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家名為a16z的VC，不再想繼續成為VC（一）

a16z不再只是風投機構。

文 ｜動點科技

作者｜李鵬輝

排版｜Miziko

封面來源｜改編自Nic Y-C on Unsplash

本文預計閱讀時長8分鐘

在硅谷的創投版圖中，很少、甚至從未有過像Andreessen Horowitz（即a16z）這樣特立獨行的存在。

對傳統VC來說，他們會是低調的幕后推手，往往是在不斷尋找獨角獸，并在獲利后功成身退。但a16z顛覆了這一傳統。成立于2009年、如今管理著超420億美元資產的a16z，雖然依然被稱作投資機構，但業界對它的定義早已超出了風投的范疇——a16z不再只是一家擁有支票簿的VC，它更像是一家擁有風投業務的媒體公司，并且還在把觸手伸向政治領域。

這里，本欄目將試圖通過創始人理念、媒體傳播、資本擴張、邊界突破等維度回顧a16z的變遷。當然，作為這一切的起點（以及本篇所要探討的內容），創始人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不斷漂移的理念也成為了這種變化中的一個無法繞過的注腳。

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圖片來源：a16z官網

價值負四千萬美元

在追述a16z的宏大劇本之前，必須先把時間回溯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歷史時刻。

2001年，當時正值互聯網泡沫破裂的寒冬，（曾經的網景創始人）安德森創立的第二家公司Loudcloud陷入絕境。根據當時的財務披露，Loudcloud的市值一度跌至2800萬美元，而公司賬上實際還躺著約6800萬美元的現金。

這顯然是一個諷刺拉滿的價碼。資本市場通過價格信號給出了一個冷酷的判決：這家公司的運營價值為負4000萬美元。在當時的華爾街分析師和媒體看來，理性的選擇是立刻清算公司，止損離場。他們通過研報和評級毫不留情地指出：這家公司活著的價值低于死去的價值。

然而，安德森做出了違背業界共識的決定。他頂著董事會的巨大壓力，裁掉了數百名銷售人員，卻保留了核心研發團隊，強行轉型為軟件公司Opsware，并最終以16億美元出售給惠普。

這段在絕境中被市場判死刑的經歷，留給a16z的遺產不僅僅是財富，更是一套反脆弱的制度設計。由于不再相信外部評價體系在極端時刻的有效性，a16z在制度上極度推崇“創始人至上”（Founder Friendly）。他們發明了將投票權完全交給創始人的機制，確保企業在逆境中擁有對抗短期市場壓力的獨斷能力。而這種經歷，也為a16z后來的激進轉向埋下了伏筆。

被軟件吞噬的互聯網世界

2011年的硅谷正處于移動互聯網爆發的前夜。iPhone開始普及，Facebook用戶數突破8億，傳統的實體行業開始對數字化感到焦慮，但監管層對科技仍持寬容態度。

那時的馬克·安德森，展示出的是一種溫和且線性技術進步觀。他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那篇著名的《為什么軟件正在吞噬世界》（Why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文章，本質上是一份遞給主流商業世界的招股說明書。他向華爾街和傳統行業解釋：軟件變革不是破壞，而是產業升級的必然趨勢，它將重塑電影、零售和物流。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你現在再去搜索a16z，它們官網的副標題還在延續這一說法

對應到機構策略，這一時期的a16z選擇了融入與連接。它扮演著硅谷大使的角色，建立龐大的服務團隊，幫助初創公司對接《財富》500強客戶。當時的商業媒體樂于將安德森描繪成“極客世界的發言人”，一個連接創新與資本的橋梁。

這種順勢而為的策略也確實帶來了驚人的財務回報：a16z在Skype的投資在18個月內獲得了3倍回報。而其在Instagram上的一筆25萬美元注資，更是風投史上的經典戰役。數據顯示，當Facebook以10億美元收購Instagram時，這筆資金膨脹到了7800萬美元，實現了驚人的312倍回報。

這些實打實的數據，比任何公關稿都更有力地證明了“軟件吞噬世界”理論的正確性，也讓a16z迅速完成了從新銳機構到硅谷頂級權貴的晉升。

擁抱技術、也擁抱規則

十年后，環境發生了劇變。純軟件投資的邊際效益開始遞減，互聯網巨頭壟斷格局已定。同時，2020年的新冠疫情暴露了西方社會在社會基礎設施方面的系統性短板。

在這階段，至少從文章來看，安德森的認知也隨之發生位移。在《是時候建設了》（It’s Time to Build）一文中，他的語氣從樂觀轉為嚴厲。他列舉了詳細的事實：盡管美國擁有最先進的軟件技術，卻無法在疫情期間快速生產口罩和呼吸機；舊金山的房價因住房供應短缺而飆升，但新的建設項目卻在審批中停滯不前。

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單純的軟件無法吞噬一個被物理法則和行政命令層層包裹的世界。接下來，a16z也開始了賽道遷移，大規模押注“美國活力”（American Dynamism）板塊，將數資金注入國防、航天和再工業化等硬科技領域。其中，這一戰略最顯著的注腳便是a16z對國防科技公司Anduril的重注。

與硅谷傳統的輕資產模式截然不同，Anduril制造的是無人機和防御系統，直接挑戰洛克希德·馬丁等傳統軍工巨頭。數據顯示，在該戰略的推動下，Anduril的估值在短短幾年內迅速突破140億美元，證明了硅谷的邏輯在硬科技領域依然有效。但這同時也意味著a16z必須走出曾經的舒適區。因為在這個新賽道里，搞定規則和搞定技術同樣重要。

去定義，而非去適應

如果說投資Anduril還需要在現有的采購體制內尋求合作，那么當時間來到2023年，隨著加密貨幣與人工智能成為硅谷新風口，硅谷與華盛頓的關系則徹底進入了顯性的對立期。

此時的a16z已在加密貨幣領域押注了超過76億美元的資金，但這筆巨額資產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SEC發起的嚴厲執法行動，試圖從合規層面否定這些資產的價值；而圍繞AI爆發的倫理爭議，也引發了關于安全審查的激烈討論。

于此，對這一階段的a16z來說，成為規則的定義者而不再固守規則的適應者，可能才能帶來更多的生存可能。這時，安德森的《技術樂觀主義宣言》（The Techno-Optimist Manifesto）也隨之應運而生。

這篇文章在當時引發了一定的反響。有觀點將其描述為一種“反動的未來主義”，批評其試圖用技術發展的名義，建立一種不受監督的精英統治。但在硅谷內部，這篇宣言卻成為了某種地下圣經。隨后，a16z也直接在輿論傳播和政治規則兩個層面讓這一理念得到了具象化的體現。

在輿論戰場，a16z不再忍受主流媒體的審視。安德森通過社交媒體發起大規模拉黑運動，屏蔽了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眾多批評者。同時，a16z全面執行直接行動（Go Direct）策略，利用自建的播客網絡和媒體渠道，繞過記者，構建了一個以自身為載體的輿論閉環。

a16z的官網首頁沒有去極力展示它們多么專業，而是讓你訂閱newsletter

另一層面的案例更加典型。作為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Fairshake的核心金主，a16z助推其在2024年周期籌集了超過1.6億美元的戰爭基金。這筆巨資不再是用來“交朋友”的，而是被精準用于針對反加密貨幣的政客——例如向加州眾議員Katie Porter發起的數百萬美元負面廣告攻勢，直接展示了資本影響游戲規則的力量。

變化很好，但是不要發生在我家后院

當然，在這些之外，一個微觀細節也為安德森的變化提供了一個極具張力的注釋。

2022年，當這位呼吁全人類“建設”的投資人，發現自家居住的超級富人區阿瑟頓（Atherton）計劃建設幾棟多戶住宅時，他簽署了一封措辭激烈的反對信。他在信中使用了“巨大（IMMENSE）”、“立刻（IMMEDIATELY）”等全大寫單詞（在西方語境下，基本可以等同于在每句話或者每個字后面都加上了嘆號），稱這些項目將破壞該地區的生活質量并要求立即移除。

這一事件被媒體無情地嘲諷為“NIMBY（鄰避主義）的極致樣本”。在一些觀點看來，這一舉動揭示了硅谷精英階層最真實、也最復雜的一面：他們希望技術能重塑世界，打破舊有的秩序與束縛，但這種重塑最好不要發生在自家后院。

Vice對這一做法的諷刺顯然更直接

回顧這一路的歷程，從2011年被媒體追捧的“硅谷大使”，到2023年被外界警惕的“規則博弈者”，馬克·安德森與a16z的演變，客觀上記錄了硅谷科技資本在面對日益復雜的外部環境時，為了生存與擴張所做出的適應與應對。

但正如前文所述，這些遠非馬克·安德森與a16z的全部。在接下來的文章中，我們將繼續探討，當一家投資機構決定不再遵守舊規則時，這種叛逆又為硅谷秩序帶來了怎樣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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