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娘以死抗婚，很多中國家庭還沒走出中世紀

從頭到尾，他們都并不愛她，只是在盡可能地利用她，當然也不肯為她的死承擔責任。

撰文丨維舟

在自己大婚當天，28歲的新娘魏某以死抗婚，墜樓身亡。河南魯山發生的這一幕，讓無數人為之震驚。

死者生前是當地一所重點高中的歷史教師，2022年以筆試成績第一、綜合成績第一獲聘。在學生的印象里，她“總是公正而溫柔”；而同事也記得她“非常溫柔，不太愛說話，有點內向，非常好的一位老師，長得也漂亮，學生也非常喜歡她”。

誰也沒想到，她竟然會在成婚之日以死明志。

在決死前發出的最后一條朋友圈里，她留下這樣一段話：

我清楚的（地）認識到我自己最大的價值就是結婚，七年，從畢業開始，我對抗了七年，加上大學四年，11年，我失敗了，我吵，我鬧，我發瘋，我拿刀砍他，都要相親，都要結婚。

雖然她被迫屈從，但最終還是以死亡逃脫了被視為物件擺布的命運。

對于新娘的自盡，有的人感嘆是烈女反抗被物化；有的人認為這樣抗爭并不能讓周圍人后悔，死得不值得；還有的人說“不想對一個主動放棄生命的人共情”；但更多的人，恐怕首先想到的是追問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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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家盧蕙馨（Margery Wolf）在深入觀察中國社會對自殺的反應之后，曾有一個洞察：“自殺行為和中國人的許多行為一樣，不僅僅是一種個人行為、自身絕望的表示，更是一種指向他人的行為。……西方人對自殺通常的設問方式是‘為什么’，但在中國，人們可能更關注‘誰？誰逼她自殺的？誰應該對此負責？’”

在這次的事件中，盡管事后新娘家里解釋說她可能有抑郁癥，但這一說法卻無法從死者同事、學生的回憶中得到印證。她的遺言表達得也很清楚，她的痛苦并不來自于抑郁癥，而是結婚一事本身違背她的個人意志——要說她有抑郁，那只怕也是長年累月被逼婚所致。

從她最后的遺言來看，她從周圍人那里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只有逼迫她屈從的種種壓力：父母“以死相逼都必須要結婚”，親戚“指責不孝”，對象“蹬鼻子上臉只會氣人”，但只要她答應結婚，“完成了我這輩子最大的任務”，所有人就都皆大歡喜，夸她懂事。

然而，這種“懂事”卻是以抹殺她的個人意志為代價的，對她而言，這就意味著自己靈魂被處決，肉體活著已無意義。她的死，正是這樣一個死結的邏輯后果。

在她身后，周圍人的反應也恰好印證了她是對的：沒有人真正關心她內心的想法，看見她的處境。

她死后，本家和夫家與其說是因為失去她而陷入悲痛，倒不如說像是某些官僚機構，為如何處置一件棘手的事而彼此推諉：夫家說沒有入洞房，得由她本家來收尸，20多萬彩禮也要退還；但本家卻說她已經嫁出去，不算家人了，彩禮更不愿意退——原本他們逼著女兒出嫁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彩禮留著將來給她弟弟的。

這里尤為令人心寒的，是她親生父母的態度，竟然仍在爭論這些流程，晾著不給她收尸，這足以證明，她在死后4天都未火化，原因不太可能是她父母“舍不得她”，而是將她作為最后可以討價還價的籌碼。

在這整個流程中，女性被父母視為自己的附屬品和所有物，像是一份有待出售的資產，她的個人意志不但必須被無視，實際上恰恰是阻礙交易的最不可控因素，她的自殺就證實了這一點。

網上有人因此犀利點評：

于是，這場交易出現了重大“瑕疵”。按照隱秘而冷酷的“驗收”邏輯，一個未被完整“交付”、未被正式“接收”的“物品”，其歸屬和后續責任，就成了棘手的難題。

從頭到尾，他們都并不愛她，只是在盡可能地利用她，當然也不肯為她的死承擔責任：說她自盡是因為“抑郁癥”，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推卸責任，仿佛沒人逼她，她只是自己想不開。

連父母都如此冷酷、自私又怯懦，恰恰反過來可見她為何那么絕望又決絕——她在遺言中拜托朋友“找個有太陽和大風的天氣，幫我把骨灰揚了”，她沒有囑托家人來辦這最后的大事，看來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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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令人窒息的地方在于：它竟然發生在2025年。這種“以死抗婚”的事件，發生在100年前還可以理解，那時封建大家長制和包辦婚姻仍然盛行，新生的個體只能以激烈手段來捍衛個人意志，但現在，這樣的事就顯得格外突兀。

1919年，21歲的長沙女子趙五貞被父母許配給同街少老板吳五當續弦，盡管她本人并不情愿，但父母貪圖吳家豐厚的聘金，逼迫她出嫁。最終，趙五貞在婚轎中以剃刀割喉自盡。當時正值“五四”時期，新青年們都在討論“娜拉出走后怎么辦”，趙五貞遂成為“抗婚娜拉”的象征，引發輿論強烈反響，普遍認為舊式婚姻制度是逼死她的元兇。

實際上，從某些細節來看，趙五貞所遭受的對待甚至都還算不得那么嚴酷：她固然被父母包辦婚姻，但父母并未逼婚她11年之久，當她被發現自盡后，其父趕到，還對她說了句“接你回去，永不嫁人”。這至少表明，她家人也后悔了，只要她能活著，就不再逼迫她。

然而，在這次河南魯山的事件中，死者的父母并沒有趕來哭號“爸爸媽媽后悔了，再不逼你嫁人了”，相反，他們是在討價還價。

這也是本次事件中值得注意的一點：盡管也有人認為那像是包辦婚姻的復活，但現在已經沒什么人將批評的矛頭指向婚姻制度了，更多的人是在聲討“原生家庭”。

與此同時，女性的處境也得到了更強烈的關注，而趙五貞當年與其說是被看作一個“新女性”，不如說是被看作一個反抗舊禮教的“新人”，其女性色彩反而沒那么重要。

時代確實變了，但在一些地方，對女性而言，那種結構性的困境卻仍未有本質的改變：即便受過良好教育、有獨立生活能力、本職表現出色，然而仍無法掙脫身周的社會壓力構成的大網。尤其是在縣鄉這樣的小地方，一個女性僅僅是想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不肯按社會輿論的規則來，那就已經是離經叛道之舉了。

在河南魯山的事件中，很明顯的一點是：當事人已經不像傳統時代的女性那樣，把婚姻作為一種謀生方式了，因為她本人在當地就有一份體面的工作，也足以養活自己。

至少從她自己的角度來看，結婚對她沒什么好處：彩禮的錢是父母拿走了，對象也不是她中意的，她自己一個人過可以更好。換言之，從她結婚中得到更多好處的是別人，那既不符合她的利益，更違背她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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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給人的教訓是：如果現代女性不想淪落到這樣的處境，就必須及早奪回自主權。

死者雖然已經是28歲的成年人，大學畢業都7年了，然而她每月工資仍然上交給父母支配，每月父母只給她500元生活費。由此也可見，她仍被視為需要為家庭做貢獻的一個成員，而非獨立個體。

漢學家任思梅在研究了近代的人口販賣現象后指出，中國家庭是一種“交易型家庭”，除了自然增殖之外，一個家庭成員（尤其是女性）的加入或離開，都需要通過錢財交易或中間人協調。

任思梅一針見血地指出，女兒常被視為一份資產：

清末的家庭希望女人既能夠為家庭犧牲，又可以被家庭犧牲。女人得明白，她是家庭美德的象征，但是為了生存，她在任何時刻都可能會被要求為全家的福祉犧牲這種美德。女人既是家中的一員又是家庭的財產。

28歲新娘以死抗婚的悲劇，提醒世人：這樣的家庭傳統并未遠去，甚至新的婚姻制度即便早已確立不止一代人，仍不足以避免此類事件，女性唯有認清這一困境，不但實現經濟獨立，還要實現精神獨立，才能勇敢為自己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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