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祿生說丨蹊蹺！此地突然冒出來很多人打官司，“縣長”拍案而起

中國是幾千年的人情禮法社會，儒家仁義禮智信等道德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充當著人際糾紛的潤滑油或阻尼器，消解矛盾于無形。因此，面對各種民事糾紛，歷史上的中國人更習慣于遵從于禮法的規矩，通過講道理解決紛爭。

也就是說，中國人發自內心地不喜歡打官司，除非迫于無奈。即便是發生民事訴訟之爭，審理機關也會以調解作為化解糾紛的第一手段。這就使得中國傳統人情禮法社會與歐美訴訟型社會有著天壤之別。

然而近年來，社會上出現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打官司的人越來越多！究其原因，固然有人們法律意識提高的推動因素，但經濟環境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甚至還有諸多無法明說或量化的人為原因。

數字很能說明問題。據統計，2023年全國法院受理案件4557.4萬件，其中企業破產、個人債務、勞動爭議等糾紛激增；2024年全國法院受理各類案件4600余萬件，平均每分鐘8.5起糾紛。

市場經濟型社會，為什么打官司的人越來越多？打官司的多了，說明中國民眾的法制意識確實提高了。但這個現象不見得是好事，這將極大地消耗老百姓的維權成本，以及國家司法機關的審理與執法成本。

古今中外，最樂見打官司的，無疑是古代訟師、現代律師。

在中國古代社會，曾出現過階段性訴訟泛濫的現象。譬如在清代乾隆盛世，民間貿易繁榮，民事糾紛也多，負責審理“官司”的地方長官不堪重負。

這里“科普”一下：古代縣、府兩級，并沒有專門的司法機構或司法官員，大部分訴訟都要靠知縣、知府（或知州）親自主審；只有縣府兩地解決不了案件，才會提交到省里，由專門的省司法長官——按察司主審。

就是在前述社會背景下，清代乾隆年間有一個叫袁鐘秀的人，憑一介知縣之軀，位卑而志向高遠，身體力行，全力挑戰官司橫行、訴訟泛濫的現象。這在歷史上算是一段民間歷史佳話。

這塊【碩德岡陵】匾，袁鐘秀題寫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贈予他的一位族兄，贊美后者品德高尚、祝福他幸福長壽。

袁鐘秀是江西信豐縣客家人，其祖上于隋唐以前從今河南駐馬店遷居信豐。根據前匾上款可知，當時袁鐘秀在四川順慶府（今南充市）儀隴縣任知縣。匾額上下款，題匾人和立匾人的姓名，均省略了姓氏“袁”字，可見該匾是袁氏家族內部的題詞匾。

在任職儀隴知縣之前，袁鐘秀曾在同為順慶府轄區的四川鄰水縣任知縣。在鄰水任職期間，袁鐘秀就以擅長審理民間訴訟而著稱——這就為他后來決意治理濫訴現象埋下了伏筆。

清雍乾年間，四川鄰水縣興起訴訟風，無論是地主鄉紳、讀書人，還是普通老百姓，只要與他人有點矛盾，就愛告官，提起訴訟，打起官司。這類民事訴訟，包含田間地頭的資源爭搶、鄰里口角、借貸矛盾、娶嫁糾紛等等，人們每每將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鬧到對簿公堂的地步。

話說袁鐘秀上任鄰水知縣時，遠道而來，屁股還沒坐熱呢，就有兩百多起訴訟材料遞到他眼前，等著他審理裁決。本著秉公“執法”的原則，袁鐘秀一頭扎進民間官司的訴訟紙堆里，沒日沒夜地研究案情，以期公正裁決。

袁鐘秀處理訴訟案情，不可謂不勤奮，深入案發現場調查、質詢當事人和證人等，哪個環節他也沒漏下。而且他為人正直、處事公正，拒絕任何說情，幾乎每件訴訟他都能做到不偏不倚的公平裁決，當事人也少有不滿意的。

但即便如此，袁鐘秀也感到心疲力竭，這么多訴訟案件纏身，他根本沒精力處理其他民生事務。時間長了，他發現這也太蹊蹺了，突然冒出來這么多人打官司；而且處理民事訴訟，最難纏的往往不是當事人——即原告或被告，而是職業訟師——清代乾隆年間中國社會已形成的職業性代理訴訟群體。知縣袁鐘秀決定拍案而起，堵住濫訴的源頭！

古代職業訟師最喜歡干的事是，千方百計激化原被告矛盾，慫恿當事人打官司，如此，他們就能收取不菲的代理費用。有些訟師更過分，自己不出面（或派其他人出場），暗地里卻在原被告兩頭挑撥；尤其是面對經濟糾紛時，個別訟師甚至會想方設法在兩頭埋下糾紛線頭，這樣一來，官司就有得打，難以調解，且原被告通常都把他們當成是解決問題的救命稻草，而后者則能兩頭通吃。

袁鐘秀經過細心琢磨和研判，算是看透了鄰水縣訴訟泛濫的本質原因。如果沒有一些不懷好意的職業訟師的蠱惑，大部分正常的民事訴訟都能順利調解，鄰水縣也就不會有打不完的官司！

于是，袁鐘秀安排得力干將，努力調查當時鄰水縣那幾個專吃惡意訴訟飯的訟師不軌行為并取證，再通過順藤摸瓜，揪出與“訟棍”利益勾結的有司衙役，待時機成熟時，突然收網，把前述制造濫訴的罪魁禍首小集團押至衙堂前，宣告其惡行，予以重懲。

從那以后，鄰水縣的非正常民間訴訟少了許多，這個小縣城又恢復了人情禮法社會，仁義禮智信的氛圍也回來了。

在歷史長河中，甚至僅在清代史上，袁鐘秀也只是個無足輕重的小吏，過眼煙云，少有人知其姓甚名誰。但應當承認，袁鐘秀治理民事濫訴的思想和方法，或許多少還是能給予我們今人些許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