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超常規措施，全鏈條推動高端儀器突破

超常規不是違反行業規律，而是在遵循規律的基礎上，突破常規限制，充分發掘發展潛能，避免“運動式”政策突擊導致的產業擠出效應

文｜李煒、宋彥彥

高端儀器處于儀器儀表產業鏈價值鏈的高端環節，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性、戰略性和先導性產業。美日歐等世界科技強國、制造強國無一例外都是儀器強國。在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突破的背景下，高端儀器在我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等戰略布局中的地位日益凸顯。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國儀器儀表產業發展取得長足進步。產業規模持續壯大，2024年行業規模以上企業實現營業收入10804億元，較2012年增長了62.3%；市場主體高質量增長，2024年行業規模以上企業數量7326家，較2012年增長了92.7%，涌現出173家上市企業、686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57家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應用規模持續擴大，中低端產品基本滿足行業應用需求，流程工業制造、環境監測、電力能源等領域國產儀器市場滿足率和滲透率快速提升。綜合來看，我國儀器儀表行業發展指數以2012年的100為基數，2024年達到204，實現翻番。

圖1：2012-2024年我國儀器儀表產業規模以上主營業務收入變動情況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圖2：2012-2024年我國儀器儀表產業年度發展指數變動情況

來源：機械工業儀器儀表綜合技術經濟研究所“儀綜指數”研究團隊

儀器儀表具有細分門類多、產品類型多、產業鏈復雜、生產模式小批量、技術密集度高、資金投入大、研發周期長、市場回報慢等特點，因此行業的要素投入強度往往較大，對科技進步、經濟社會發展的潛在帶動作用也較大。

例如，國際上利用科學儀器取得重大成果并獲得諾貝爾獎，占生物醫學獎90%、化學獎74.6%、物理學獎68.4%；美國儀器儀表產值僅占工業產值的4%，但對國內生產總值的間接拉動作用達到66%。

鑒于行業特性及其在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中的戰略性地位，發達國家高度重視高端儀器自主創新并在政策、資金等方面給予長期穩定的支持。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2011年到2018年累計資助儀器類基礎研究設備與設施建設約55億美元，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能源部（DOE）、國防部（DOD）均設有科學儀器與儀器設備支持項目，丹納赫、賽默飛等儀器龍頭企業每年研發投入均超過10億美元。

日本組織實施了先進測量分析技術與儀器開發計劃，支持生命科學、材料科學、環境科學、綠色能源等領域的先進測量技術和儀器開發，部分創新成果在國際上處于領先地位。

依靠雄厚的技術積累和先發優勢，美西方通過“探索一代、儲備一代、研發一代、生產一代”戰略部署，不斷鞏固強化在高端儀器領域的競爭優勢地位。伴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突破，高端儀器日益成為各國科技和產業競爭的焦點，甚至演化升級為博弈制衡的重要手段。例如，美國商業出口管制清單中42%的條款涉及分析儀器、工藝實驗設備、電子測量儀器、激光器、核儀器等方向，瓦森納協議的兩用技術清單中有141次提到傳感器。

2015年以來，通過實施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基礎科研條件與重大科學儀器設備研發”重點專項、國家重大科研儀器設備研制項目、產業基礎再造和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專項等，我國儀器科技創新總體實現中低端“面上有提升”、高端“點上有突破”。

但目前仍存在一系列問題：

一是高端供給能力嚴重不足，超高分辨質譜儀、冷凍電子顯微鏡、110G以上帶寬的高精度示波器等高端產品仍處于空白，國產高端儀器在可靠性、耐用性等方面仍有較大差距；

二是產業鏈存在明顯短板，關鍵核心技術和共性技術研究儲備不足，高性能傳感器等關鍵零部件和元器件、配套軟件存在卡脖子風險；

三是應用生態不健全，絕大多數用戶不了解國產儀器，“不好用”“不敢用”“不愿用”現象突出，創新成果應用反饋迭代機制不健全，限制了進一步迭代提升。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強調“完善新型舉國體制，采取超常規措施，全鏈條推動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高端儀器、基礎軟件、先進材料、生物制造等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取得決定性突破”，這為“十五五”時期我國高端儀器產業創新發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如何理解超常規、采取哪些超常規措施，成為我們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加快破解高端儀器發展難題的重中之重。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兩方面來理解。

理念上的超常規：以非常之策應對非常之時

“超常規”可以理解為突破傳統習慣或常規限制、采取新穎或不同尋常的行動手段，在特定語境下蘊含著大膽變革、敢為人先的含義，采取超常規措施推動高端儀器創新發展恰逢其時。

當前，大國博弈更加復雜激烈，我國高端儀器等關鍵領域的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不可能走一成不變的路徑。

一方面，美西方對我國高端儀器的出口限制力度有可能加劇，類似極紫外光刻機（EUV）被斷供，部分尖端儀器整機、關鍵部件和元器件、專用材料、配套軟件等存在系統化斷供的風險，進一步將導致我國科技創新、各行業檢驗檢測活動受到嚴重沖擊，以高端儀器為核心配套的高技術制造業、重大基礎設施、醫療健康設備等也都會受到消極影響。

另一方面，我國高端儀器行業資源極其分散，產學研用力量尚未形成大范圍聯動，技術創新的跟蹤模仿之風仍然盛行，決定儀器底層技術的基礎學科、基礎理論研究相對薄弱，科研項目全生命周期管理體制不健全，行業技術人才流失嚴重。

嚴峻外部形勢和行業問題的疊加，表明高端儀器領域已無法通過常規措施來應對解決，必須強化底線思維，以非常之策來應對發展環境的急劇變化。

按照黨中央的決策部署，綜合考慮高端儀器行業特征和發展情況，筆者認為高端儀器領域采取超常規措施需要把握好以下三方面關系。

一是要平衡好短期收益和長期效應之間的關系。超常規不是違反行業規律，而是在遵循規律的基礎上，通過突破行業資源、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常規限制，充分發掘高端儀器產業自身的發展潛能，為構建科學長效的發展體制機制奠定基礎，避免“運動式”政策突擊導致的發展可持續性不足、資源過度集中等產業擠出效應。這也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健全強化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醫療裝備、儀器儀表、基礎軟件、工業軟件、先進材料等重點產業鏈發展體制機制”的戰略要求。

二是要平衡好集中突破和整體推進之間的關系。儀器產品類別多、產業鏈復雜、應用范圍廣，一下子在所有產品分類、所有產業環節、所有應用場景推行超常規措施是不現實的，需要聚焦優先級高的有限領域和環節進行針對性部署，避免目標泛化。集中優勢資源突破過程中，通過建立超常規措施的監測評估體系、優化執行機制等，根據階段性成果動態調整措施強度或方向，“以點帶面”漸進式向高端儀器更多領域、更多環節覆蓋，最終實現整體推進。

三是要平衡好“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之間的關系。超常規措施的實質是在有限時空內快速提高行業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其關鍵在于統籌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我國儀器各類市場主體中，除了高校院所等事業法人單位，企業法人仍然是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的主導力量。目前我國儀器儀表企業法人中，規模以上國有企業數量占行業規模以上企業數量占比僅為4%，規模以上民營企業、外資企業數量占比達到96%。盡管超常規措施的首要決定因素是發揮政府主導作用，但中長期提升我國儀器儀表行業資源配置效率還是要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超常規措施退出時，需通過完善的市場化機制承接。

行動上的超常規：以行業深層次問題牽引重大措施

梳理我國高端儀器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可以集中概括為兩方面：

一是高端儀器政策統籌嚴重不足。政策資源分散，科技部、國家自然基金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國防科工局、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自然資源部、生態環境部、中國氣象局、農業農村部等均有儀器項目支持，部門間存在方向交叉現象；科研攻關模式不適配行業特點，高端儀器種類繁多且更新換代快，部分專項項目論證、立項往往跟不上技術和產品迭代趨勢，相關項目部署容易碎片化和短期化，科研攻關模式單一；行業科研強度低于國際先進水平，近十年我國中央財政資金平均每年儀器科技項目經費約20億元，僅為美國龍頭企業賽默飛一年研發投入的五分之一，中國工程院評估指出，儀器儀表是卡脖子關鍵領域，且目前沒有獨立設立科技重大專項。

二是高端儀器全鏈條支持有短板。高端儀器共性技術服務能力嚴重弱化，工程化攻關和中試驗證投入不足，成果轉化和應用迭代機制不健全。高端儀器需要長期鉆研和沉淀積累，目前國內多以產品開發為主，缺少關鍵工藝、可靠性技術等關鍵共性技術的系統攻關和積累，導致新研制出來的樣機和首臺（套）產品市場接受度不高。

高端儀器關鍵共性技術單靠高校和企業是行不通的。高校以自由探索和論文成果為導向的研發居多，普遍缺乏從設計到產品應用的全鏈條研究，對工藝研究嚴重不足。

另外，國內儀器企業大部分是中小微企業，沒有能力自主開展基礎共性技術研發積累。實際上，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原機械工業部成立了十余家致力于儀器共性技術研究和服務的專業機構，1999年后除機械工業儀器儀表綜合技術經濟研究所保留事業型研究機構屬性外，其他均轉制為企業，行業共性技術服務能力逐漸弱化。

高端儀器成果轉化進入首臺（套）應用階段，從應用反饋到迭代提升之間存在著巨大鴻溝，主要障礙包括用戶分散、用戶數據反饋存在一定障礙、缺少科學的驗評體系等，導致高端儀器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不充分，“有樣機、無產品”問題突出。

針對以上兩大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從兩方面采取應對措施。

一是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創新管理組織模式。由于高端儀器與各行各業息息相關，建議優化行業治理體系，建立和完善跨行業跨部門的政策協調機制，在高端儀器原理創新、技術攻關、產業化各環節形成工作合力，避免資源交叉重疊，形成全鏈條一體化推進體制機制，提升資源配置效率。針對重點行業應用需求，采取重點用戶和制造企業雙牽頭模式集中攻關；針對重大科研需求，發揮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牽引作用，由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打頭陣”，集中攻關一批重大成果。

二是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強化共性技術研究機構建設。整合現有資源，建設國家級高端儀器共性技術研究機構，面向各細分領域建設成果轉化促進機構，補齊行業共性技術供給短板。建立高端儀器創新產品或首臺（套）產品的應用驗評標準和工作推進體系，推動供需雙方形成互相依存的聯合體，完善首臺（套）應用反饋迭代機制，培育“用戶+共性服務平臺+中小企業群”發展模式，解決創新產品進入市場的“最后一公里”問題，加快高端儀器從技術創新到商品化的迭代進階速度。

（作者李煒為機械工業儀器儀表綜合技術經濟研究所戰略研究室主任、智能檢測裝備產業發展聯盟執行秘書長；宋彥彥為機械工業儀器儀表綜合技術經濟研究所首席專家 編輯：周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