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動人的東北式友情，被這個北京人拍出來了 | 專訪董子健

2019年冬，長白山麓，一條未經標識的林道上，董子健和團隊工作人員駕著車，正勘察外景。這一次，他的身份與責任比以往更多，既是《我的朋友安德烈》的演員，又是影片導演。

陽光明晃晃地照著，大雪毫無征兆地飄落。車子走了一陣，便陷入厚厚的積雪，輪胎不住地空轉。一行人沒處理過類似情況，略顯慌亂，而此時，手機屏幕上顯示“無服務”。他們意識到，想要脫困，只得靠自己。

雪越下越大，天色漸晚，寒意悄然逼近。董子健得拿個主意，那是他面臨的無數個選擇中的一個。他想了想，沿著車轍，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向主路，攔下出租車，借了把鏟子，回去挖了好一會兒，車終于再度駛出。

（圖/《我的朋友安德烈》）

講述這些時，他的語氣里已聽不出什么焦慮，反而帶著一絲奇遇的意味。夜幕降臨，雪短暫停了，他們開車下山，眼前就是“長白山機場”。幾人吃了頓飯，又眼見著窗外的雪花飄了起來。

困住他們的地方，后來成了電影中成年李默與安德烈歸途中的一部分。那場戲中，兩個失散多年的朋友，一個剛剛失去父親，成為沉默的返鄉人，另一個仍是記憶中不羈的模樣。兩人在多年后的相遇，充滿了奇情。

對于首次執導筒的董子健來說，這次陷車似乎是個隱喻。做導演或許就是這樣，處處充滿未知，而有些創作，也往往誕生于偶然。

（圖/《我的朋友安德烈》）

一段時光的結束

導演的夢想在董子健心里埋藏了很多年。真正讓他動心起念的，是雙雪濤的一部短篇小說。那是在拍攝電影《刺殺小說家》期間，他看到了《我的朋友安德烈》原著。董子健很快讀完，合上書頁時，一種復雜的情緒擊中了他。

“首先是被少年情誼所打動，但更多的是，它讓我回憶起了自己的小時候。”小說中的句子讓他印象頗深，“我們都太渺小了，不配與這個時代做對手”。作為文字，這是出彩的，但在他眼中，電影卻不能直接將其作為臺詞。“說出來了就沒意思了，變成某種‘金句’，頂多能讓大家截圖流傳一下。”

他思考的是，如何將時代感用影像而非直白的話語體現出來。與此同時，他又產生了新的問題，原著小說聚焦于少年時期，對主角們成年后的命運著墨甚少。“李默和安德烈這兩個人的未來是什么樣子呢？”這份好奇，成為他改編和延伸故事最初的動力。

拍攝前，他經歷了反復的劇本打磨、尋找投資、勘景等所有新人導演必經的繁瑣流程。直到準備充分，電影才正式開機。開機那天，劇組舉行了簡單的儀式，董子健記得，“天空上飄來無數朵云彩，全是彩色的，所有人都抬起頭，望著天。”

為了將這部作品搬上銀幕，董子健參與了編劇。那也成了一場漫長的自我回溯。

（圖/《我的朋友安德烈》）

“寫這個劇本時，我總是回憶起自己的過去。”記憶并不真切，有些模糊，有些幾近忘卻。他想起的，大多是一些成長的碎片，諸如，“小時候放學的那條路，再或者，早已失散、失去聯系的同學的面孔。”

那些人和事，在創作中逐漸清晰，“寫完這個故事，我把所有小時候的事情好像都想起來了，那時候，我就感覺我的童年終于終結了。”他將私人的體驗和情感，注入到了兩個核心角色之中。

安德烈，那個在小說中近乎天才的少年，在董子健的詮釋中變得愈加真實。而成年后的李默再見他時，幾乎認不出對方。前者似乎未曾改變，后者卻沒有成為小時候渴望成為的那個樣子。

“我們大多數都會變成沉默的人，也許是因為成長，也許是因為我們覺得必須要成熟，事實真的如此嗎？”這個問題，貫穿電影始終，也在董子健的腦中不斷回響。

（圖/受訪者提供）

一個全新的世界

電影拍攝歷時七十多天，從深秋到嚴冬，輾轉鞍山、本溪、長白山等多地。

被問及印象最深的戲份時，董子健的回答：“每場戲，每天，都歷歷在目。”這種“歷歷在目”源于他初次擔任導演的投入，“小到一塊玻璃用紅色還是綠色，大到一場戲的情緒走向，都需要我瞬間判斷并承擔責任，我根據自己的直覺進行了選擇。”

那段時間，壓力是如影隨形的，可創作的快樂也往往會在當中迸發而出。董子健特意提到了兩位小演員，一位飾演小李默，一位飾演小安德烈。前者是素人，從未有過表演經驗，后者是童星，已有不少作品。

（圖/受訪者提供）

“如何讓這兩個孩子在一個語境里表演？”

有時，他的方法是盡量不說太多，“讓他們自己完成”。他相信，演員自發的反應，可能會帶來超出劇本的靈氣。

片中有一場戲，兩個少年爬上一個廢棄工廠的大紅罐子。那場景是在勘景時偶然發現的，充滿了工業廢墟的粗礪感。但在實拍時，導演也不確定最終會呈現成什么樣。

（圖/董子健）

董子健對他們講，你們先往上走，攝影機記錄下了那些時刻。監視器后，董子健仔細看著，他看到了許多東西。有角色的性格投射，一個勇往直前，一個緊張忐忑。他也看到了某種成長的寓言，“他們去登高，走向了某種危險，一定能看到更遠的地方，但是不知道上去會是什么樣子，我覺得有點像我們即將長大的心態，實際上，我們也不知道將去向何處。”

這種擔憂，某種程度上也映射了他在30歲前夕的心境。這部電影拍攝時，他在劇組里度過了而立之年的生日。被問及生日感受，他先是玩笑說“當時太累了，就想睡覺”，繼而回憶起一個細節：那天正巧從鞍山轉場到長白山，他沒有坐上劇組的車，而是自己開了一輛車，獨自前往。那條路通往新的片場，似乎也通向一個全新的、由他自己全權負責的世界。

在電影中，董子健有自己的角色，他飾演成年后的安德烈。那個角色伴隨他從劇本構思到拍攝完成，長達數年，“在我心里太多年了，已經很熟悉了，像是多年老友。”因此，演繹起來幾乎是自然流露，“其實沒有給我太多驚喜。”

更多的驚喜來自其他演員。他很感謝飾演成年李默的劉昊然，“如果我當面跟說謝謝，顯得挺肉麻”，所以在采訪時，他希望能表達出這份感情。他感謝劉昊然在劇組長期的投入、深入的探討以及對他毫無保留的信任。

更重要的是，劉昊然為角色注入了新的生命，董子健覺得，昊然也有很多隱藏自己的部分，有些情緒平日不太會外露，于是他將那些放在了李默身上，那是非常恰當的。”當這種長期的內斂最終在某個情感爆發時刻被打破，產生的反差自然是強烈而動人的。

這些演員與角色間的化學反應，都是他從導演視角獲得的珍貴體驗。過去，作為演員，他只需專注于完成自己的部分；如今，他需要調動、呵護并最終呈現所有演員最好的狀態。“這兩件事，都是我喜歡做的”，他向椅后靠了靠，補充道：“但當導演，面對的問題更多，為了造好那個夢，我不想辜負其他人。”

（圖/受訪者提供）

一次蛻變

講故事之余，董子健也在《我的朋友安德烈》中探索著自己的影像風格。他在影片大量運用空鏡、影子、自然風物等意象去傳遞情緒，而非依賴直接的對白。

對此，他的解釋是，“美學對電影很重要，搖曳的樹影、斑駁的墻面、風中凌亂的草浪，其實可以營造出那場戲的情緒”。譬如，片中，兩個少年親密無間時，影子是交織重疊；當他們即將分別，影子便各自一端，甚至被拉長、扭曲。這些都是他在拍攝時就埋下的心思。

電影的尾聲，還有一場充滿超現實意味的戲：成年李默在歸鄉路上，仿佛看見了少年安德烈的身影。董子健將其解釋為“一種安慰”，“我希望他能帶著一個最后這樣告別的情緒，繼續走完歸鄉的路和以后的生活。”

在手法上，他不愿使用閃回拼接那類方式，而是用意象的蒙太奇，讓觀眾與角色一同走入一個恍惚的、夢境般的心理空間。對于故事背景所處的九十年代東北，他也沒有刻意去渲染沉重。“很多場景它就停留在那里，這么多年沒有改變過。”

勘景時，那些廢棄的工廠、斑駁的家屬樓、空曠的街道，本身就是歷史的承載物。“我只是想在殘酷的或者冰冷的東西里面，多加一層對于童年的濾鏡，我希望它是溫暖的，希望它是浪漫的。”

（圖/受訪者提供）

從二十五六歲時開始構思，到二十九歲開機，三十歲完成，《我的朋友安德烈》幾乎與董子健自身最重要的成長階段同步。于他而言，拍攝過程本身也是一次蛻變。

這段經歷，讓他對電影工業的各個環節有了切身的、全局的理解。電影殺青、進入后期制作，尤其是反復觀看成片時，他心情都極為復雜。剪輯完成，他依依不舍，那似乎在告訴他，這一切就這樣結束了。但很快他又意識到，作品一旦誕生，便擁有了獨立于創作者的生命。而這一生命，即將走入更多人的視野。

（圖/《我的朋友安德烈》）

他對自己這部導演首作的評價是“沒有遺憾”，“拍每場戲，已經做到那會兒能做到的極致了。”說及此處，臨近采訪尾聲，他講了一個印象極深的故事：

大概是在遼源，國道正進行維修，他們不得不轉到小路行進。路上盡是沙土，極為顛簸，等走過那段崎嶇的路，就拐上了正道。旁邊是一片開闊的田野，當中有架波音737，1:1比例的，“一個龐然大物是不可能出現在那里的，那顯得很魔幻，我們拿起手機拍了許多照片。”

第二年，他們再去，飛機業已不見，換成了坦克。幾經打聽，他才知道，那架飛機是村民自發建造的，后來在本溪的一個景區里成了打卡點。那種強烈的感受，讓董子健記憶猶新，他決定在影片加一點類似的元素。于是，有了影片當中那個意外出現的熱氣球。

拍攝的那幾天，天氣很差，無論如何，熱氣球也飛不起來。七八天過去了，情況照舊，有人問導演，還繼續嗎？董子健點頭。他們誰也不曾真正放棄，一直飛，一直等，風向對了，風力夠了，氣球終于飛起來了。那一刻，所有人也都在望向天空。

題圖 | 《我的朋友安德烈》
排版 | 莘莘
運營 | 沈筱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