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衛星｜國際追逃的制度引擎已被點燃：評關于刑訴法第292條解釋

每當有一部新的法律頒布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都會出幾本書，對新法進行解讀和釋義。這些解讀和釋義，是權威的、正統的，更是認真負責的。當中的每一個字，都經過嚴格的層層審核，生怕對理論和實踐產生錯誤指導。

但也有例外。就我知道的，截至目前，在刑事立法領域，對新法沒有解讀和釋義的有兩個：一個是新修改的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國家安全部和全國人大法工委《關于實施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規定》（簡稱“六部委規定”），另一個就是單條的立法解釋。

六部委規定是2012年刑事訴訟法大修后，對涉及多個部門的，在刑訴法大修中沒有達成一致意見的問題，進行了補充規定和完善。六部委規定出臺后，也曾研究是否要寫本書進行釋義，但考慮到規定中的條文，多屬于各部門工作機制銜接方面的內容，類似于明確具體的操作手冊，再予進一步解讀，似無必要。所以沒有出書釋義。

單條的立法解釋，只涉及法律中的某一個具體條文，專門出書更沒必要。一般都在法律作系統修改后，在新的配套釋義和解讀中，順帶提及。“順帶”就會導致對實踐的影響不夠。考慮到這點，我這篇稿子，試著對立法解釋再進行進一步的解釋。

2025年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關于立法解釋的公告。公告很短，只有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二條中規定的“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許的其他方式”，是指被告人所在地的法律、判例、慣例、司法實踐等所規定、承認、認可、接受的各種送達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郵寄、公告、公示、電子等送達方式。

這么短短的一條，就足以對防止貪官外逃、促進國際跨境追逃追贓和激活刑事案件缺席審判制度產生深遠影響。

一是，解決了制約刑事案件缺席審判的瓶頸難題。

2018年修改刑訴法時，根據中央要求和國際追逃追贓工作的需要，建立了刑事案件缺席審判制度。也就是，對于貪污賄賂等案件，因被告人外逃而不能到庭接受審判的，法院可以缺席審理。這開創了我國立法、甚至是國際立法的先例。其他國家，也有刑事案件的缺席審判制度，但那都針對的是輕罪。這些輕罪，在我國，相當于治安違法。而我們的缺席審判，針對的特定種類的重罪。

立法是一回事，實施是另一回事。對于被告人在境外的情況，怎么送達才有法律效力，成為制約制度落地的瓶頸問題。送達是一種執法行為，僅能在境內實施。在境外送達，需要遵守境外各該國的法律。而境外法律，不大可能專門規定，針對我國缺席審判的送達程序。由此導致，刑事案件缺席審判，在送達環節就卡了殼。

全國人大常委會新的立法解釋，明確了送達可以采用“郵寄、公告、公示和電子等方式”，填補了法律空白，為實際斗爭提供了充足依據。

今后，只要在我國境內發公告、公示，向境外當事人發郵件，即為已經送達。

二是，為國際追逃追贓提供了充足武器。

國際追逃追贓任務重，難度很大。為配合國際追贓，2012年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增加規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案件的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為配合國際追逃，2018年修改后刑事訴訟法，又增加規定“刑事案件缺席審判程序”。

即便再加上新的關于送達方式的立法解釋，國際追逃追贓工作開展起來，仍會遇到阻力和難題。

比如：送達了，也審判了，但外國不承認我國刑事判決，人回不來，怎么辦？

再如：不審判還好，判完了，境外人和贓又轉移了，怎么辦？

等等。

但無論怎么樣，必須先走出第一步。這一方面是對已逃貪官的審判，另一方面是對想逃而未逃貪官的震懾。

三是，為新形勢下的國際斗爭提供了對等工具。

細讀新立法解釋，怎么都感覺帶些與美西方“長臂管轄”形成反制的味道。“慣例、司法實踐接受”的“送達方式”，也就是你能用，我也能用；只要你用過，我就可以用。

美西方今后再對我國境內組織和個人，通過長臂管轄方式，發郵件送達文書。我們也就可以這樣做了。

即便今后不再發，以前發過，也算。

“選擇不重要，擁有選擇的權力才重要。”“你們可以選，我也不能干等著。”“以斗爭求和平則和平保，以退讓求和平則和平失。”

新的立法解釋，為新形勢下的國際斗爭和反長臂管轄提供了對等工具。

四是，彰顯了立法機關配合國際追逃追贓的決心。

這一點，從表述就能看出來。立法語言要求通俗易懂，簡潔明了，讓人一看就懂。很少用“專業術語”。

曾有人和我聊天，問“這個包括但不限于”是什么意思？我說，實際上就是一個“等”字。

“包括但不限于”是從外國翻譯過來的表述，律師很常用，但在立法中還是首次出現。

新的立法解釋中規定：“包括但不限于”郵寄、公告、公示和電子這些送達方式。同時又專門在“包括但不限于”外再加上了一個“等”，看著重復，要硬挑，還可能被認為有語病。

但明確的指向是：“等，等等，根據斗爭形勢和實踐需要，還可以進一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