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新周期，中國如何實現發展？｜IPP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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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所有經濟體的關鍵都在于“發展”——經濟是基礎，經濟發展了，其他方面的事情都好解決，經濟不發展，其他事情都不好辦。

今天所發生的諸多“經濟現象”或者所面臨的“經濟問題”都和發展不足有關，甚至是發展不足的必然結果。

發展本身往往能夠消化其所產生的問題，讓發展進程自動化解問題是最理想的路徑。

經濟的核心是發展，發展的核心是增長。那么，如何通過增長來實現發展呢？

今天各個經濟領域已經表現為極度的“內卷”，在現實情況下，增加新的增長空間成為關鍵。新的增長空間在哪里？由誰來實現增長？

*文自鄭永年教授新著《變局與定力》。

鄭永年 教授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

科創是未來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科創是一個國家經濟的決定性因素。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水平可以用這個國家所擁有的技術水平來衡量；一個經濟體的未來也取決于這個經濟體的科技創新能力。在經濟現狀“內卷”的情況下，通過科創釋放出更多的新經濟活動就成為經濟空間進一步擴張和實現增長的主要手段。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那么，如何將這三者有機結合，構成一個大科創體系呢？

縱觀近代工業化以來不到300年的科技發展史，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和金融服務三者缺一不可，這三者可以被視為科技創新的“三駕馬車”?！叭{馬車”把教育、應用技術轉化、企業和產業化一體化，即“政產學研用”一體化。我們可以把這“三駕馬車”稱為“大科研體系”。

基礎科研的主體一般是大學和研究機構。此外，在當代，政府在基礎科研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僅需要自助大學和科研機構，更需要打造基礎科研所需要的實驗室等。

應用技術轉化的主體是企業。在西方，應用技術轉化的主體是私營企業，即使政府想要搞轉化，也是通過競爭性方式委托給私營企業。在蘇聯，國有企業承擔了這一角色，但因缺乏競爭機制，沒有實現可持續性。

金融服務的主體一般是金融機構。應用技術轉化的風險很高，政府很難用納稅人的錢去做這種高風險的事情，傳統銀行也很難用存款人的錢去做這種高風險的事。因此，二戰以來，美國發明和創造了風投體系。可以這樣說，風投是二戰以來最偉大的金融發明。

要想盡快確立大科研體系，就需要自上而下的體制機制改革。要實現科技的突破性發展，“去監管化”不可避免。設置幾個“科創特區”無疑是一個有效的方法——既“去監管”又能照顧到安全的考量。這樣如果成功了，可以向全國各地推廣；即使做不好，對國民經濟不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我們可以圍繞“第四次工業革命”所需的要素，在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和成渝等有條件的地區設置數個科創特區，真正實現基于“三駕馬車”的“政產學研用”一體化，以期取得突破性的科創成果。

唯有這種“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和“自下而上”的改革，才能構建高效科研體系，才能在科技創新上避免落后，在人工智能時代趕上和超越他國。

新質生產力落地面臨哪些困境

我們需要考量如何促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但更需要考量如何把已經產生的新質生產力轉化為經濟活動。就新增經濟空間來說，因為缺失體制機制改革，很多領域的經濟活動不能落地。

新質生產力面臨怎樣的制約？以互聯網領域為例，2024 年國產 3A 游戲《黑神話：悟空》在全球走紅。然而，實際上珠三角和長三角有大量游戲因為監管等無法落地，只能轉向印度尼西亞、日本、美國等海外市場。人工智能領域同樣如此，中國在論文和商用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論文量大但落地的商用相對較少。造成這種情況的因素有很多，但過度的監管是重要原因。美國媒體曾報道稱，中國很多人工智能專家因為找不到發展的機會，就轉去美國尋找發展機會。

監管與安全考量非常重要，因此，要統籌發展與監管、發展與安全之間的關系。但這種統籌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往往過度強調監管和安全而忽視發展?，F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很多獨角獸企業因為監管過度落不了地，導致發展不足。

除了過嚴的監管體制機制之外，金融服務的缺失是另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專精特新的企業面臨很大的融資困難。出于各種原因，國家控制的金融體系天然服務對象是國有企業。現在很多地方的國資想扮演風投的角色，但這需要體制機制的改革。如果我們不能確立支撐耐心資本的體制和機制，那么資本就很難做到耐心，更多的資本還會趨向短期行為。

嚴格說來，我們還沒有形成一個能夠支撐科創的金融系統。國家并不缺錢，缺少的是金融系統的有效運轉。盡管已經確立了“金融強國”的命題和目標，但這個目標在金融體系的具體設計上還有待體現。

如何把潛力轉化為增長的現實？唯有深化改革和開放

盡管今天的中國經濟面臨一些困難，但是經過了 40 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具有了堅實的發展基礎。我們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所需要的只是思考如何把潛力轉化為增長的現實。如何轉化？唯有深化改革和開放。

近期，中國政府出臺了一攬子振興經濟的政策方案，引起海內外的高度關注。這次的經濟振興方案可以概括為 “ 一制三策 ” 。 “ 一制 ” 指的是以法律為核心的法治體系， “ 三策 ” 包括寬松的金融和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大幅度松規（放松監管）政策。

其中，制度是基礎和目標，政策是工具和手段。政策和工具的使用要有制度作為保障，同時政策和工具的使用所實現的成果也需要制度來保障。

對經濟主體來說，法治體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要確保他們從事經濟活動的目標和意義。作為經濟主體，無論是組織還是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目標就是追求財富。因此，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財富保障這個問題。

從這方面看，國家的法治體系建設依然在路上，依然有很大的改進空間。人們可以把 “ 改革開放 ” 視為創造財富的機制，但還需要通過更深入的 “ 改革開放 ” 來創造財富保護和財富增值的機制。從短期來看，要有效恢復企業家的信心，就需要糾正和解決一些地方不符合法治的行為。

例如，一些地方異地執法追查他們所認定的企業“非法所得”，使得企業家人心惶惶。國家已經對這種做法制定了相關規定，但穩定、重振企業家信心和企業活力仍需長期努力。

金融、財政和松規 “ 三策 ” 是工具和手段，需要解決的是 “ 如何發展 ” 的問題。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層面看，金融、財政和松規 “ 三策 ” 之間的關系和邏輯都必須理順。

金融和財政政策不會被人們忽視，因為兩者都是各國最普遍最常用的調整經濟活動的工具，但松規的作用是經常被忽視的。我們已經出臺了一系列寬松的金融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但宏觀層面的政策沒有在微觀層面發揮顯著作用。

這是因為，金融和財政政策是否會導向實際經濟增長，需要看經濟主體這一傳導主體是否把金融和財政的動能傳遞到實體經濟領域。從目前看，金融政策主要釋放了個體（主要是散戶）的動能，財政為地方減負的作用有待釋放，但對企業和地方這兩個最重要經濟主體的“松綁”還沒有開始。

要促成宏觀政策轉化為微觀層面的紅利，需要釋放更多新的經濟活動。因此必須樹立“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觀念，不發展是最大的不安全，要發展首先必須通過賦權企業和地方把更多更大量的經濟活動釋放出來。

如果經濟主體處于“捆綁”狀態，就很難有所作為。因此，無論多么好的金融和財政政策，都需要松規的配合。

五位一體的復合型改革思想體系

要有效應對內外局勢，唯一的途徑就是深化改革開放。任何單一的或者單方面的改革都難以克服復合的問題和困難，中國的改革也必須是復合型的，需要一個復合的思想體系。結合世界各國的經驗和中國本身所具有的優勢，我們可以總結出一個 “ 五位一體 ” 的復合型改革思想體系。

第一，政治上的保守主義。改革必須具有一個主體性政治力量。在中國，政治主體就是中國共產黨。再者，這個主體的改革必須是漸進的，而非激進的。歷史上，自上而下的激進改革失敗的居多，而漸進改革的成功概率更大。

第二，經濟上的市場主義。在經濟的很多領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仍有很大空間，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國企的市場化仍有較大完善空間。同時，經濟領域的市場主義并不表明政府角色不重要；恰恰相反，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不僅市場化本身需要政府來推動，政府還要承擔實現社會公平的責任。

第三，社會上的社會主義。社會領域主要涵蓋了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社會領域的社會主義對于一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起著關鍵作用。對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保底”，即實現基本社會公平；對中產階層來說，這是制度保障；對創新來說，這是社會動力的來源。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中華文明一以貫之的追求。

第四，文化上的包容主義。文化需要開放包容，因為文化是一個國家知識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的來源。知識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往往來自存在一個“思想市場”，不同思想在其中交流和碰撞。今天，在西方搞意識形態對立和“文明沖突”的時候，中國更需要踐行文化包容主義。

第五，政策上的實踐主義。實踐主義的核心就是我們一貫堅持的“實事求是”原則。這里要把意識形態因素和具體的政策區分開來。那些成功的經濟體都是在堅持意識形態的條件下靈活地根據實踐需要來制定政策的國家。

《變局與定力》

【作者】鄭永年

【書號】9787521782707

【出版時間】2025年12月

【內容簡介】

全球局勢動蕩不安，大國博弈日益激烈。

當代危機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如何應對；

中國如何與美國打交道？

如何回應和管理西方的“對華恐懼”；

中國如何走出經濟內卷？

人工智能時代，我們應向何處？

著作在嘈雜的時局變化下，厘清大國博弈的核心邏輯，剖析中國在復雜國際形勢下的戰略選擇與發展路徑，能夠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國家戰略規劃和政策制定，對于凝聚共識，激發信心，啟發理性認知。同時整本書內容豐富、視角多元，對于理解當下全球變局、中國的發展路徑以及應對策略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無論是對國際關系、經濟領域還是教育領域的研究者和關注者來說，都是一部值得研究的深度分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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