋代王禹偁的《待漏院記》。而待漏圖則是肖像畫中一種特殊題材，描繪官員等候上朝時的情景，旨在捕捉像主躊躇滿志的精神面貌，成為官員或其后人借畫像進行政治彰顯、炫耀的方式，曾在官場廣泛流行。

宮門的開啟自有章法。按照天順元年的規定，午門上先會打鼓，第三通鼓響，先開二門放官軍和旗校入內，百官則赴掖門前排隊，等候鐘鳴之時開門。然后文武官員分兩班入朝，文臣由左掖門，武將由右掖門，每個上朝的官員都會看到一個大木牌，上面用朱漆寫著“官員人等說謊者斬”。入內后，先于金水橋南依品級站立，候鳴鞭，各依次過橋，抵達奉天門前，文為左班，武為右班，在御道兩側相向等候。官員們入內的過程中，會見到有六頭大象分列左右——這還只是常朝時期，如果遇到大朝會，所用大象更多。

待到皇帝安座后，左右兩班齊進御道,皇帝和大臣們終于見面了。

洪武十年，北平按察使劉崧任職滿三年，南下進京接受考核。他寫下了《朝會紀事》一文，詳細記載了當時的朝會情況：中書丞相胡惟庸、大都督府官員毛某、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寧皆先行入內，文武百官跟隨其后。隨后儀禮司正引導官員們列隊，沿宮門右側西側門進入奉天門，又從門內右側小門進至奉天殿下，在丹墀西側依次排列等候。不久，宦官催促召見，方知皇上已升殿。司正與序班引導眾人從大殿右側經西臺階轉向東行，遠遠望見金線刺繡的團鳳扇夾護御座，皇上正南面北而坐。官員沿殿廷西南方向前行，最終在正南方向列隊，面北而立。站在最前的是廉使一人，其次是副使四人，廣西僉事顏繼先、陜西僉事韓宜可等數人與經歷等四十四人，分多排站立，其余人依次在后。奉天殿當時新建而成，土木結構簡樸，尚未精細裝飾。皇上頭戴通天冠，身穿白袍，背靠山字形金漆素木屏風，端坐金椅，椅下鋪著葦席。

關于朝會時官員們的站位，萬歷年間擔任禮部尚書的于慎行有著詳細記載。

上朝時官員分東西兩班站立：西邊是勛貴和皇親，面向東，不和百官排在一起。左班面向西站立，一品、二品在第一排，三品在第二排，四品、五品的京堂官在第三排，太子屬官五品、六品在第四排，翰林六品、七品在第五排，內閣兩房的中書舍人在第六排，這算一段。接下來，六科給事中排第一，吏部官員第二，中書舍人第三，這又算一段。再往后，御史排第一，其他五部官員依次排后。從這里開始，品級和官職就亂得記不清了。右班面向東站立，錦衣衛官員站在最前面，五軍都督府其次，后面是七十二衛的指揮等官——這些人不但站次混亂，連衣帽也常破舊不堪。

叩頭行禮結束后，左班的內閣大學士和右班的錦衣衛長官，可以走上玉陛，站在金臺左右；六科給事中站到甬道左右，面向東西；御史站在甬道左右，面向北。而面向北行禮時的班次是：公、侯、駙馬、伯這些超品勛貴單獨列三排在前，離文武官員的隊伍稍遠。他們后面，文武官員一同上御道，分左右站立：一品、二品為第一排，三品第二排，四品、五品京堂官至翰林史官、庶吉士第三排，科道官和中書舍人第四排。

再往后，六部的郎官順序也很混亂。以前曾按衙門順序排：吏部第一，禮部第二，之后才是戶部、兵部等，所以曾出現過主事站在郎中前頭的情況。后來戶部主事賀邦泰因禮部排前面而上書爭論，朝廷下詔規定：六部郎中并列，員外郎次之，主事再次之，按官品來。但大家習慣了，各衙門官員還是不敢搶在吏部前面站。時間一長，順序又漸漸亂了。

同班站立時還有一些特殊規矩：七品翰林可以站在六品小九卿前面，六品太子屬官可以站在五品小九卿前面，五品太子屬官可以站在五品大九卿前面，講、讀學士可以站在四品大九卿前面，只低于僉都御史、少詹事等。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這些官員雖然品級稍微低一些，但其官職的地位更顯赫。

右班的武臣，本該以都督為首。但從嘉靖朝以來，錦衣衛權勢日重，加上陸炳、朱希孝等人都兼有三公這樣的崇高頭銜，官位在都督之上，所以他們就站在了武班最前面，幾乎與內閣大學士平起平坐。都督們雖品級高，但因錦衣衛受寵，也不敢與之抗衡。萬歷六年，太傅朱希孝去世后，掌管錦衣衛的都只是都指揮等同級官員，卻仍按舊例站前列。后來就引發爭議。禮部因錦衣衛地位尊貴，也難以裁定，最后折中處理：站立時，錦衣衛稍靠前但位置略低，都督稍靠后但位置略高；等鳴鞭行禮結束，錦衣衛長官升站到金臺上，都督這才成為武官行列的實際領頭人。

最后，或許會問：為何朝會的站位規則如此繁復多變？因為在那座殿陛之間，每一寸位置、每一個朝向、每一次順序的調整，從來都不只是禮儀的形式——它是權力結構的體現，是政治秩序的縮影。站位的高下，不僅標志著品級的尊卑，更暗藏著職事的輕重、皇權的偏向以及官場中隱而不顯的博弈。朝會如戲臺，站班如臺詞，無聲之中，已道盡了一個王朝的統治理法與官場生態。

2、朝堂規矩

說完站位，然后進入早朝的核心——奏事。鴻臚寺官唱奏事，各衙門以次進奏。參加朝會的官員如此眾多，又如何排定順序誰先講，誰后講呢？官員們在奏事前，都要預先咳一聲，以表示自己要出來自己要出來上奏了，有時候，因為咳的人多，以至于聲大如雷。

官員在奏事時需使用官方通行的語言，因朝臣來自各地，若用方言土語，恐難互通理解。若真有官員因口音或語言習慣不便直接陳奏，亦不必擔心——通政司與鴻臚寺的官員，可代為宣讀奏疏內容。這樣既保證了朝廷議事不受語言隔閡所阻，也維系了朝會秩序的莊重與效率。

眾多官員在一起，萬一遇到某官員想要拉肚子怎么辦呢？

其實，要上廁所自己去就行了，也并無太大問題，畢竟如果在朝堂之上便溺，就太不雅觀了——這樣的行為會遭受嚴厲的處罰。

在明英宗時期，就有一個真實的案例：刑科給事中曾瑄因為在早朝時在殿前小便失禁，被貶職為福建連江縣主簿。需明白這樣的處罰不是不準上廁所，而是在便溺在朝堂之上。

不要說便溺，就算是有人生病咳嗽，也會影響到朝會的正常進行。試想，官員正在奏事，旁邊一陣咳嗽，朝會頓時就被打斷。所以，如果想要咳嗽者，或者生病者，允許退出班列。如果突發疾病，不能繼續參加朝會，則允許同列官員將他扶出去。

奏對之際，若班列中有官員禮節失當，御史與禮部官員皆可當場舉劾。失禮之舉包括但不限于：如曾瑄此前所為、在朝堂上指點顧盼、交頭接耳、東張西望，以及隨意橫穿御道等——依制，官員奏事時須自班列末尾依序進退，不得僭越穿行。

有一個真實的案例。

給事中張維新是弘治十二年（1499年）進士，京師人。在他任滿受封時，因父親未曾出仕為官，便向朝廷請求讓父親穿戴冠服，一同上朝謝恩。為了慶賀，張維新還特地約了親朋好友，準備好鼓樂，在東長安門外迎接父子倆退朝。

不料他父親在上朝前夜太過興奮，根本睡不著，只在廊下閉目養神。忽聽得朝鐘響起，便慌忙趕入班列，叩頭行禮完畢，又匆匆忙忙向西穿過御道；接著想起還有儀式未完成，竟又轉身向東橫穿御道返回。這一行為被當值的序班發現，立即上前糾察并當庭參奏。弘治帝當即下旨將其拿下，侍衛就在丹墀之下將其拘執，并押至午門外跪候發落，身上的冠服也被當場剝去，散落在地。

而對于這種失儀的行為的舉劾要求當庭指出，不得過后再講。原因很簡單，失禮這類事，如無當場指認，過后則很難復原事情發生的過程。天順三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劉璧、鄭佑、莊歙、戚寧在冬至這天于奉天殿糾察朝儀時，發現中書舍人楊仕俊在侍班結束后不慎失足跌倒。到了當天晚些時候，劉璧等人便上疏彈劾此事。英宗得知后問道：“昨日失儀，為何直到今日才奏報？”隨即下令錦衣衛將涉事人員逮捕審問。

若無失儀之事，鴻臚寺官唱奏事畢，待皇帝歸，百官亦退，各回衙門處理政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