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17年一樁普通命案的奇葩判決

01

嘉慶17年（1812年）陽歷十一月，順天府宛平縣史家村北風卷雪，土坯房在寒風中瑟瑟發抖。

而60歲的史靈科站在自家土坯房前，望著院中積雪發呆。

他們史家在史家村本是普通農戶，原有兄弟三人，但命運多舛：

大哥史靈椿早年病故無后；

老二史靈科年過六旬，木訥老實，以種地為生，原配妻子李氏（下稱“老李氏”）早亡，并留下一子，后娶兒媳李氏為妻（下稱“小李氏”）；

三弟史靈魁娶李氏（下稱“大李氏”）為妻后，育有一子，卻先于史靈科病故，其子也沒能熬過冬寒夭折。

家中現存四人：鰥夫史靈科、三弟遺孀大李氏（年近50，無依無靠）、史靈科兒子史從志和兒媳小李氏。

清代女性沒有獨立姓名，三人皆稱“李氏”，僅能以輩分來區分。

02

嘉慶17年農歷九月初十，史靈科因自身無人照料、大李氏孤苦無依，提出同居度日的想法。

他先告知大李氏的弟弟李泳年，李泳年念及姐姐處境，并且認可史靈科為人忠厚，未加反對。

史靈科在征得李泳年同意后，向村內地保杜興報備，杜興作為清代基層辦事人員，負責治安巡查、糾紛調解及官府指令傳達，認為此舉能相互扶持，可減少村中繼養負擔，未加阻攔。

農歷九月十五，史靈科與大李氏正式同居，對外以夫妻相稱。

史從志夫婦卻對此心懷怨恨，認為大李氏分走了家中口糧與父親的關注，本就拮據的生活雪上加霜，雙方頻繁因家務瑣事爭吵，矛盾持續激化，家中氛圍劍拔弩張。

03

嘉慶17年農歷十月二十一日，宛平縣氣溫降至冰點，滴水成冰，土屋內無生火條件，唯一能御寒的是史從志夫婦屋內的熱炕。

大李氏居住的西廂房陰冷潮濕，僅靠稻草鋪床御寒，給她折騰著無法安睡，便向史從志提出借宿熱炕。

一張熱炕容不下四人，史靈科心疼晚輩，又不忍大李氏受凍，揣著單薄衣物前往村外破廟借宿，將熱炕讓給三人。

當晚，寒風呼嘯，大李氏在熱炕頭上很快就睡熟了，睡得香甜安穩。

而史從志夫婦擠在炕梢，史從志因衣物單薄凍得輾轉難眠。

他看著占據熱炕大半位置的大李氏，心中的怨氣和怒火越燒越旺說道：“這老東西本是嬸嬸，鳩占鵲巢成了小媽，平日百般挑剔，如今還獨占熱炕！”

他越想越氣，便要求大李氏適當挪下位，遭其拒絕并挨了罵，心生怨恨，決意殺人。

史從志悄悄推醒自己的老婆，咬牙切齒地說：“這老東西太過分了，霸占著熱炕不讓，不如干脆把她弄死，一了百了！”

小李氏早已受夠大李氏的刁難，當即點頭應允，一場謀殺在黑夜中醞釀。

04

同年農歷十月二十一日凌晨，史從志悄悄從炕下摸出粗麻繩，躡手躡腳走到大李氏身旁，趁其熟睡將麻繩挽成活套，緊緊套在她脖頸上；小李氏立刻抓住麻繩另一頭，夫妻二人合力向兩側拉扯。

睡夢中的大李氏被窒息感驚醒，拼命掙扎，雙手胡亂抓撓，指甲深深抓傷史從志左臉頰，含糊的喊道：“救命！”“救命！”“誰來救救我！”

隔壁鄰居被呼救聲驚動，披衣起床敲門詢問，未見回應。

再敲而詢，屋內呼救聲卻突然戛然而止。

眼見敲門無果，鄰居們果斷撞開房門，只見大李氏直挺挺躺在炕上，脖頸勒著麻繩，沒有了呼吸。

史從志夫婦站在一旁，滿臉驚慌，史從志臉頰上的抓痕清晰可見。

鄰居們不敢耽擱，一邊派人看管二人，一邊火速前往破廟找回史靈科。

隨后，史靈科回到家中見到自己剛娶過門不久的老婆死得如此慘狀，決定大義滅親，與鄰里一起聯名向縣衙報案。

這樁因搶熱炕引發的命案，浮出水面。

05

嘉慶17年，農歷十月二十二日清晨，縣衙接到報案后，宛平縣令帶領衙役、仵作抵達現場勘查。

經檢驗證實：大李氏系頸部受麻繩勒壓導致窒息死亡，史從志臉頰抓痕與大李氏的指甲紋路吻合，麻繩上留有三人指紋，當場逮捕了史從志夫婦。

但史從志夫婦對殺人事實供認不諱，還供出了父親娶小嬸有悖倫理的不法證據。

案件逐級上報，最終送至刑部。

06

清代法律以“身份法”為核心，尊卑有序、長幼有別是定罪量刑的關鍵依據。

刑部在審理時，首先聚焦核心爭議：史靈科與大李氏的婚姻是否合法？

根據《大清律》，大伯子收納弟媳為妻屬“親屬相奸”，屬嚴重亂倫行為，無論雙方是否自愿，均處絞立決。

這一罪名比丈夫殺妻（通常為絞監候）更為嚴厲。

據此，史靈科與大李氏的婚姻被判定無效，夫妻關系不被法律承認。

這一判定直接改變了案件的性質：史從志夫婦殺死的并非法律意義上的“繼母”，而是“嬸嬸”。

所以，大李氏作為史從志的嬸嬸，屬于期親尊長（需服喪一年）；

而小李氏與死者屬大功親（五服第三等，服喪九個月）。

理順了這層關系，刑部擬判：

史從志殺害期親尊長，屬“十惡”之“惡逆”重罪，應凌遲處死；

小李氏殺害大功親尊長，判斬立決；

史靈科犯“親屬相奸”罪，判絞立決；

李泳年、杜興未阻攔違法婚姻，還做其幫兇，違反“不應重律”，各杖責八十大板（折責三十板）。

07

刑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三司會審后，將審理結果上報給嘉慶皇帝。

嘉慶皇帝審閱案卷后，作出了最終裁決，下旨說：

“史從志著即凌遲處死。李氏著即處斬。其史靈科一犯收弟婦為妻，按律本應絞決。但律又載奸兄弟妻和者絞決，原以重倫紀而杜邪淫。今該犯收弟婦李氏為妻時，曾與其弟李泳年商明，并告知地保，核其情節，實系鄉愚不知例禁，并無先奸后娶情事。若與兄奸弟妻者一律絞決，未免無所區別。史靈科著改為絞監候，入于明年朝審情實。嗣后有似此兄收弟妻，審明實系鄉愚無知誤蹈瀆倫之罪者，俱照此案辦理。余依議。”（圣旨中的“李氏”，分別指代死者大李氏與加害者小李氏）。

在裁決中，史從志夫婦的刑罰沒有更改，史從志被凌遲處死，老婆小李氏被斬立決。

而史靈科則因“鄉愚不知例禁”，則從絞立決改為絞監候（死緩），留待次年朝審再定最終刑罰。

至于李泳年和杜興，按照原判各杖責三十板。

這一判決看似網開一面，卻依然沒能改變史家團滅的結局。

漢周：嘉慶后期基本就是躺平了，所有東西都不能變。