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聽見暴亂：動蕩中的兩種生活｜李懿娟專欄

文 | 李懿娟

10月29日，周三，坦桑尼亞大選。由選舉爭議引發的暴亂，我未曾親眼目睹。我所知的一切只透過微弱的聲音，它讓我模糊看見兩種平行生活。

那天午飯后，同事給我發來華人群里的城郊影像：火勢迅猛，黑煙翻滾，執法部隊發射的聲光彈在空中炸裂，亮得竟如一輪太陽。我向住在那邊別墅區的中國朋友求證，她什么也沒聽到。半小時后，她說：“好大聲的槍聲，救命啊，一直在響。”隨即，網絡中斷。

下午，我獨自坐在辦公室的小房間里，聽著外面急促的腳步聲和此起彼伏的電話鈴。原來，在達累斯薩拉姆（阿拉伯語意為“平安之港”），街頭先是聚集起因選舉和國家現狀而憤怒的示威青年，隨后警察與軍隊蜂擁而至。打砸搶燒的暴徒行為與民警的激烈沖突瞬間爆發，傷亡消息接二連三地傳來。領導設法把現場同事接回小區；一些前往達市的同事則取消行程，或滯留中轉機場。眼前的一切推翻了我的認知——這片素以和平著稱、幾乎從未經歷流血沖突的土地，竟在頃刻間被卷入黑暗。

斷網前，朋友從華人群里轉來的城郊影像

斷網前，朋友轉來的城郊自媒體影像

我是在當晚聽見槍聲的。我住在達市最富裕的行政區，所在的別墅小區與富人區僅一線之隔。晚飯后，我走出小區食堂，路過泳池，轉彎，經過鐵扇般高大的旅人蕉，準備回宿舍。忽然，天邊傳來兩聲緊促的巨響，我嚇得一抖，下意識縮了縮頭。棲息在棕櫚樹上的烏鴉齊聲驚起，從頭頂掠過，只留下顫抖的尖葉。空氣里彌漫著難以言說的不安，我加快腳步，找到室友商量：若有人闖入小區，我們該躲到哪里？衣柜、陽臺，還是洗衣房？最終，我決定，狹小隱蔽的保姆間大概最安全。

大選后一天，我收到了當地朋友的關心。我的讀書會發來短信：“希望你和你愛的人都安好。請注意安全，照顧好自己，直到一切恢復正常。”不久后，剛搬出小區的歐非混血女孩凱莉也打來電話，詢問我是否安全。許久未聯系的導游也發來消息。我的朋友未必富裕，但絕非赤貧，他們大多躲在家中，或待在安全的街區，利用這段時間陪伴家人、與朋友敘舊、與書籍為伴、為坦桑祈禱。即便在特殊的日子，人們也總會想方設法尋得片刻平靜。

也許是因為看到了壓制其他黨派的報道以及網上的憤怒聲音，朋友早已預感到這次選舉難免混亂。大選前一夜，超市里擠滿了囤貨的人。這些景象，無論是外國人還是當地人，都未曾見過。我不由得再次思考：坦桑一直熱愛和平，經濟持續發展。即便在2024年六月，肯尼亞因失業與通脹等問題暴亂時，坦桑依舊風平浪靜——非營利組織長達十年的民調顯示，民眾對國家發展頗為滿意。那事情是如何走到今天這步的呢？

大選前一天，朋友拍的囤貨景象

凱莉回應道，“我們有特權，日子過得舒服，沒看到別人的生活。”

仔細想想，我曾從當地同事身上瞥見生活的艱難。中年的幫廚好友阿內好不容易休假，卻染上瘧疾；剛治好病，又在乘坐三蹦子時被一輛轎車撞破頭。司機肇事逃逸，把她扔在街上，幸好有人將她送去了醫院。休養沒多久，她又擠上公交趕去上班，結果包被人悄悄打開，手機被偷走。

當地同事大多住得偏遠，家境較好的打車半小時上班，其他人要么騎摩托四十分鐘，要么花兩小時換乘三蹦子和公交。除了通勤的艱辛，他們還可能被解雇，許多同事都未得到雇主青睞。此外，他們時常開口索要東西，甚至有保姆會從我們垃圾桶里翻出剩菜和面包充饑；小偷小摸乃至搶劫也時有發生。這些現象無不表明：對普通人而言，物質資源依舊稀缺。而權富階層的生活五彩斑斕，豪車、別墅與金錢多得難以計數。

坦桑的確熱愛和平，也在不斷進步，但貧富差距正在日益拉大，昔日的種族歧視似乎已演變為富豪與貧民之間的階級界線。隨著城市逐漸擴張，人口日益增長，住房緊張、物價攀升、交通擁堵……接踵而至的難題對窮人的沖擊更為明顯，而富人的生活波瀾不驚。過度的貧富差距迫使人們不惜一切代價去追尋更為平等的生活。

無奈的是，這場最終演變為暴亂的反抗，受苦的仍是最底層的貧民。出不了門，就意味著沒有食物；上不了班，就意味著沒有收入；與此同時，物價又翻了好幾倍。過去一千先令（約三元人民幣）能買七個番茄，如今有人花兩千先令才買到一個。在那些偶爾開放的加油站里，油價也已從每升兩千七一路飆到一萬五。

我在廚房發現了一張保姆留下的手稿，上面用英語、斯瓦希里語和圖像記錄著各種概念：脆弱（vulnerable）反復出現，還有政治、議會、問責與責任（accountability, uwajibikaji）、愛國主義、艱難環境（unazingira magumu），以及英雄、惡棍、暴徒、偽善者（mnafki）等等

不知怎的，我開始為自己衣食無憂的生活感到愧疚。外面的混亂與危險仍在持續，而小區里卻已逐漸放松下來。外國鄰居自在地游泳、唱K、燒烤，甚至在院落里搭建簡易場地揮桿高爾夫；同事雖抱怨斷網，但離線游戲、老舊電視劇或撲克麻將也能讓他們樂在其中；而我的生活也寧靜愜意——看書、寫作、彈琴，一切如常。平日長時間待在“籠”中常讓人窒息，但在非常時期，這種封閉、自給自足的生活卻顯得格外安逸。

盡管每天仍能聽到一兩聲槍炮，但對我們這些從未見過戰事的人來說，那聲音越來越像煙花禮炮。不知是心態使然，還是自覺身處“安全屋”，除了偶爾被一些聳人聽聞的謠言驚到——誰差點沒命了、水源被投毒——那一周竟帶著幾分年假般的荒誕輕松。

大選后的第四天，周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毫無懸念的連任結果已悄然公布，但達市仍籠罩在黑暗之中。我想為自己營造一些儀式和希望。零點，我獨自坐在床上，把食堂的面包放進蝶形杯里，插一根牙簽當蠟燭，又煮了碗方便面當長壽面。我給悄悄連上星鏈網絡的現場同事打了電話——這幾天，多虧他幫我念新聞、查百科、聯系父母。電話里，他給我讀了村上春樹的《過生日的女孩》：女孩在二十歲時許下一個愿望，但無法確定它是否已經實現。“人生的未來之路還很長，我并不是已經看到事情演變的結果。”我想，我的愿望也是一樣。在它的庇佑下，非洲將容納無數種生活，彼此不再沖突，而是各自精彩。

就在我以為今年的生日將要冷冷落幕時，住在隔壁的老鄉好友悄悄送來了蛋糕。他費盡心力找人制作，又輾轉找車送到我手中，我一時間感動得無言。同事也變魔術般從家里找到我喜歡的禮物。在這危急時刻，我竟過了個熱鬧的生日。我感激這些溫暖瞬間，也再次意識到自己的特權。

蛋糕上寫著“暴富暴美”這種世人皆愛的愿望

我為仍在忙碌的幫廚各留了一塊蛋糕。那天，領導安排幫廚、保姆和司機復工，但愿意且能趕來的人寥寥無幾，年輕的幫廚好友阿奈是第一批回來的。見到我，她一邊抱怨物價飛漲，一邊又難掩重返工作的喜悅——她不僅工資比平日更高，還能暫住小區。她半開玩笑地說：“斯語里有句諺語kufa kufaana，大概意思是，有些人的死成了另一些人的好處。外面的人死了，我也管不著，只要我還有工作……”

話雖冷漠，道理卻不含糊：當下非洲的痛苦與動蕩，其根源仍在生活的不平等；若人人都能安居樂業，事情也不至于演變成暴亂。我不敢自詡能拯救誰，但仍相信并支持人們的韌性。非洲的苦難與危險長期被過度聚焦，足以讓外界輕易將其定格為刻板印象；實際上，人們堅韌樂觀，絕非被苦痛壓垮的模樣。

即便政府未必健全，中年幫廚阿內仍篤定自己的生活有保障——無論是工資還是社保。她是個堅毅的女人，丈夫離世后獨自撫養孩子。她說男人是一種包袱，不愿再婚，還主動承諾一定會抽空讀我借給她的女性主義小說《一封如此長的信》。至于其他人，我最信任的司機好友升任了司機主管；沒能續約的同事陸續找到生計；我身邊那幾個為果腹而翻找的保姆不碰屬于他人的物品……就連小偷也大多膽怯，稱不上滿懷惡意，或許只是被一時的困境迷了心竅。我相信，他們的韌性將引領他們度過難關，而世人也會與他們一道，探索以和平方式反抗不公、改變艱難現實的可能。

周一，總統宣誓就職，網絡恢復，宵禁解除。次日，大雨傾盆，將血跡、廢墟與垃圾的氣味沖刷干凈。暴亂造成的死亡人數眾說紛紜，最少十人，多則“成百上千”。這些數字聽起來很模糊，但凱莉姐姐的朋友就在宵禁期間被誤殺。恐懼仍在蔓延，民眾怒氣未消，但生活總得繼續。人們重新外出，城郊依舊留有暴亂的痕跡，街上仍有手握警棍和槍械的警察與士兵。復工當天，司機發現同事停在小區的車上，一顆疑似從天而降的子彈穿透擋風玻璃，卡在了上面。我想，這一定意味著什么。

朋友路過城郊時，看到工人們正在修繕受損的樓房

回落的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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