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鑒假”的畫，拍賣行敢賣8800萬？

曾有人炫富時放話：“宮里有的我有，宮里沒有的我也有。”但真正的問題是——宮里本該有的東西，為什么會悄悄沒了？

近期，一則詞條登上熱搜：“南京博物院獲贈名畫現身拍賣市場”。報道來自澎湃新聞，核心信息很簡單，卻極其刺眼：明代畫家仇英的《江南春》圖卷，出現在北京某藝術拍賣會，估價高達8800萬元。

問題在于——這幅畫，早在1959年就已經被無償捐贈給南京博物院。

1

1959年，近代著名收藏家龐萊臣的孫子龐增和，攜家人向南京博物院無償捐贈祖父舊藏137件（套）文物，其中就包括仇英《江南春》。

這并非孤例。

新中國成立初期，私人收藏家向國家捐贈文物蔚然成風，最具代表性的便是 張伯駒。

當時的共識是：文物進了博物館，等于進了“保險箱”。

然而，《江南春》的命運，卻在兩次鑒定中發生了逆轉。

1961年，南京博物院組織鑒定，認定《江南春》為“偽作”；1964年，再次鑒定，結論仍為“假”。

結果是：這幅畫被剔除館藏序列，不再被視為博物院文物。

對此，龐家后人始終存疑：當年參與鑒定者，并非專門從事書畫研究；鑒定依據并不完整，信息來源有限。

更重要的是——在解放前，《江南春》被公認為仇英代表作之一，傳承有序，評價極高。

2

如果只是“鑒假”，問題尚屬學術爭議。

但事情真正令人不安的，是接下來的去向。

上世紀90年代，仇英《江南春》被南京“藝蘭齋”的 陸挺、丁蔚文夫婦購得。

也正因為如此，才有了現今的拍賣風波。

換句話說：一件“被認定為假”的畫，最終流入市場，且一路升值到8800萬元。

這顯然不是一句“歷史遺留問題”可以搪塞的。

早在2014年，龐家后人就曾要求南京博物院公開當年捐贈文物的去向，未獲回應。

2024年，龐家后人正式起訴南京博物院。

博物院以“起訴人并非原始捐贈人”為由拒絕配合，但法院并未支持該說法。

在司法程序推動下，龐家后人終于進入南京博物院庫房清點——結果觸目驚心：原捐137件文物，少了5件。其中包括：

仇英《江南春》

北宋趙光輔《雙馬圖軸》

明王紱《松風蕭寺圖軸》

清初王時敏《仿北苑山水軸》

清湯貽汾《設色山水軸》

這些是什么級別？

國寶級。

3

被媒體報道后，南京博物院的發了個情況說明，聲明沒什么實質性內容，最硬核的只有兩句話：報道中提及的5幅爭議畫作，1961年經由張珩、韓慎先、謝稚柳組成的專家組鑒定為“偽”；1964年經由王敦化、徐沄秋、許莘農組成的專家組再次鑒定為“假”。

但我們要明白一點，即使是一個鑒定小組，三人的意見也常常不一致，一人認為是假，其余認為是真的比比皆是，所以，南京博物館要說清楚，究竟是三人都認為是假，還是什么？

此外，如果是“假畫”，為何不退還捐贈方？

如果是“假畫”，為何能在市場估價8800萬？

至于南京博物院聲明中所說的"我院依照《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對該5幅畫作進行了處置"，就更加搞笑了，別人捐的假畫，就能隨意處置嗎?

如果是“合規處置”，為何至今說不清流向？

更諷刺的是——聲明中提到的鑒定報告，竟然被打了馬賽克。

大哥，這不是日本的愛情動作片呀，干嘛要打碼？

4

中國文博史上，并不缺少前車之鑒。

承德避暑山莊文物盜竊案中，文物管理人員李海濤，通過“真換假”“低換高”等方式，盜走館藏文物259件，其中一級文物5件。

案件之所以暴露，是因為——他在拍賣時，忘了撕掉館藏標簽。

最終，李海濤被判死刑。

這些案例說明：博物館系統內，確實存在過系統性、長期性的內盜行為。

歷史上，南京博物院曾發生過兩起非常重大的事件。

1964年12月22日，博物院女院長曾昭燏跳塔自殺。

1984年11月8日，博物院姚遷院長自縊身亡。

轉發一篇馮其庸先生的文章。原文見馮其庸口述、宋本蓉整理記錄《風雨平生——馮其庸口述自傳》第10章第4節《姚遷事件》節選，商務印書館，2016年，部分可能妨礙正常閱讀的詞匯作***處理：

為什么1984年會出現“姚遷事件”呢？

因為江蘇省委有一些老同志喜歡文物，尤其是字畫，經常到南京博物院去借有名的字畫去看。按說這種做法都已經不合適了，因為博物館的藏品，一般不能外借給私人的，只能展覽的時候你來看。有些專家來了專門要看哪一件，調出來看，這也是可以的，借回去看是絕無可能的。但是因為他們是省委領導，姚遷也無奈，就讓他們借回去了。

但是姚遷非常認真，他都記錄了，誰借什么，借的時間多久，到時間他就去催，催不回來他也去催，經常是隔一段時間就去催。

后來這些老同志心里有點不高興了。

有一次，有一位老同志就跟我打招呼，他說，你以后有事不必去找姚遷，你們紅學方面的事找我們就行了，姚遷有問題，估計要退下來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沒有去問。

后來是姚遷跟我講的。好幾位老同志借了博物院的字畫不還，姚遷非常頭痛，當然，他職責所在，不能不去催。

后來，南京博物院的姚遷手下的幾個人告訴我，姚遷遭到了誣陷。他們想把他弄下來，先是誣陷姚遷生活上有問題，結果姚遷是個非常古板的，正正派派的人，查了半天，任何蛛絲馬跡都沒有，所以這個不能成立。

接連不斷地，又說姚遷經濟上有問題，因此又查。查了半天，一分錢的毛病也找不著，他根本是奉公守法，樸樸實實的一個人，所以又不能成立。

有一次南京博物院收到一件文物，姚遷做了鑒定，當時就講了鑒定的具體意見。南博有個干部就把它記錄了，還寫成文章，他自己想發表，但是，因為他是一般的干部，也沒有研究，他怕發表不了，就把姚遷的名字放在一起了。人家一看有姚遷的名字，當然就發表了。發表了以后，此人再去告訴姚遷，還把稿費要給他一部分。姚遷一知道這件事情就批評了他，說，你怎么自說自話就寫文章，博物院的藏品你寫文章應該先告訴我，另外你怎么不征求我的意見，把我的名字也放上去了？就批評了他一通，錢當然沒有要。

當時就是這么一件事情，后來就是因為找不到姚遷別的什么事情了，就借著這個說他剽竊某某人的文章。南京博物院的許多干部都是支持姚遷的，覺得這是個大笑話。因為此人在文物研究上沒有什么學問，只是記錄姚遷說的話，還瞞著姚遷寫了文章，還私自把姚遷的名字用上去了，只是為了保證這篇文章能發表，反過來卻說是姚遷剽竊他的文章，而且這件事情很快就見報了，報上一公布，引起輿論嘩然了，特別是境外反應非常強烈。

我看到臺灣幾份報紙，就罵中****，說中****的干部都是這樣的，自己沒有能耐，把別人的東西霸占為自己的。姚遷當時氣得不得了，可是有冤無處訴。有一次我看到他，那時候還沒有到最后嚴重的地步。

他告訴我，他到醫院去看病，連護士都對他帶著一種另外的讓他很難受的眼光，他看病都沒有地方看了。我那時候還安慰他，事情總歸可以弄清的，不要著急。我回來以后，恰好是外交部、文化部、國務院三方面通知我，叫我不要離開北京，要去蘇聯鑒定列藏本《紅樓夢》。

實際上姚遷事件已經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了，姚遷有可能要被撤下來了，姚遷有冤無處訴。我本來還要去幫他忙，想解決這個問題，結果組織上通知我不要離開北京。

我就寫了封信給姚遷，我說，我現在無法來，因為要到蘇聯去，等我回來以后，我一定來看你，幫你解決這個問題，你千萬不要著急。

但是實際上姚遷受到的壓力很大，尤其看到境外把他名字登出來，說他剽竊別人的東西，臺灣也借此攻擊中****，他當時壓力很重。后來徐湖平告訴我，姚遷拿到我的這封信以后，淚如雨下，不斷地說“來不及了，來不及了”。他家里的人以為他是說，省里要給他定罪了，等馮先生來不及了，以為是這個意思。其實他覺得有冤無處訴，下決心以死抗爭了，所以當天夜里就上吊死了。

據說第二天發現了，地上都是掉的眼淚，一大片，還有很多香煙頭，抽了不少煙。

這件事情一出來，整個江蘇省里面也驚動了，整個省委里也有好多了解內幕的，為姚遷抱不平的，文博界也驚動了，大家都為姚遷抱不平。姚遷死我還沒有出國呢，正在這個時候通知我到蘇聯去了，所以我沒辦法趕到南京去。我就去了蘇聯。

等從蘇聯回來以后，我就趕到南京。后來當南京博物院院長的徐湖平，還有幾個人都非常了解內情。但他們在南京不好給我講，怕被對方發覺。他們就跟著我到揚州去，才敢原原本本都告訴我。而且把省委幾個老干部與姚遷的談話記錄，到姚遷死以前的所有資料，全給了我一份。

我一看更加覺得氣憤，這記錄，完全是“***”那時的做法，強迫姚遷認罪，但他們也沒有任何證據。

這樣一個認認真真為國家工作的干部，遭了誣陷了，自殺了，這多讓人痛心啊。而且給國外那些反對我們的人以借口，借著姚遷的事情，誣陷我們的***，我就下決心，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弄清楚。但是南京與我比較好的朋友都來勸我，你不要管這個事了，對你不利。這個不是一般的事情，是省委的事情，你能跟江蘇省委對著干嗎？我說我哪能跟江蘇省委對著干啊。我是為了要弄清楚這件事情，不是要跟誰斗。我說，你們明明知道姚遷受冤，難道受冤不應該申訴昭雪嗎？他們沒有話說了。

最嚴重的是《光明日報》為了姚遷連發兩篇文章，都是壓姚遷，批判姚遷的。這個造成了姚遷心理上的最大壓力。從來沒有為了一個人剽竊文章發《光明日報》的評論文章的，所以實際上《光明日報》在這件事情上是起了非常壞的作用。姚遷之所以心里會受那么重大的壓力，也是由于這些原因，不僅僅是江蘇省委給他的壓力，連《光明日報》都發表文章了，而且是報紙的評論文章。

我是從來沒有看見哪一家報紙為了某一個人剽竊人家一篇文章，發表報社的評論，何況姚遷根本不是剽竊，要說剽竊是這個人剽竊姚遷的。這是姚遷鑒定的講話，他記錄下來寫成文章了，還署上自己的名字。這不是等于剽竊姚遷的文章嗎……

5

龐家后人還是應該感恩，還好現在不是80年代了，否則憑一些大家都懂的霹靂手段，咱都不敢想會發生什么。

龐增和當年攜家人捐贈，其中就包括女兒龐叔令。按時間推算，她如今已是耄耋之年。

如果再晚幾年——許多真相，可能將永遠失去見證者。

這一次，并不是制度突然失效，而是時間不等人，事情終于被逼到了臺前。

一幅畫，照見的不是歷史，是現實。

南京博物院這次確實攤上事了，不過這么多年過去了，如今這件事相關的直接責任人，大抵可能都已經不在人世了。所以不看好會有明確的處理結果。估計最后調查結果還是罰酒三杯，更何況文物還不一定真的就是“偽品”。

更大的問題，不止在一幅《江南春》。

五十年代的捐贈者，遠不止龐萊臣、張伯駒。

他們的藏品，今天真的都還安靜地躺在庫房里嗎？

一座博物院，一幅畫，把遮羞布撕開了。

《紅樓夢》里說：賈府再臟，門口的獅子還是干凈的。

但現實世界呢？連獅子，也未必干凈。

吃瓜吃到最后，你會發現——不是個別地方臟，而是到處都經不起細看。

所以，此時此刻越來越能夠體會到潘石屹捐款給哈佛跟耶魯，愣是沒捐給國內母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