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失業后，成了父母的“付費室友”｜三明治

小任是我的高中學弟。本科畢業后，小任去北京讀了社會學碩士，順勢留在北京工作。“十一”假期，小任約我去他的老家盤錦一趟，說準備了河蟹。直到我坐了兩個小時的高鐵見面后，小任才告訴我，他已經失業七個多月，回到盤錦竟然和父母成了室友。“是真的室友，我每個月要給他倆交房租。”小任說這句話時壓低了嗓音。

“菜做多了。”父親老任夾了幾筷子菜后，開了口。小任有點納悶，這頓晚飯是他做的。所準備的菜量，和前幾天差不多。此前父親并沒有嫌菜多。母親的話似乎是解釋，也是緩沖，“誰讓你中午圖便宜、非要吃兩份拌面，現在又覺得吃不下。”

這個三口之家里，父母是60后，唯一的兒子小任是90后。每天的交流幾乎都在晚上七點前后。那時小任把飯菜送到父母經營的小超市里。我問小任，為什么不干脆啃老？小任苦笑，“從我爸媽買斷工齡以后，我們家一直是明算帳。”

看在買菜的份上，房租就500塊吧

2005年暮春，小任放學回到家，發現客廳茶幾上有一臺紅色的手機。小任很開心，“我們家也有電話了！”父母卻都沉默著。后來小任才知道，這是用母親買斷工齡的那筆錢安裝的。“錢剛到手，就買了手機。而且買斷工齡的錢還沒夠，我媽自己又拿了點。”

2011年，小任大三。暑假前，父母打來了電話，“要不你也找個暑期工？”小任看著宿舍里正在打游戲的幾個室友，拿著手機走到走廊的盡頭，壓低聲音，“家里是遇到啥事了嗎？”“我和你爸商量過了，要鍛煉你。從下學期開始，我們只給你生活費，學費要你自己想辦法。”

一頭霧水的小任掛了電話，沒回宿舍，轉身沿著樓梯下了宿舍樓，走向校園。他走得很慢。正是七月底，陽光熱辣辣的。他一邊想著等下回宿舍還要沖個冷水澡，一邊稀里糊涂地走進了大學生活動中心的勤工助學辦公室。勤工助學辦收取10塊錢的注冊費后開始持續免費地介紹工作。所謂工作，都是家教。“老師，可以多給我幾個家教嗎？”小任毫不猶豫地說。老師沒有表現得很詫異，可能需要勤工助學的學生不少吧！

那個暑假，小任第一次沒回家。一個半月，賺了4500塊。“那個時候還是每小時20塊錢。”

一天，小任連著上了一整天的“課”，主要內容是陪孩子寫作業。回到宿舍，他太餓了。順手把中午買的、放在塑料袋子里的饅頭和咸菜塞進嘴里。到了晚上7點多，他開始覺得惡心，渾身發冷。應該是饅頭和咸菜在夏天變質了。他甚至沒有力氣爬起來去醫院。躺在床上出了一身又一身的汗，吐了兩次，睡到第二天的早上6點多，竟又有了力氣又能起床去做家教。后來小任和母親提起這件事，母親說這樣也好，早點知道生活不容易。直到失業時，小任依舊記得母親這句話，“生活不容易。”

最初失業的20多天里，小任每天都是躺在床上用手機在App上求職。減少運動，也是為了減少饑餓感。直到確認沒辦法再找到工作后，小任才和父母提及了失業這件事。他在腦中想象父母在聽到自己失業時的失落和憤怒，怎么都沒想到的是父母極為平靜，“那你回來吧！”

從北京回家，先坐高鐵，然后坐差不多四十分鐘的“黑車”。沒辦法，小任父母所在的地區并不在盤錦市內，而是一個由三四個農村包圍著的小鎮。以前這里是遼河油田的礦區所在地，后來因為采油計劃的調整等多種原因，這里的礦區已經不存在了，與礦區綁定的一些單位、小學也都消失了。唯一剩下的就是一所有幾十張住院床位的綜合性醫院。

站在家門前、敲響的那一刻，對小任來說，是最難的。他無法預計父母會說什么。可隨著敲了七八次門以后，確定父母都不在家。小任把行李箱放在一旁，自己坐在樓梯上，緩了一會。他給父母打了電話，足足過了二十幾分鐘，父親才回來給他送鑰匙。父子二人見面的時候，沒人說話，空氣里有些微妙的尷尬。

接下來的日子，這個兩代都是東北土著的家庭里，沒有人沒有埋怨過小任不努力，也沒有人逼他考公或者再找工作。甚至一位鄰居看到小任回來，問了緣由后，竟然語氣帶著羨慕地說，“陪在父母身邊，比什么好工作都要好！”這句有點繞口的話，但化解了小任的忐忑。

回到家的第二周，父母問小任，手里的存款還夠不夠生活？小任給出了肯定的答案后，父母沉默著扒拉了幾口飯，“我們商量過了，你現在也不是小孩子了。在家里呆著，我們沒意見。不過，你多少也要給這個家一點貢獻。”“你媽的意思是，失業不是你的問題。但你回家游手好閑，就有點問題。”小任說，自己每天給父母做飯，算不算是一種貢獻？

母親似乎不想繞彎子了，“本來應該多收點，你還要買菜做飯，就算便宜些，每個月再交500塊吧！”小任聽到，立刻就不高興了，“我上班這些年，也給家里錢了。那些錢還不夠嗎？”“你給我們的錢，我們都替你攢著！”母親的這句話放在十年前大概還有些殺傷力，可現在就像是一句托辭。

小任想反駁。話到嘴邊，看到父母都半垂著頭。500塊錢，相當于他們經營的小超市賣掉差不多1500瓶可樂才能賺到的。想到這里，小任只說了一個“好”字。

那頓飯，小任失去了胃口，還是慢慢地夾起飯菜、一小口一小口地嚼著，撐到父母放下碗筷，小小的桌子旁只剩下自己。小任呼出了一口屏住了很久的氣。

采暖費，每月算100塊

最深的害怕，是說不出口的。不是怕說出口以后，沒有人能理解。而是對于成年人來說，這樣的害怕就算是說出口，也不會得到解決。又何必要說呢！小任在一口氣交了半年的房租后，忽然想通這個道理的。難怪這么多年以來，幾乎沒有聽過父母提起當年被買斷工齡的事。

但父母靠什么來抵抗這種害怕呢？小任發現看完房租微信轉賬記錄的父母的臉上不約而同地出現了松了一口氣的表情。小任心里不太得勁。

回到房間，小任躺在床上琢磨著，父母是在四十歲上下買斷工齡的。比現在失業的自己年紀還要大幾歲。不同的是當時父母還要養自己，而自己現在只需要養自己，他連孩子都沒有，也沒結婚。父母一度也勸過，說給小任攢了錢，可以買個婚房之類的。如今失業回來，父母反倒沒催自己相親結婚，日子變得“安靜”。以前父母每周都會打來電話問他身體情況和工作情況。而現在面對面，這一家人似乎沒什么可以聊的了。

白天，家里只有小任自己。他不再像以前上學時那樣，開心地享受獨自在家的時光。無事可做，只能跟同學聊天。同學勸小任，啃個老算了。現在大家都這樣，也不算什么丟人的。那天晚上，小任半開玩笑地試探一下父母，父親當時就不高興了，“你現在手里的錢比我和你媽加起來都多，你還要啃我們、我們沒讓你多交錢就不錯了。”

在小任讀高中前，父母還是不講回報的。甚至小任在初中畢業時，是讀職高還是高中，父母都沒有特別逼迫小任。反而是小任讀高中后，父母的話就變成了“你考到多少分，才能給你買什么”。

從高二開始，去上補習班的同學越來越多。甚至下了晚自習已經是夜里快八點，還是會有同學去補習。當時校門口會出現兩種接學生的大人，一種是家長，一種是補習班的老師。但小任的父母沒有給他報課，他羨慕上補習班的同學。

一次，同桌唉聲嘆氣，說自己的父母又給他新報了一門英語。“還是你好，你爸媽都不逼你。”補習班的同學羨慕他。小任沒和同學說，父母常說的話就是讓小任要省心，要懂事。因為他們要想盡一切辦法去賺錢。

“要不然我替你去上一次？”與其說小任想占便宜，不如說小任想體驗一次補習班的老師講的到底有多好。小任自以為聰明的一舉兩得，在第三次替課時，被那個孩子的家長發現了。那次小任是從小到大被父親打得最狠的一次。

打完之后不到一個月，就是小任的生日。父親問他，想要什么禮物？小任想要一個潮牌的雙肩背包。他怕父母不同意，還特別準備了一段解釋，說這個包既可以當書包，平時也能背著出去玩。母親輕聲笑了一下，“還想出去玩？上次你替別的孩子上課，你爸后來給了對方家長100塊錢。這個錢就從你這個包里扣吧！”最后，包買了，但不是小任喜歡的潮牌。因為“扣掉的100塊”就買不到潮牌了。

小任是有惰性的。每天除了買菜做飯以外，沒有其他的事情要忙碌，整個人就沉了下去。之前在北京的日子，忙忙碌碌，都想不起來這些事情。反而失業在家，獨自的時間多了，這些事情讓記憶咕嘟咕嘟地冒起了泡泡。

這段時間小任最喜歡刷的就是“手里有100萬，怎么活的更久”之類的帖子、視頻。有時候因為一整天躺的太多，小任甚至感覺惡心。早上天蒙蒙亮，他就開始在客廳里逛，母親聽到的聲音從臥室里走出來，問他在干嘛。小任不好意思承認自己睡多了，但又不想連做早飯的職責都要承擔起來。其實小任的父母早飯特別簡單，就是熱牛奶搭配一塊老式蛋糕。母親見小任遲疑著不吭聲，也沒再多問。

眼看著冬季到來，東北開始供暖，父親讓小任去繳采暖費。小任隔了一天才問父母，“交采暖費要多少錢？”父母說大概2300塊。小任努力擠出了一句，“那你們把錢給我呀。”餐桌上陷入了安靜。當天晚上小任的支付寶里多了2300塊錢。

可在收“房租”時，父母突然說，“供暖費一個月算你200，畢竟你住的房間也占面積”。小任愣了。之前只說每月500塊的房租，沒提額外費用。他忍不住反駁：“房租里不該包含這些嗎？外面合租都包。”

父親放下筷子說：“外面是外面，家里是家里，你吃的米、用的煤氣，不都得算？”最后各退一步，小任每月多交100塊。他心里很不得勁。

龍生龍，鳳生鳳

“小任回來啦！”傍晚六點多，母親打來電話，說是新買的一條保暖芭比褲到了小區門口的菜鳥驛站，讓小任過去取一下。母親在電話里特別叮囑，“現在就去。晚上七點人家就下班了。我明天還要穿。”小任胡亂套了件衣服，順手拎上垃圾下了樓。剛走出單元門，還不到五分鐘，就有一個連小任都叫不上名字的老鄰居，跟他迎面走過來，忽然打了聲招呼。小任還不知道怎么回的時候，老鄰居又問了一句，“我看你天天在家，也不去上班。不會失業了吧？“

其實小任早聽說小區里有六七家的子女在2023、2024年陸續從沈陽或者北京回家待業了。找工作難，但大家似乎都能有點賺錢的事情在忙。于是這么久的失業還賴在家里，成了小任無法掩飾的丟人之處。

小任被問得心里騰起了火氣，又無處發泄，索性都賴在父母住的小區上。父母生活的小區到如今已經有十七八年的房齡。還是父母靠在夜市擺攤攢下的第一筆錢買的。那是2009年前后，夜市開始流行。小任已經想不起來。父母賣的到底是什么？他記得那個時候父母每周都去沈陽的五愛市場批發一些日用品和衣服。有十分之一的貨物，今年賣不完，就留著明年賣。最多的時候，客廳的沙發上、地板上；臥室的床和衣柜之間的空檔；陽臺上……甚至廁所門口的過道都用防潮墊隔著、堆放著各種貨品。

小任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父母從沈陽回來，神神秘秘地躲在房間里商量了好久。隔了兩天，忽然問他，要不要在沈陽五愛市場買一個攤位？還說這次去上貨，發現跟自己一起夜市上擺攤的兩個人已經五愛市場買攤位了。

“攤位多少錢啊？”“挺貴的。房子一平米還不到2000塊錢。五六平米的攤位要8萬。”聽父母說完，小任說了直接來了句，別買了。他不想讓父母辛苦賺的錢再遇到風險。于是父母拿出那筆錢的一半，買了一套一百平的樓房。這是父母第一次住樓房，買的時候是秋天，一直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父母提到這件事還是興高采烈。

直到父母獲悉，五愛市場攤位光月租一個月就能賺回兩三萬。這是父母累死累活一個月都賺不回來的收入，那些有攤位的人躺在家里卻能賺到。小任知道這是父母多年來沒有說出口、但在心里一直懊悔甚至有些被折磨的地方。父親只有在偶爾喝多了才會冒出一句“沒有賺錢的命”！

過了2015年，小街小巷里的夜市越來越不行了，連夜市都開始集中到大一些的街巷，就像大型超市開始吞并中小型超市一樣。尤其是父母賣的日用品和服裝，由于質量和化工原料對人體的危害知識越來越普及，根本就賣不動。兩個人起早貪晚地一個月賺的錢加起來還沒有4000塊。

小任大三那年是帶著怨恨回到家的。因為從這一年起，小任開始了自己養活自己的日子。到家的那一刻，心情很復雜。有對父母的不滿，有對自己賺到錢的認可。可是敲門沒有人開，他摸出了自己的鑰匙。進了家門才發現鍋里就放著幾個饅頭。冰箱都關了，沒有用，里面放的是咸菜。東北冬天天黑的很早，外面隱約透的路燈的光。小任給母親打電話才知道，父母這個時候都在小超市里。

原來小任的父母兌下了距離小區大概兩三公里的一家超市。每天早上5點就去開店，晚上要到凌晨一點才關店回來。“我從沒有覺得我們家困難到這個程度，一直到看到父母用積蓄開小賣店，六十歲的人還要這么拼，我才下定決心一定要留在北京。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我父母的心愿，但是我不想再靠著家里。” 時至今日，小任說這番話的時候，還是顫抖了聲音。

但小任都說不明白的是，失業回家的第四個月，一天上午，母親忽然給他打來了電話，“忙得走不開，你幫忙開車去上點貨。”小任按著母親發來的地址，開著家里那輛入手時不到6萬塊，現在已經開了快10萬公里的小“中華”，去運了幾箱子面包、可樂、還有雜七雜八的幾種飲料。

送到超市才知道，父親早上幫客人登高拿東西的時候，從梯子上吐露（東北話，摩擦著滑落）下來，手腕和腳踝都腫得老高。小任勸他們去醫院看看，父母堅決不同意。父親反而說接下來幾天的上貨就靠小任了。

小任連著上了半個月的貨。母親裝作不經意地問他，“我看你干這行挺精挺靈的，我琢磨讓你爸歇一歇，等他的傷徹底好了，你們兩個人換班。我再出去找個保潔的工作。”小任聽完，心里咯噔一下。

失業回家，父母并沒有因為這件事而對他說過一句重話。小任心里挺感激父母的。可是他什么都沒想到，事到如今，父母居然拿出當年買斷工齡時尋找出來的出路，讓小任也這么走下去。父親早就說過類似的話，“找不到工作，實在不行就跟我練攤。”

小任告訴我，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問題，而是他覺得按照自己現在的存款情況，就算是不像父母一樣拼命工作，也能活得還可以。可他剛開了個頭，父母立刻說，“一次失業就把你打擊成這樣？你看看我們那個時候，沒有工作，還要照顧你，不也把你弄得好好的！”“現在的孩子怎么這么不能吃苦！讓你去擺個小攤，本錢我們給你拿，就當鍛煉了！”

一股難以描述的壓迫感劈頭蓋臉地襲來，小任沒吭聲，但父母似乎也看出了他的不高興。父母這一代人和子女之間的溝通，大部分的時候都是靠猜。一方把話說完了，另外一方沒有說話，這個時候就開始互相猜測。好處也不是沒有，至少雙方都不會說出太過激的言語，避免讓局面陷入難以挽回的程度。

而此刻，在去菜鳥驛站的路上碰到這位老鄰居，看起來對小任一家相當熟悉。見小任沒有理睬自己，老鄰居快走幾步和小任肩并肩，“你不記得我了？我是跟你爸媽一起在夜市擺攤的張叔。你爸媽怎么樣啊？”小任胡亂應付了一句。

“你爸媽就是不聽我的，沒在沈陽的五愛市場買個攤位。不過現在五愛市場的生意也不好做了。我那三個床子（東北話，攤位）也都給女兒去管了，我現在回來，和你爸媽一樣，開了個小超市。”

那天晚上，小任開車去接父母回家的路上，沒說話。小任突然想起，當年父母跟他商量買攤位時，他說“怕風險”，父親紅了眼：“我們這輩子沒賭過，就想給你留個保障。”可馬上又說，“還沒到給你的時候。”

百無一用是書生

小任以為自己大部分時候做的算好，至少是努力。他給父母做飯、送飯；定時交房租、交采暖費。但這一切被父母的那句“我們商量過了，你們年輕人不就是喜歡自由、不被管著嘛！我們掏錢給你也開個小超市，你自己當老板”徹底打碎了。

“你們能不能別老用你們那一套要求我！”這是小任從失業回家后第一次和父母正面硬杠。此前小任一直感覺自己多少有一些失敗者的意味，所以要夾起尾巴做人。他還有些慶幸，回來以后父母沒有逼自己找工作，也沒有逼自己結婚，這意味著對自己最大的理解。但是父母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你們怕啥？”小任不理解。父母擔心他這個狀態下去，“怕你沒有人看著，幾年后也就沒有了心勁。”小任臉上一熱。父母說的沒錯，如果不是這段時間父母要求他上貨，他真會在家無所事事。而且每次有同學或者朋友表示羨慕時，小任總要強調一句，“我可是給家里交房租的。”

父母告訴小任，他們一路過來，知道只有吃苦才能生活下去。還說小任失業就已經是被社會淘汰了，再不努力就更沒有希望。這句話刺激了小任。小任認為這是父母被買斷后帶來的陰影，才會有這樣的想法。此刻，小任眼中的“室友”父母回歸了本職，開始行使父母的權力。

小任一面心虛，“難道就這樣過一輩子？”一面接受不了父母像一根針般刺破了他的自我肯定。這也是他找我的原因，“你說我在沈陽能不能活得下去？”

我們算了一筆賬。在沈陽房租最便宜的單間也要七百上下，一日三餐自己動手，也要四十到五十塊錢。這樣算下來一個月差不多2600元的基本開銷。一年就是三萬。小任聽完沉默了，他在盤錦一個月的開銷才七八百，手里的存款能撐到十五年。可在沈陽也就三四年。

小任被卡住了。如果不向父母低頭，就要繼續工作。這又何嘗不是一種隱形的啃老？但父母忙碌到六十歲出頭，還在經營著小超市、一年到頭都無法休息，更別提旅行、放假，就連大年三十都不閉店，一家人就在小超市后身的庫房里煮火鍋、看春晚。難道這就是自己要過的日子？

“你們那里應該也有這個政策。”小任從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在沈陽有一項租房補助的政策。這位朋友已經每個月可以拿到大約200元的補貼。“你和房東說就行，也沒那么復雜。都是線上傳資料，身份證、房證，還有租房合同。審核通過后，再去線下申請。”

小任其實一直都在領失業金。如果還能領取租房補貼，每個月哪怕只有兩百，對小任來說都很有吸引力。但怎么和自己的父母說這件事呢？小任拿出之前在公司做項目時候的勁頭，梳理出這件事的關鍵點：要父母在不問原因的情況下提供房產證、身份證。

小任只找到一個理由：他的新工作需要提供這些資料。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與其說小任想得到每月200元的租房補助，不如說他也需要這么一個機會，試著在盤錦找工作。

社會學碩士學歷并不是一塊給力的敲門磚，至少搭配小任近35歲的年紀，算不上優勢。他投了3家行政崗，一家要求“會喝酒、能陪客戶”；一家薪資只有2800塊，還不包五險；還有一家面試時HR直白說“你在大城市待習慣了，未必能跟同事處好”，“再說你英語六級，也比不了人工智能的翻譯吧？”他回家跟父母提這事，母親卻撇撇嘴：“早說讓你跟超市旁邊那個修車店學手藝，你偏要找什么‘坐辦公室的活’，不接地氣。”小任懊惱的卻是英語六級在此時比不上人工智能。

“今天那個公司要我提供一下住在什么位置，如果是租房還需要有房東的身份證和租房合同。”小任沒有接母親的話，鼓起勇氣拋出了自己的想法。父親一聽，覺得兒子想找工作是好事，立刻對小任的母親說，“他這也算是在咱們這里租房子。”母親想了想，“現在哪里還有公司管你住在哪里？難道是要管你住嗎？你要我的身份證，到底是干嘛？再說，你和別人說租我們的房子，我還覺得丟人呢！”

小任終于從母親口中聽到了這兩個字“丟人”。這似乎是壓在母親心底的秘密，在這一刻終于無法繼續忍受了。小任臉都紅了。不知道是氣得還是羞愧的。

第二天，小任想“罷工”，不想做晚飯了。但到了下午三點多，肚子咕咕叫起來。小任決定給自己下一碗面吃。在洗菜時，小任忍不住笑了：如果失業回到父母家是另一種形式的“上班”，此時的自己又何嘗不是進入了另一個“公司”？只是這曾是自己的家。此刻，似乎又不是自己的家。

號外！吳楠新書《困在底層的人》已經上市！

閱讀吳楠的“普通人”專欄更多作品

全新上線「青少年英文短篇寫作工作坊」（適合：12-17歲）

★ 沿用三明治 8 年成熟的中英短故事教學體系，專業導師在線頁面逐句點評、直接指導。

★ 每周更新 2 次，5 周完成第一篇 3000–5000 詞英文長篇故事。

★ 優秀作品將有機會在三明治 × Bluebell發表！

大師工作坊

虛構寫作

非虛構寫作

劇本創作

詩歌

里所詩歌工作坊

每日書

7月共寫班（每月開展）

7月自由書寫班（每月開展）

English Daily Writing（每季度開展）

點擊查看更多

在地寫作

寫作生活節

點擊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