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戶晨風時代的“主體性”與“覺醒文化”

文 | 飛劍客

近年來不只是在鍵政圈語境中，在社交媒體的日常語境中，“主體性”一詞也頗為流行。我們常常會看到這樣的提問：“主體性強的人有什么表現？”、“如何培養自己的主體性？”初次接觸這個詞匯的人，大概會頗有幾分格局打開的感覺。

不過多瀏覽知乎、小紅書等平臺的此類問題后就會發現，這類問題下的往往呈現出一種對“主體性強”的標準化想象，比如：

“不再關心別人看法，我的世界我自己的感受最重要。”

“拒絕討好，拒絕戀愛腦，隨時都能抽身離開。”

“能忍耐的人都是主體性缺失的人。”

“這是我自己的選擇，一定有天然的正當性。”

人們有時會借助一些略顯陌生或新穎的詞匯，來包裝和正當化一些在日常生活中難以直抒胸臆的主張。和鍵政圈中對“主體性”的使用有明顯區別，小紅書類語境中的“主體性”大概是一種笛卡爾式的自我確立，之所以流行，可能是因為被主流的意識形態征召會產生不適感（比如各種對集體主義的曲解和敵視）；也可能是因為自身歷史的童年或者成長中的創傷會導致人際關系處理不好，多是因親密關系，所以會去說要找回主體性，確立一些自我的邊界，原則，修復童年創傷去更好的處理人際關系，這方面做點心理建設并沒有什么問題。

但另一方面來說，很多自媒體在這方面的作用主要是逢迎當下的網絡原子人，通過使用一套特定的術語，如“內耗”、“邊界感”、“配得感”、“男凝”、“NPD”等，幫助用戶形成一個“覺醒的”、“追求自我”的圈層，他們嘴里的主體性和戶晨風喜歡說用蘋果手機去山姆超市是一個東西。只不過戶子把這種抽象的享樂游戲物化實體了，把那種優越感改造成一種切實可行的消費行為了。

當然，有人會說，你看到這些說法都是偽主體性，“真正的”主體性是對自己的能力和定位有清晰的認知，知道自己應該干什么能干什么，而上面剛剛提到的只知道要這要那的不是主體性強，那是巨嬰。

主體一詞之所以備受偏愛，一個原因可能是與近代中國經歷的殖民壓迫有關。近代中國經歷殖民壓迫，反殖民斗爭強調當家作主或民族主體性，賦予其積極的政治意涵。在此語境下，主體往往被理解為主人翁，關鍵正在于“主”與“奴”的二元對抗。

如果追溯歷史，我們能看到一個宏大的、關于“知識”的變遷過程：

前現代的主體一般叫老天爺、上帝或者梵，即都有一個超越于我們之上的意義的裁決者，而啟蒙運動以后，大寫的“人”成為了主體。作為主人的一方，要求萬物效忠、服務并任其改造使用。不過這種觀點也暗示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權力關系，其中主體通過自身的意志和理性將外部世界包括他人對象化、工具化，從而實現對環境的控制和利用。

別看這只是一種觀念，它不僅僅被媒介傳播，更通過哲學、科學、法律、教育等社會制度被不斷重復，最終被不少現代人內化為不證自明的社會現實。可以說自從啟蒙運動以來，我們從小就生活在一個默認“人類是萬物靈長”、“科技征服世界”的意義世界中。

從個體上來說，主體性強的人強調自我的中心地位，使個體傾向于以自身的感受、目的和需求為導向，從而將其他事物視為實現這些目的手段。所以市面上流行的強主體、找回主體性的意見也基本是建議人們把他人當成NPC、工具人，該斷就斷，這是自我工程的一種常見策略，它將不可控的社會關系簡化為可預測、可管理的資源或“環境變量”。

更大的角度來說，資產階級的整個意識形態的一個基礎就是主體論。無論經濟學講的市場交易，還是政治學里的社會契約，都默認了一個前提假設：主體或者個人是先于社會而存在的，然后才彼此湊在一起形成社會。但你細想，這其實是倒因為果：人從來都是被特定社會關系塑造出來的，根本不存在“天然”的經濟人或法律主體。

資本主義不是某天突然從石頭里蹦出來的，它是在封建社會、行會制度這些“非資本主義”的母體里慢慢孵化出來的。關鍵在于，只有當人被改造成適合資本增殖的“主體形態”時，這些舊制度才會轉型為資本主義。

既然這是一個基礎性的思維，那么解構諸如自由主義的經濟人主體，即那種將人視為純粹自私利己之同質存在的神話，揭示社會結構功能對人的影響，便十分必要了。

早在馬克思那里，就在擊碎啟蒙傳統中那個自以為是、先驗的主體神話。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底層邏輯中，人并非真正自主的主人，而是被悄悄壓扁、塞進了經濟關系的格子里，成了某種功能的化身。就像《資本論》所揭示的，人是資本自我增殖這一過程的人格化。這種去主體化的剖析并不是要否認人的存在，而是要掀開那層自由主體的意識形態面紗，揭示其背后被社會關系所規制的實質。

不過在后續的左翼思想里，很多批判被推演到了極端，像拉康這種法國理論家的學說成了不少網哲酷愛念的經，他們熱衷于援引拉康來挑戰傳統哲學的主體觀，即人并非自主自律的行動者，除了馬克思說的社會關系之外，也被語言、他者欲望（在阿爾都塞這里則具體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所塑造的存在。我們所以為的自我，實則由想象的認同、符號秩序的規訓，以及無法被符號化的真實經驗共同撕裂而成，人或者說主體始終處于一種內在分裂的狀態。

但是這種無主體的思想也面臨很大困境：如果我們冒然否定主體，如果連行動者本身都是被結構決定的幻象，那么變革世界的實踐又該由誰發起、如何可能？

于是不少人就陷入否定一切行動可能的犬儒主義或后現代的囈語中，甚至成為一種為現存秩序提供隱性辯護的精致的虛無主義——我們能從當下不少后現代人中看到這樣的特點。

主體是被建構的這一理論本身不是中立的學術發現，而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思想反映（性別建構論也類似）。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需要彈性積累與靈活的勞動力時，建構主義恰好提供了哲學合法性。

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做了不少研究，最經典的是威利斯的《學做工》，里面也提到了工人階級子弟通過“反學校文化”將自己建構為叛逆者，但最終主動再生產了自己的階級位置。這正是主體自己選擇的馴服順從。

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很多流行理論的一個困境在于：如果主體純粹是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建構物，那么批判和超越資本主義的主體性基礎從何而來？這種焦慮確實驅動著當代的理論家去尋找主觀能動性源泉在哪。總之規則總有bug、有悖論、有執行失敗的時刻，你卡在系統bug時的那個視角，既屬被建構的游戲內部，又能洞見系統的不一致性，由此獲得一種能動性，也叫可能性。

最古典的路徑就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提到的：人不是抽象建構物，而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但關鍵在于實踐對關系的改造，在于生產實踐活動的自我超越性，也就是說生產力發展會撐破現存生產關系。

后續的普殊同就強調，資本主義的一個矛盾是時間本身的解放潛能被價值形式束縛，真正的主體性只能是來自“歷史的運動”，即那種由資本內在矛盾驅動的、可能沖破價值形式的社會轉型。

德勒茲和加塔利代表另一種回應。資本主義具有一種自我解碼的矛盾性：它既不斷打破傳統束縛，像沖垮舊堤壩（解域化），又用市場邏輯重新編碼一切，加固新河岸（再域化）。而革命性不在于等待“歷史運動”去撐破外殼，而在于捕捉系統內部那些逃逸線——那些被解除領域、被河水沖開、還沒來得及被堵上的支流，比如年輕人用盜版軟件搞出的創意、黑市里以物換物等等，這種主體性是非人的、分布式的、在裝配中生成的，講究的是用完即散，下次再裝。

德勒茲和加塔利也是當代另類右翼、加速主義的思想資源提供者。比如另類右翼將德勒茲的非人流動等同于技術—資本的自動主義，認為主體性應徹底讓位于市場解域或“算法治理”。（見我們之前文章《尼克蘭德，另類右翼與黑暗硅谷的啟示》）

還有一個思路是巴迪歐提出來的：主體不是被建構的，而是被事件從建構中撕裂出來的，這避免了人性假設。所謂事件，就是對現存秩序的斷裂，像一顆投入平滑水面的石子，激起無法被歸類的漣漪。

主體的誕生，恰恰在于他對這種事件的忠誠。通俗來說，作為個體我們確實被結構、語言、知識、制度塑造著，這是是我們生存的常態，我們是情境的動物，但我們偶爾會發生一些打破規則的大小事件，它無法被常規理解。你面臨選擇時，是假裝沒發生，還是開始追問“這事到底打開了什么新可能？”。如果你選擇后者，并持續地、有條不紊地探索、命名、組織、推廣這些新可能，你就成了主體。

就像真正的愛情一樣，忠誠于愛情這個事件意味著持續堅持到底般去冒險，通過對話、分享來保持愛情的活力，而不是一次獲得或者只是得到一個制度化的身份；忠誠藝術這個事件是一種你的創作上或者作為觀眾欣賞上的突破，要忠誠于這個突破，主體應該支持這種挑戰，并通過討論、推廣或再創作來延續其影響，而不是一次性消費；而對政治也是一樣，忠誠于政治事件意味著持續介入和開拓的領域，就像民主的要求是全過程，而不是一次性投票。

這里的主體生成觀和馬克思主義的主體觀無疑是有嵌合之處的。就像無產階級并非天生就是一個自為的、統一的歷史主體；它正是在階級斗爭的實踐中，從“自在”的階級轉變為“自為”的階級。主體性不是在書齋里被認識的，而是在組織、在構建新社會關系的具體進程中，被鍛造出來的。

通過上面的梳理我們會發現，關鍵的問題始終是在什么具體歷史條件下，被建構的主體能夠反過來建構新的社會存在？當社交媒體將“覺醒”變成流量密碼，把自我拆解為可購買的標簽，那些宣稱要“奪回主體性”的逢迎、雞湯和雞血，或許早已淪為資本彈性積累的同謀。

在這個意義上，實踐、階級斗爭、歷史運動——這些看似老生常談的、缺乏創意的選項，反而因其與物質生產的直接纏繞，最難被收編為新的文化商品。

不過我們也必須要承認，后革命時代，癔癥式，“覺醒”式，古風BGM式，爛梗式的革命話語早已耗盡了自己的歷史能量。那種通過不斷宣布“決裂”來確認自身存在的姿態，最終只生產出一種表演性的激進，其根基并不比它所要批判的“偽主體性”更穩固。

從這方面，問題在于如何建立一個可持續的、可靠的再生產機制——不僅是理論的再生產，更是改造社會關系之實踐的再生產。這要求我們從吶喊的姿態轉向艱苦的組織，從對“本真自我”的追尋轉向對集體性綱領的忠誠。

另外，當理論落回地面，個體終究要面對那個最具體的問題：我該如何自處？筆者倒是覺得，與其通過斷親、拉黑、建構邊界來驗證主體性，不如嘗試打破邊界去愛一個人，去參與一件需要投入的事。

這需要耐心，為共同體、為發現、為信念進行長期而艱苦的工作，以及承受攻擊的決心，因為你的忠誠必然會與那個由表演性姿態和流量邏輯構成的“意見”世界發生沖突。

該期文章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