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什么是知識分子最害怕的事？

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時的王小波（左二）

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國王把他交給王后處置。王后命他回答一個問題：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這位武士當場答不上來，王后給了他一個期限，到期再答不上來，就砍他的腦袋。

于是，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尋求答案。最后終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頭；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為故事。據說這個答案經全體貴婦討論，一致認為正確，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愛她。”要是在今天，女權主義者可能會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紀，這答案就可以得滿分啦。

我也有一個問題，是這樣的：什么是知識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為經得起全球知識分子的質疑，那就是：“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

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臺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我認為，知識分子的長處只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只有短處，活著沒意思，不如死掉。

丹麥王子哈姆雷特說：活著呢，還是死去，這是問題。但知識分子趕上這么個年代，死活不是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這個倒霉的年頭兒何時過去。假如能趕上這年頭過去，就活著；趕不上了就犯不著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殺的年代，我已經懂事了，認識不少知識分子。

雖然我當時是個孩子，但嘴很嚴，所以也是他們談話的對象。就我所知，他們最關心的正是趕得上趕不上的問題。在那年頭死掉的知識分子，只要不是被殺，準是覺得趕不上好年頭了。

而活下來的準覺得自己還能趕上——當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識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對自己的答案頗有信心，敢拿這事和天下人打賭，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這種不理智。

1969年元旦，17歲的王曉波（后排右二）送朋友下鄉時留影

下一個問題是：我們所說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對此我有個答案，但不愿為此打賭，主要是怕對方輸了賴賬：此種不理智，總是起源于價值觀或信仰的領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國小說家還因作品冒犯了某種信仰，被下了絕殺令，只好隱姓埋名躲起來。

不管此種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總以為，因為某人寫小說就殺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這道命令已被取消，這位小說家又可以出來角逐布克獎了。對于這世界上的各種信仰，我并無偏見，對有堅定信仰的人我還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會導致偏執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詞，很有點說明意義：

跨過大海，尸浮海面，

跨過高山，尸橫遍野，

為天皇捐軀，

視死如歸。

這是一首日本軍歌的歌詞，從中不難看出，對天皇的狂信導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望。一位知識分子對歌中唱到的風景，除了痛心疾首，不應再有其他評價。

當然，信仰并不是總要導致狂信，它也不總是導致不理智。全無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們現在的社會里，無信仰無價值的人正給社會制造麻煩，誰也不能視而不見。十年前，我在美國，和我的老師討論這個問題，他說：對一般人來說，有信仰比無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贊成，后來還是被他說服了。

十年前我在美國，適逢里根政府要通過一個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學在課間安排一段時間，讓所有的孩子在教師的帶領下一起禱告。我聽了就搖頭，險些把腦袋搖了下來。我老師說：這件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這樣嗤之以鼻——沒你想的那么糟。

政府沒有強求大家祈禱新教的上帝。佛教孩子可以念阿彌陀佛，伊斯蘭教的孩子可以禱告真主，中國孩子也可以想想天地祖宗——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禱，這沒什么不好。但我還是要搖頭。

1986年，王小波與妻子李銀河駕車橫穿美國時留影

我老師又說：不要光想你自己！十幾歲的孩子總不會是知識分子吧。就算他是無神論者，也可以在禱告時間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為。這種道理說服了我，止住了我的搖頭瘋：不管是信神，還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總得有點信念才成。

就我個人而言，雖是無神論者，對于無限廣闊的未知世界，多少還有點猜測；我也有個人的操守，從不逾矩，其依據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種信念。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理應不反對別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過分。在學校里安排段祈禱的時間，讓小孩子保持虔誠的心境，這的確不是壞主意——當時我是這樣想，現在我又改主意了。

時隔十年，再來考慮信仰問題，我忽然發現，任何一種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內，如果被濫用，都可以成為打人的棍子、迫害別人的工具。瀆神是罪名，反民族反傳統、目無祖宗都是罪名。

只要你能舉出一種可以狂信而無喪失理智危險的信仰，無須再說它有其他的好處，我馬上就皈依它——這種好處比其他所有好處加起來，都要大得多啊。

現在，有這樣一種信仰擺在了我們面前。請相信，對于它的全部說明，我都考慮過了。它有很多好處：它是民族的、傳統的、中庸的、自然的、先進的、唯一可行的；論說都很充分。

但我不以為它可以保證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簡單，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頸骨折斷：反民族、反傳統、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頭兩頂帽子，分量簡直是一目了然的。就連當初提倡它的余英時先生，看到我們這里附和者日眾，也犯起嘀咕來了。

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紀》雜志上著文，提出了反對煽動民族狂熱的問題。在我看來，就是因為看到了第一頂帽子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說里曾言：“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民族狂熱就是把屠龍刀啊。

余先生不肯鑄出寶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這證明了我對海外華人學者一貫的看法：人家不但學術上有長處，對于切身利害也很驚警，借用打麻將的術語，叫做“門兒清”！

至于國內的學者，門兒清就不是他們的長處。有學者說，我們搞的是學術研究，不是搞意識形態——嘿，這由得了你嗎？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識形態，你的話就是罪狀：膽敢把我們民族偉大的精神遺產扣押在書齋里，不讓它和廣大群眾見面！我敢打賭，甚至敢賭十塊錢：到了這有朝一日，整他準比整我還厲害。

說到信仰，我和我老師有種本質的不同。他老人家是基督徒，又對儒學擊節贊賞；他告訴我說，只要身體條件許可，他每年都要去趟以色列——他對猶太教也有興趣，至于割沒割包皮，因為沒有和他老人家同浴的機會，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個信仰的愛好者。

我相信他對我的看法是：可恨的無神論者，馬基雅維利分子。我并不以此為恥。說到馬基雅弗利，一般人都急于和他劃清界線，因為他膽敢把道義、信仰全拋開，赤裸裸地談到利害；但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對他的評價不低，赤裸裸地談利害，就接近于理智。

但我還是不當馬基雅維利分子——我是墨子的門徒，這樣把自己劃在本民族的圈子里面，主要是想防個萬一。順便說一句，我老師學問很大，但很天真；我學問很小，但老奸巨猾。對于這一點，他也佩服。用他的原話來說，是這樣的：你們大陸來的同學，經歷這一條，別人沒法比啊。

我對墨子的崇拜有兩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縝密，有人說他發現了小孔成像——假如是真的，那就是發現了光的直線傳播，比朱子只知陰陽二氣強了一百多倍——只可惜沒有完備的實驗記錄來證明。

另外，他用微積分里較老的一種方法來論證無窮（實際是論兼愛是可能的。這種方法叫德爾塔-依伏賽語言），高明無比；在這方面，把孔孟程朱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個兒。

其二，他敢赤裸裸地談利害。我最佩服他這后一點。 但我不崇拜他兼愛無等差的思想，以為有濫情之嫌。不管怎么說，墨子很能壯我的膽。有了他，我也敢說自己是中華民族的赤誠分子，不怕國學家說我是全盤西化了。

作為墨子門徒，我認為理智是倫理的第一準則，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識分子的生命線。出于利害，它只能放到第一。當然，我對理智的定義是：它是對知識分子有益，而絕不是有害的性質——當然還可以有別的定義，但那些定義里一定要把我的定義包括在內。

在古希臘，人最大的罪惡是在戰爭中砍倒橄欖樹。在現代，知識分子最大的罪惡，是建造關押自己的思想監獄。砍倒橄欖樹是滅絕大地的豐饒，營造意識形態則是滅絕思想的豐饒；我覺得后一種罪過更大——沒了橄欖油，頂多不吃色拉；沒有思想人就要死了。

索維爾說：“知識分子最大的問題，在于他們時常忘記，自己并不是上帝。”王小波對知識分子的論述，與索維爾十分接近。持圣化構想的知識分子，喜歡構建一整套完美的社會藍圖，認為只要依靠某些組織或強人，就能建成人間天堂，最終結果卻都是災難。

沿著他們的思路，我們不難看出：“圣化構想”不只是20世紀主要沖突根源之一，更是當今世界價值撕裂，秩序失序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要看清這一點并勇敢的指出來，無疑需要孩子般的純真和戰士般的勇氣。

李銀河說：“我常常覺得，王小波就像是《皇Di的新衣》里面那個天真爛漫的孩子，他就在那個無比莊重的卻無比滑稽的場合喊了那么一嗓子，使所有人都吃了一驚，繼而露出會心的微笑。后來，這批人把這個孩子當成寵兒，并且把他的名字當成他們互相認出對方的接頭暗號。”

欣賞王小波才華的人，一定也認得這暗號，在當下的時代，可以再次捧起他的書，重讀王小波。 為此，先知書店誠摯推薦“王小波全集”。李銀河唯一獨家授權并親自校勘全稿，含王小波手稿復印信，識別下圖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

添加：Leonardo201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