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赴法勤工儉學青年的“法漂”生活

文/宋慶偉

1924年7月1日， 出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區第五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在法國巴黎合影。 前排左一為聶榮臻，左四為周恩來，左六為李富春；后排右三為鄧小平

1919年3月到1920年12月，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先后有21批共計1900余名中國先進青年漂洋過海前往法國，開啟了他們“工讀結合”的“法漂”生活。

做工

做工是赴法勤工儉學青年維持基本生活的主要途徑。赴法勤工儉學青年的工作是由華法教育會根據學生的就業意愿、資金狀況、身體條件等安排的。經濟條件相對寬裕的先安排其入校學習，之后再尋找工作，進行工讀結合。而對于經濟拮據的學生，則立刻安排他們入工廠做工，先養活自己，再入校學習。為盡快安排勤工儉學青年就業，李石曾等人與法國工商界人士廣泛聯系，向他們尋求入廠做工名額，結果較為樂觀，前幾批勤工儉學青年基本上都找到了工作。徐特立在給湖南學界的信中說：“學校工廠隨時可入。特立等到巴黎僅六日，即全數分配各工廠各學校。”這與蔡和森1920年3月在一封家書中的描述基本一致。他在信中說，“現在此間的勤工情形，大略還好”，“苦工、機械工皆有做”，“我想最好全家來法為妙”。

根據新民學會總干事、華法教育會工作人員蕭瑜（即蕭子升）統計，截至1920年8月，“到法之學生已有一千五百余人，覓得工作者約八百人”。據此統計，除了山西、福建、廣東、安徽等省的官費以及半官費生，需在法國做工以維持生活的學生大多已被安排入廠。勤工儉學青年進入的工廠五花八門，各行各業都有。有造船廠、汽車制造廠、化工廠、印刷廠、橡膠廠、造紙廠、藥廠、中法實業銀行等大中型企業，也有畫館、照相館、電影院、豆腐作坊等小型企業。他們所從事的工種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學徒工。這類工作在技能和法語上門檻低且各類工廠都需要，因而初到法國的勤工儉學青年從事此類工種的較多。1919年5月首批到達巴黎的學生中有很多被安排到勒克勒佐的施耐德工廠做學徒工。他們在學徒部學習電氣、機械、翻砂等基本技能，剛開始每人每天只有5法郎的生活費，后來增加到10法郎。這些學徒工中有不少人通過努力成為熟練技工。新民學會會員羅學瓚在勒克勒佐施耐德工廠當學徒時“每日十四佛郎二十生丁。學裝修電機點燈等事技能可學得”，半年后“工作亦略純熟，法語亦頗有進步，工資也增加到十五六佛郎一天了”。

第二類，粗工。一般由身體好、力氣大且經濟拮據的勤工儉學青年所從事。與學徒工相比，粗工的勞動強度要大得多，因而粗工的工資也比學徒工高一些。1919年5月首批到達法國的勤工儉學青年中，有不少已身無分文。他們在6月就進入制膠廠做粗工，每天工資12法郎。到了8月，從事這種“沒有技能只用力氣”工作的勤工儉學青年已有30多人，大多集中在制膠廠，“每日工資十方（法郎）至十五方”，“有幾位精力好的同學，每日掙得二十余方”。此后，由于勤工儉學青年源源不斷地擁入法國，學徒工崗位極其有限，很多勤工儉學青年沒有選擇余地只能選擇做粗工。據1920年6月到蒙塔爾紀橡膠廠做粗工的聶榮臻回憶：“我們這些人大多數只能做些粗活。”就工作內容而言，粗工的工作既累又臟，如砍樹、埋尸體、挑石頭、扛木頭、背鐵塊等。在木材廠做粗工的盛成回憶道：“搬木頭、扛木頭，不要手藝，倒要一副硬肩背。第一天，做了六點鐘。回來倒在床上，飯也不想去吃，連大小便都懶得起來去解。”粗工的辛勞程度可見一斑。羅學瓚在一篇通訊中也提到：“制膠廠是勤工儉學生同志做工最苦的、最無意思的處所。先本是借這個工廠安置這些不懂法文、沒有工作技能又急于做工的一個過渡處。”

第三類，技術工。如車工、機械工、制圖工、鉗工等。這類工作技術含量較高，門檻也比較高。只有那些在國內留法預備學校、高等工業學校或大型工廠中學得初步技能的學生才能勝任此類工作。比如，1919年5月首批到達法國的勤工儉學青年中有20多人曾在保定布里村留法預備學校或長辛店留法預備學校學習過，具有一定的機械操作技能。他們到法國后直接進入工廠，從事制圖、制版、鉗工等工作，每日工資10～15法郎，有的可達20余法郎。還有一些勤工儉學青年經過一段時間的學徒工歷練，逐步轉為技術工。比如，在勒克勒佐施耐德工廠的21名勤工儉學青年，在做了半年學徒工之后，陸續轉為正式技術工，每日平均工資可達15法郎以上，另外每月還有15～100法郎不等的福利。此外，粗工也有通過努力學習轉為技術工的。趙世炎在一封信中就提到，他和初入工廠的勤工儉學青年都從事雜工工作，幾個月后“我們同伴幾個人現已有在機器上做工，我不久也可以去作機器”。

陳毅（左） 與同學在法國馬賽合影

入學與工余學習

除極少數人先工作后入學外，大多數勤工儉學青年都是先入學后做工的。蒙塔爾紀公學是中國勤工儉學青年最早進入的，也是入校人數最多的一所法國中學。李石曾、蔡元培等熱心赴法教育運動的人士都曾就讀于該校且與校方關系較好，加之該校食宿費用低廉，在勤工儉學青年中頗受歡迎。1919年5月首批到達法國的勤工儉學青年共計91人，其中有51人就被安排在該校學習。學校還有針對性地為中國學生開設專班以補習法文。一些法語底子好的學生，也可以插班聽其他課程。該校所需費用，包括學費、伙食費、洗理費、住宿費等，一個月僅要130法郎。1920年2月進入該校學習的蔡和森在一封家書中指出：“我們的學膳費極其便宜，三個月的預備，每人只費四百法郎。現在一個袁大頭（銀圓），在巴黎中法實業銀行可兌得二十個法郎，故我們在學校每人每月只費得六塊多錢（洗衣等費用都在內）。”

除蒙塔爾紀公學外，先后有十幾所法國中學陸續接納了中國學生。此外，除進入中學學習外，也有考入法國中等專業學校或職業學校的。一位就讀于法國工科職業技術學校的勤工儉學青年回憶：“學校開設課程以幾何、繪圖、物理、機械為主，每日四小時上課，四小時實習。學生畢業后，主要充任技術工人，較之中國的職業學校，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很強。”此外，還有極少數勤工儉學青年進入法國高等院校學習，他們中的大多數本就是國內的大學生。其中最為典型的是震旦大學學生。五四運動期間，震旦大學學生由于參加愛國運動被校方開除者高達100余人。這些被開除的震旦大學學生，先后有數十人選擇留法繼續完成其高等教育。據不完全統計，他們就讀的學校有巴黎大學、巴黎水陸工程學校、圖盧茲農業專門學校、巴黎土木工程專門學校、巴黎機電專門學校、伯里醫學專門學校、格勒諾布爾大學等。

經過3個月預備期后，由于經濟方面的原因，大多數留法勤工儉學青年只能進行工余學習。白天在工廠辛苦工作8小時或是更長時間，回到寢室后拿起書本進行自學。羅學瓚就是工余學習的典型代表。他下午四點半收工，“到五點鐘就可開始讀書，若是九點睡，可以讀四小時，假如十點睡，更可以多讀一小時”，“大約此地同伴讀書時間，多者四小時，少者二三小時”。在鋼鐵公司做粗工的王若飛也在日記中描述：“統計每日做工八點鐘，讀書五點鐘，睡眠七點鐘。其實認真研究學習，每日讀書的時間，并不在多，果能做到心不外馳，讀一點鐘，要比別人讀三點鐘或四點鐘。一天讀五點鐘的書，已經是很多很多的了。”

在學習內容上，除學習必要法語知識外，他們多側重于社會政治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其中以湖南學生最為典型。1920年7月，蒙達尼公學暑假期間，新民學會在法會員和其他的湖南勤工儉學青年在蒙塔爾紀聚會，參會的有蔡和森、向警予、陳紹休、蕭瑜、蕭三、張昆弟、羅學瓚、蔡暢、李維漢、熊季光、熊淑彬、歐陽澤等13名新民學會會員，王若飛、袁子貞等人也應邀參加。他們討論決定：合住一處，共同研究各種學說。蕭瑜還提出搜集歐洲各黨派書報上百冊，然后分工閱讀，最后舉行討論會，交流思想觀點。

此外，蔡和森還積極與國內摯友毛澤東進行思想交流。1920年9月，蔡和森致信毛澤東批判蕭瑜所倡導的無政府主義并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個唯一無二的方法。試問政權不在手，怎樣去改造社會。”毛澤東回信說，“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并向蔡和森介紹了國內黨組織的組建情況。除此之外，以蔡和森為代表的中國勤工儉學青年還努力購買、搜集法國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郵寄到國內。國內知識青年也將國內出版的先進書籍郵寄到歐洲，供勤工儉學青年閱讀。毛澤東在長沙開辦文化書社時，就曾一次性寄給蔡和森等湘籍青年大量的書籍。旅歐勤工儉學青年工讀學習的方法和“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精神可見一斑。

1923年， 周恩來在巴黎中共旅歐總支部所在地門前留影

吃、住等生活日常

在生活方面，法國餐桌上的圓形面包、葡萄酒和涼水，對習慣吃米飯、喝熱湯的勤工儉學青年來說是難以接受的。在蒙塔爾紀中學的中國學生描述：“酒喝不慣；冷水在冬天，也不愿喝；厚皮面包，則吃慣米飯者，也感到難于下咽。午晚兩餐后，新來者都在吵食不飽。然而有一大半的餐桌前的圓面包依然放著未動。”校方反復解釋，“紅酒是補血的，非學會去沖冷水喝不可！面包硬皮比內面軟心更營養，因為麥精都在皮上，也非吃了不可”，“但新來者多嗤之以鼻，毫不為動，仍舊吵餓”，“后由校長夫人想出辦法，每餐燒水一桶，且將前一頓剩下的面包厚皮，切成碎塊，煮在湯內，各人可食兩盆湯，然后皆大歡喜”。法國的冬天異常寒冷，加之蒙塔爾紀中學沒有暖氣設備，為避免受凍，“大家把從中國家鄉帶來的棉袍、棉短襖都拿出來御寒，花料綢緞，一時紛陳，惹起法國學生們大為奇怪，聚而觀之”。后來，校方規定“在寢室里穿上中裝，在教室里裹起一件大外套”，這樣既可以保暖，又不會引來法國學生的大批圍觀。

走出學校，走進工廠的勤工儉學青年為了生存和學習不得不節衣縮食。在住宿方面，他們不得不多次比較、再三衡量后才住進價格相對低廉的房屋。如湖南學生賀培真在菲爾米尼所租的一間小房子，一個月租金為40法郎，兩人合租，可以做飯。為了租到這間廉價的房子，他連續跑了4天，比當時進廠還要難。相比在外租房的，那些住工廠宿舍的勤工儉學青年要省事省錢得多，上下班方便，也能省下車費。王若飛等22名勤工儉學青年在一家大型煉鋼廠做工，最初“工廠指定的宿舍和食堂，都是同黑人、阿爾及利亞人、西班牙人在一塊寄宿的建筑，彷如營棚，每間可容納一兩百人……污穢惡濁，實在不能住”。后經同學交涉，廠方將一間可容納百余人的大房改為七個小間，“五間作寢室，一間堆行李，一間作公共讀書的地方。自來水、電燈、床鋪、桌椅設備很完全，比起學校的寢室，相差不多了”。住宿條件較好的是勒克勒佐施耐德工廠。一位在該廠工作的勤工儉學青年回憶：“我們所住的房子是工廠的，二十一人住的一間大房，所有被蓋、桌椅都是工廠準備的。每人毛氈毯子、白單被各二，草褥、軟褥各一。每人一大排柜，可藏衣服、書籍、用具而有余。”另外，“房子每日由工廠派一葡萄牙人為我們灑掃一次，冬天煤炭也由他預備，白單、被褥每月由另一葡人為我們換洗一次”。羅學瓚也住在這個工廠里，他認為：“每月僅取費五方，也還便宜。”

飲食方面，做工的勤工儉學青年一般都自辦伙食。聶榮臻回憶：“法國的蔬菜，同中國差不多，夏天也吃茄子、辣椒這些東西。城市的菜，大都是從法國南部和西班牙運來的。主食方面，能買到大米，賣面包的雜貨店也很多。”那些住在工廠的勤工儉學青年起初也是在工廠食堂吃飯，每日要花費三四法郎的飯錢，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因此，他們不得不自己辦伙食。在勒克勒佐施耐德工廠的21名勤工儉學青年每天輪流由3人在廚房值班做飯。這樣不僅吃得好，而且每天的伙食費也降低到了1.5～2.5法郎。散住在廠外的勤工儉學青年，為節省費用，一般都會共同租住，輪流做飯。

入廠后勤工儉學青年既要做工又要學習，生活緊張而又清苦。據聶榮臻回憶：“每天六點起床，吃一點早飯，七點乘地鐵車，七點三刻到工廠，八點上工，十二點下工；下午一點半上工，五點半下工，乘地鐵車回家已經七點鐘；弄好晚飯吃了，到旁邊一個義務堂上兩點鐘課，回轉來已十一點鐘，就馬上睡覺。”每天的午飯都是在前一天晚上做好，帶到工廠。中午下工后，“就拿著帶來的東西，跑到工廠門外塞納河畔，坐在大石頭塊上冷吃。有時口渴，就到自來水管旁去喝一點水”。冬天的時候，吃著冷飯，“那刮面的冷風，砭骨的寒氣，凄慘曚昽的天氣，更令我全身發抖，精神不樂”。盡管如此，他們仍每天堅持學習。

正是這種堅持，這些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在研究和比較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并成立了中共旅歐支部，最終匯流于國內的革命浪潮。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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